父亲李栢筠在满洲里天桥下留影。

1993年的满洲里站。

1993年，满洲里站的站台上挤满了旅客。

1995年，母亲张崇芝与笔者妻子马淑湘在满洲里电报街20号老宅前合影。

1990年，父亲李栢筠（左一）、母亲张崇芝（左四）与大姐李玉珍（右二）、妹妹李玉艳（右一）、弟弟李玉泉（左二）以及家族的孙辈们在满洲里电报街20号老宅水池旁合影。

1990年，父亲李栢筠（中间左二）与大姐李玉珍（中间左三）、妹妹李玉艳（中间左一）、弟弟李玉泉（后排左二）、笔者李玉飞（后排左一）以及家族的孙辈们在满洲里电报街20号老宅前合影。

1994年，父亲李栢筠和母亲张崇芝与外地亲友们在满洲里国门前合影。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消耗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受限于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这些军需物资都由苏联提供，通过铁路转运。为了保证军需物资的正常运输，第一线的火车调度工作变得异常重要，而父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被组织上安排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

为了防范美军的空袭，当时机场的补给工作基本上都在夜间进行，实行严格灯光管制，不许使用信号灯，火车调度靠吹哨子进行沟通。每当父亲讲起这些往事，脸上总是浮现出自豪和骄傲的表情，他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5年6月，由于中国政府接收原来属于苏联的满洲里站宽轨铁路，父亲调转到了满洲里站工作，一直工作到1976年，享受子女接班优惠政策提前退休。

父亲虽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经历过军阀割据时代，也在动荡的伪满洲国生活过，但从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来看，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养成了父亲乐观向上、平和宽容、随遇而安的性格。

父亲是一个爱岗敬业、踏实奉献的人。因为铁路行业实施半军事化管理，所以铁路工作纪律十分严格。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上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几十年来几乎没有请过病假事假，工作中也从未出现过事故。父亲曾经先后在满洲里站宽轨车间4号搬道房和准轨6号搬道房工作过，这两个搬道房都是大搬道房，所谓大搬道房就是房间比较大、道岔也比较多的搬道房，调车组的人员要在这个搬道房休息和用餐。父亲以岗为家，平时一有空闲时间就会打扫搬道房的卫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夏天时父亲还会在搬道房养些鲜花，美化环境。父亲闲来无事时会用废旧机油将道岔擦洗得锃亮，就连我和弟弟去给父亲送饭时也学着父亲擦拭过道岔。养护道岔本是工务段的工作，而父亲不计较这个工作该谁干，只是一味地默默做着贡献。由于父亲爱岗敬业，他所在的班组经常被评为先进集体，他个人也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个人，获得了很多荣誉。

父亲是一个热心公益、助人为乐的人。父亲这一辈子最高的工作职务就是主任扳道员，从我记事起，父亲直到退休就没有升过职，也没有提过薪，唯一的社会职务是满洲里站宽轨车间的工会小组长。那时的工会主要工作不是组织职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而是为家庭经济困难的职工排忧解难。当时，铁路职工出资建立了互助储蓄基金，基金的用途就是接济困难工友，这笔基金由工会小组负责审核、发放。每到开学季或者春节前，父亲都要与工会小组成员一起到困难职工家中走访，了解具体情况，酌情发放困难补助或者互助储蓄借款。我家人口比较多，也符合申请困难补助的条件，可是父亲从未申领过困难补助。父亲总是说：“还有人比我们更困难，他们更需要帮助。”父亲这种谦让的风格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和尊重。

在同事眼中父亲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为了客观地了解和评价父亲，在撰写此文前，我还专门向父亲的老同事了解了他们对父亲的印象。原海拉尔铁路分局局长助理、满洲里站站长孙有利先生回忆起我的父亲时说：“我是1959年进入铁路系统的，参加工作就与李师傅在一个班。我们当时就在宽轨4号闸楼（搬道房）吃饭和休息，李师傅总是提前给我们热好饭，备好开水，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真挚温暖的工友感情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原满洲里站党委组织干部助理纪克成先生对我说：“我是1969年参加工作的，在准轨调车组和你父亲在一个班工作了几年。老爷子是个老共产党员，对毛主席、共产党充满了感情，在他面前我们都不敢说消极和落后的话，否则就会挨批评。”听了纪先生的这番话，我对父亲的认知又提升一个维度，在我的记忆和认知中，父亲在家中从不谈工作和政治上的事，所以在这方面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是个十分勤劳的人，为了我们这些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一直在努力劳动。我家是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七人，外祖母还与我们共同生活，虽然父亲工资较高，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生活压力依然较大，要靠种地、养猪和鸡来改善生活。父母在我家的屋后开辟了近一亩的水浇地，耕种季节时，父亲休班就在菜园中劳作，平整土地、培垄、铲地、搭豆角架等力气活都是父亲来做，看水浇园、对窝瓜花、掐尖、采摘等活都是母亲来做。

父亲还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这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比较少见。父亲酷爱花花草草，除了家中养了很多盆花之外，还在我家的南窗外专门辟建了一个小花园，花园的正中间修建了一个圆形的水池，水池中养了鱼种了睡莲，还在水池周围种了很多种鲜花。花园里的活都是父亲亲自打理，母亲从不染指。每当鲜花盛开之际，左邻右舍都驻足观看。

我家有几株非常漂亮的地瓜花，地瓜花的花蕾很大，花色各异，花期很长，越是接近晚秋越是开得热烈。地瓜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像地瓜一样，但是怕冻，每年上冻前父亲都会把地瓜花的根茎挖出来，埋在我家地下室的土里，待来年春天再栽种。

我家的花园景观在当时很稀有，印象中当时的机关单位都不种花草，会被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情调。除了养花外，父亲还喜欢养鱼养鸟，喜欢带有小山和小亭子的微缩景观以及一些小的工艺品。

父亲从不吸烟，休班时偶尔喝一点酒，听听广播。在我印象中，父亲除了和本车间的工友有些交往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社交活动，现在想来这可能与铁路职工家属集中居住，几乎不与地方打交道有关系。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爱岗、敬业、诚实、本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的母亲张崇芝与我的父亲有几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辽宁海城人，都生于1922年，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母亲之所以成为独女，是因为外祖父的早逝。我外祖父叫张宝东，在我母亲3岁时因痨病去世，我外祖母叫金久龄，1900年出生。其实我母亲上边还有一个哥哥，因病夭亡，就这样母亲成了独女。

我对外祖母家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从外祖母和母亲都识字，并且母亲的嫁妆有金银首饰这些情况来判断，母亲家应该家道很殷实，经济条件上与父亲家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由于外祖母只有母亲一个孩子，母亲结婚后，外祖母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母亲虽然没有工作，但她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是个会过日子的人。我家作为一个多子女家庭，是父亲和母亲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在童年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在吃饱穿暖这方面，我小时候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看到了与我同龄的人写他们童年饥馁困顿的文字，我才惊觉到父母亲的伟大和不易，原来我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虽然我没有挨冻受饿的经历，但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有一些记忆。我记得当时国家给居民的粮食配给都减了量，不够吃的部分用瓜菜替代。我家也是在那时开始做稀饭、做掺菜的窝窝头，但是我家自产的土豆白菜很充足，在吃的方面我没有感受到有多么困难。我还记得曾经跟随父亲和哥哥到五三牧场的麦田里挖田鼠洞，因为在洞中有颗粒饱满、码放整齐的麦粒，两三个田鼠洞里的麦粒就可以装满整整一麻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结束后，我家的仓库里还有满满一大缸的麦粒，现在看来，我的父母一直做着应对长期困难的打算。

□本版图片部分由李玉飞提供，部分来自美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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