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父亲李栢筠和母亲张崇芝在满洲里电报街20号老宅附近合影。

唐王山站。

安平站候车室。

辽宁海城八里河大道村街景。

海城唐王山景色优美。

1982年，家族成员合影。前排：侄子李弢。中间左起：父亲李栢筠、祖母李刘氏、祖父李常香。后排左起：侄女李晓红、二姐李玉玲、大哥李玉奎、大嫂夏桂清。

1970年，我家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妹妹李玉艳、母亲张崇芝、二弟李玉春、父亲李栢筠、大弟李玉泉。后排左起：二姐李玉玲、大姐李玉珍、笔者李玉飞。

2022年是我的父亲母亲诞辰100周年。那一年的中元节，我们家族在祭祀仪式结束后举行了聚餐活动，兄弟姐妹们在餐前搞了一个追思会，回顾了父母的生平往事，大家为父母那一代人的艰辛和不易唏嘘不已。现在大家都已为人父母，对父母将我们抚育成人的不容易越来越感同身受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也越来越浓烈了。在那场聚餐活动上，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有时间和精力一定要把我父母的故事写出来作为永久的回忆。

要写父母的历史，必然从家族的根开始写。2024年春，我怀着寻根问祖的执念去了我家原籍所在地辽宁省海城市。在大叔李栢秋的热情帮助下，我有幸拿到了李氏家族的族谱。我通过族谱和祖辈们口头传下来的故事，结合相关的史料，大体上了解了我们海城八里河大道村村西李家家族迁徙的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李氏家族犹如一叶扁舟，在时代的长河中顺流而下，经历了数次长途迁徙停泊在辽宁海城。据家族老人世代传说，在明朝初年，我的祖辈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被朝廷移民到了山东。明朝政府依据徭役需求，将老百姓分别登记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不同的户籍，并规定不同户籍人群承担不同种类的徭役。我的祖先属于军户，平时种田，战时出征。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出兵30万，征讨元朝镇守云南的梁王孛尔只斤·把匝剌瓦尔密，我的祖先随军出征云南，大军势如破竹，梁王逃离昆明后自杀。战争结束后，明朝政府在云贵交界处建立乌撒卫，我的祖先随后就留在了那里。

乌撒卫位置在现在的云南镇雄和贵州威宁一带，俗称“小云南”。小时候，我的爷爷李常香经常说我们来自小云南。当时我不知道明朝征南和设立乌撒卫的历史，但我坚定地认为，我的祖先们在那个交通主要靠步行的时代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迁徙，不可能是百姓个体的行为。根据那时我掌握的历史知识，联想到清朝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又了解到三藩王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是辽东海州人（现辽宁海城），因此我误以为我的祖先的这次长途迁徙与三藩之乱有关。30年前我到云南出差时，还曾遍寻寺庙古迹，试图寻找与我的祖先迁徙相关的历史遗迹，结果无功而返。

由于明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倭寇在中国沿海的武装走私活动日趋猖獗，与此同时云南梁王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于是明朝建文帝登基之初就将乌撒卫的军屯整体北迁到山东即墨，建立了鳌山卫巩固海防，我的祖先也随之迁回到了山东。

到了清朝初年，由于大量满族人口随清军入关，东北人口大量减少，大量土地无人耕种。为了保护清朝的龙脉，清太宗皇太极在崇德三年（1638年）下令修建柳条边，对柳条边北面的龙兴之地进行封闭保护。但柳条边的南边、山海关的北边，也就是辽东半岛这片土地清政府并未封禁，反而急需人口耕种这片土地。

此时，胶东半岛这片土地已经是人多地少的局面。为了缓解人地矛盾，也为了更好地保护柳条边，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山东沿海的居民整个家族迁徙到辽东半岛。这些优惠政策包括无偿划拨给家族土地、设政设籍、给迁徙百户以上的家族带头人封任县官等。

由于习惯了军屯制度的家族组织性、纪律性都比一般家族强，所以军屯家族大规模迁徙比一般家族更容易。顺治十年，我们的家族就迁徙到了辽宁海城，我们李氏家族的族谱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有了非常详细的传承记载。由此可见，我们李氏家族从山东迁到辽东不是个体自发的闯关东行为，而是国家有组织的移民行为。

辽宁海城距山海关很近，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降水和气温都十分有利于农耕生产。回顾我的祖先们的迁徙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困苦，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已经刻在了我们李氏家族的基因之中。

1922年农历2月19日， 我的父亲李栢筠出生在海城八里河大道村。

大道村在海城颇有知名度，原因一是大道村坐落在唐王山脚下，原因二是哈大铁路（中东铁路的支线）就从大道村通过，现在唐王山站已经与大道村连成了一片。唐王山是一座很小的孤山，民间传说是李世民征东时的驻军之地，当地流传很多关于唐王征东的故事，儿时母亲就经常给我讲起这些故事。

当时的李家是一个未分家的大家庭，当家人是我的曾祖父李广袖，他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李家是一个男丁兴旺的家庭，除了耕种土地外还开设了豆腐坊，温饱没有问题。李家在村中号称五福堂，家中的麻袋、褡裢和一些农具上都有五福堂的标识。因为李氏家族是在清朝早期就移民到了东北，所以我们家族的聚集地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土地资源。由于土地是由国家统一划拨，所以当年迁徙的家庭都属于自耕农。

父亲出生时，祖父已经在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南下支线）参加了工作，工作单位就在紧邻大道村的唐王山站。祖父名叫李常香，祖母李刘氏。当时在南满地区流传这样的民谣：“海关是金饭碗，银行是银饭碗，铁路是铁饭碗”。在铁路工作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父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虽无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的家庭。父亲是长子，也是独生子，听母亲说祖母也曾生育过其他几个孩子，但由于缺医少药都夭折了。

李家对文化教育比较重视，祖父就是因为读了两年私塾粗通文字，所以才成为南满铁路的雇员。南满铁路员工分为雇员和庸员，雇员类似现在的白领。父亲10岁左右上的学，父亲的老叔（我的五爷）比父亲还小一岁，叔侄二人一同学习，读了5年的私塾。读书改变了父亲和五爷的命运，父亲因此考进了南满铁路，五爷也参加了工作，曾任海城县自来水厂厂长。

大概是在私塾练就的功底，父亲的楷书写得非常标准，满洲里站候车室墙上的玻璃镜框里镶嵌的《旅客须知》《购票须知》等宣传告示都是父亲的杰作。儿时我到车站候车室去玩耍时，总要跑过去看上几眼，看到这些宣传告示我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会想起父亲在家里研墨写字的样子，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到春节前夕，父亲都会拿回来不少的红纸，休班时在家里写春联。那个年代没有卖春联的，在我的记忆中，整个车站的春联都被他承包了。

私塾毕业后，父亲在家里务农。1940年4月，伪满洲国公布了《国兵法》，将兵役制度由募兵制改为强制征兵制。年满19周岁的青年体检合格者必须服三年兵役，体检不合格者必须到“勤劳奉公队”服役三年，如果拒服兵役要送军事法庭审判。1941年，父亲成为伪满洲国的首批国兵，服役地点在吉林通化。

父亲当国兵这段经历我从未听他讲过，这段历史给我留下唯一的记忆就是父亲母亲的结婚照，这张照片同多张照片一同镶在镜框中，就挂在家中墙上。我印象中那是一张四寸的黑白照片，当时父亲还在服役中，照片中父亲穿着国兵军服，母亲披着婚纱，由此可见，当国兵在那个历史年代就是寻常的经历。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入党了，显然当国兵的经历并未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不利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父亲曾因为这段当过国兵的经历被造反派抄家，那张父母结婚照也因此被毁弃了，令人非常遗憾。

大概是受到了祖父的影响，1944年，父亲退役后便考进了南满铁路，在安平站做扳道员。安平站是辽溪线上的一个货运站，沿线都是铁矿、煤矿等矿山。当时是伪满洲国统治时期，日本疯狂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所以安平站的工作十分繁忙。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父亲的工作岗位没有变，但是整个世界都和过去不一样了，父亲就是在这时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后，父亲工作积极努力，政治要求进步，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底，父亲从安平站调转到了安东（丹东）刘家堡站。刘家堡站就在刘小园机场（又称东沟机场）附近。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政府在丹东紧急修建了几个军用机场，刘小园机场是其中之一，同时紧急修建机场铁路专用线，这个机场由苏联空军使用。据父亲讲述，刘家堡站是安东至刘小园机场专用线的终点站。

□本版图片部分由李玉飞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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