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线杆被放入柱坑后，并不会笔直地立在坑中，这时就需要人工调整电线杆的垂直度。调整电线杆时，几个人一组手拿大绳、抬杠、抱杆站在电线杆两侧，先听从组长的指挥用抬杠和抱杆把电线杆抬到一定高度，然后拉紧拴在电线杆顶部两侧的大绳。当确定大绳吃上劲后，不断调整大绳的拉力，确保水泥电线杆准确就位。

水泥电线杆的前后位置调整是听从我们队伍里的一位师傅的指挥，水泥电线杆的左右位置调整则是听从站在远处的李贵财组长的指挥。因为水泥电线杆立得正不正直接决定了整个线路是否笔直，所以负责调整水泥电线杆位置的李贵财组长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只要他手中小旗一落，一切就成定局。整个工程结束后，看到笔直的成排电线杆，我对李贵财组长钦佩不已，他的眼力可以说是一绝。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个至今难以忘怀的故事。在安装变电站的避雷针时，由于拴在水泥电线杆顶部一侧的大绳滑脱，把固定在电线杆顶部的避雷针给弄弯了，3米长的避雷针弯曲了近45度。为了把避雷针拉直，大家首先想到的办法是把电线杆放倒，但为了保持水泥电线杆的稳定，我们往2.5米深的柱坑填了不少大石头，想放倒电线杆就要把这些石头挖出来，这个工作难度实在太大。

面对为难的局面，这时燕文起师傅站了出来，他说：“我上去。”工长高志和问：“能行吗？”燕师傅说：“应该行。”在大家的帮助下，燕师傅很快就做好了上杆的准备。他上杆后先把安全带挂好，然后重新固定好滑脱的大绳，确保安全后，他手扶弯曲的避雷针，随即双腿围绕避雷针坐在水泥电线杆的顶部。我屏住呼吸，为他捏着一把汗，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只见燕师傅把随身携带的绳子解开攥在手里，扶着避雷针慢慢地站了起来，把绳子拴在他手能摸到的避雷针的最远位置用力紧固，然后慢慢地坐回到电线杆顶部，最后把绳子甩了下来，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工长高志和大喊着让燕师傅下来，燕师傅却示意让大家开始拉绳，然后他的两腿紧紧地夹住避雷针的根部，双臂把避雷针紧紧地抱在怀中。看着紧抱避雷针稳稳地坐在十几米高水泥电线杆顶部的燕师傅，工长高志和也没有再说什么，随着一声声精准的口令避雷针被一点点地重新拉直，看着坐在电线杆顶部的燕师傅，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避雷针拉直后，只见燕师傅扶着避雷针慢慢地站起来，把避雷针上的绳子解下后又坐回了水泥电线杆的顶部，顺手将拴在电线杆顶部两侧的大绳解下后，燕师傅脸上带着微笑，在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稳健地下到地面。

现在回想起来，燕文起师傅不仅自身技术过硬，更有着超越常人的胆量。想想看，在十几米高空燕师傅整个身体趴在直径只有73毫米镀锌铁管上，这是多么让人佩服的敬业精神，这也是那个年代工人阶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写照。

1970年6月中旬，我听到可靠的消息：矿务局要招工了。招工要求里有一条明文规定，优先招聘已落户的返城知青。

家里人让我以血压高不能骑马为由，到扎赉诺尔矿区知青办提出返城申请。知青办接到我的申请后，让我带着县级医院诊断书和本人的申请材料回下乡所在大队和公社盖章，然后到新巴尔虎左旗知青办办理返城手续。

新巴尔虎左旗知青办在阿木古郞镇，阿木古郞蒙语意思是太平。相传在1927年的春天，时任新巴尔虎左翼总管的额尔钦巴图为改变游牧式的办公方式，特意从北京请来一位先生，两人骑着马走遍了巴尔虎草原的山山水水，为总管衙门选址。一天，两人来到了阿木古郞，那位先生对额尔钦巴图说：“你看那南北走向的沙带多么像一条卧龙。”他又指了指从三八水库到阿尔山一线十来处泉眼上蒸腾的烟雾说：“你看那烟雾，那是事业飞黄腾达的标志，你就在这里建衙门。”于是总管衙门就建在了阿木古郎。这位先生所说的沙子组成的卧龙的龙尾在嵯岗镇以北，龙头就在阿木古郎。

阿木古郞镇距海拉尔有168公里，那时到阿木古郞镇要先坐火车到海拉尔，然后找个旅店住一宿，第二天坐长途汽车才能到。旅途中间，大客车要在吉布胡郎图公社加油，下午才能接着走。前后长达八个多小时的颠簸，傍晚才能到阿木古郞镇，这时政府工作人员早已下班。我在阿木古郞镇没住旅店，饿了就吃点带的干粮，然后在汽车站候车室对付了一宿。

第二天上午我到了知青办，被工作人员告知知青办杨主任下乡拉粪去了。那个年代，镇政府每年都要为在职职工供应一汽车烧火做饭的牛粪或羊粪以及一汽车煤。政府提供车辆，装卸车则由职工科室自己负责，燃料来源职工自己解决，买燃料的钱政府补贴。我问工作人员：“杨主任什么时候能回来？”工作人员说：“不知道。”

一个好心人告诉我：“你可以把申报材料送到杨主任家，只要他老母亲能接收，你就不用管了。”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试一试了。我到商店买了两瓶白酒、两斤点心，敲响了杨主任家的院门。一位山西口音非常浓重、上了年纪的老人开门就说：“杨主任没在家。”我说：“我是外地来的，想请您把材料交给杨主任。”老人接了过去，我顺手把一点心意也交给了老人，老人说什么都不要，随手关上了门。

材料送完也接近中午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阿木古郞镇唯一的一家小饭馆。小黑板上明码标价，馅饼0.13元一张，肉炒洋葱0.5元，其他几个菜也很便宜，我要了5张馅饼和肉炒洋葱。我刚取完馅饼，厨师就在窗口喊：“谁要的洋葱？”我还没到窗口拿菜，厨师接着喊道：“还有别人点菜吗？”服务员说：“没有人了。”厨师一看没有其他人了就对我说：“都给你吧。”说着把锅里的菜都扣在了我的盘子里。原扎赉诺尔矿务局水暖厂纪委书记韩跃礼的妻子家是左旗的，有一次我和韩书记闲聊时说起了我去左旗的往事。韩书记说：“我老岳父当时是那个饭店的厨师，你见到的那个厨师肯定是他。”

此次送材料还有一件事。我在准备回家的前天晚上遇上了6名天津知青，他们也是来办返城手续的。大家都是知青，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因为晚上无处可去，我们就想在新巴尔虎左旗俱乐部过夜，可是俱乐部的更夫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知青人多，更夫也不好硬赶我们走，只是不停地对我们说：“你们不出去我就得受处分。”后来更夫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说：“你们只要同意出去，我请你们到我家里吃面条。”我们忙问：“真的吗？”更夫说：“保证说话算数。”这样我们才同意离开。到了更夫家才知道他是个独身的退役军人，墙上镜框里镶着更夫年轻时穿军装的个人照，还有和战友的合影。那个年代的人家里不可能存有太多粮食，小铁锅一连煮了好几锅面条，七个大小伙子也没吃饱，直到把更夫家里的面条全部吃光了才算完事。现在想想，更夫为了正常完成工作，把七个大小伙子哄到家里，这种牺牲小家维护正常工作秩序的做法现在非常少见了，过去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真是异常认真。此外，借此文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更夫。

1970年7月22日，我收到了新巴尔虎左旗知青办同意返城的证明，23日落了户口，9月15日经过体检后被扎赉诺尔矿务局正式录取。

那次是20世纪70年代矿务局第一次大规模招工，自此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我成为了扎赉诺尔矿务局西山矿反帝立井九一队的采煤工人。我从内心感谢那个年代，感谢政府的工作人员为民办事。

在牧区插队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却是珍贵的锻炼经历，加上我在丹疆中学时连续两次到农村支农劳动的锻炼经历，我全面地了解了农村和牧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农民和牧民的艰苦生活，这些经历让我对农民和牧民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伊和乌拉大队的几位额吉和牧民朋友给予我的爱，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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