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夏天干燥炎热，捡煤这件事变成了一种煎熬，孩子们经常为了抢煤而发生冲突。因为我捡煤少了兄嫂会不给饭吃，所以我抢煤的时候非常拼命，这让我得罪了不少人。在又一次因捡煤发生的冲突中，有个孩子骂我是丧门星，恶毒的语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内心，气愤至极的我不顾一切抓起石块儿朝着骂我的那个孩子扔了过去。由于那个孩子毫无防备，石块儿正击中他的头部，他马上倒在了地上。其他的孩子一哄而散，有的人向我家方向跑去，边跑边喊丧门星打死人了。当时我知道事情闹大了，回家必然没有好结果，于是我决定趁无人阻挡之际尽快逃跑。主意已定，我丢下捡煤工具拔腿往野外跑去，一鼓作气跑出20余里，在那有一个小火车站，恰巧停着一列运煤火车，我偷偷地爬上了煤车，坐着火车到达了沈阳车站。我爬下火车溜进了沈阳市区，成了街头的流浪儿。

在伪满洲国流浪的日子

1932年，日本侵略者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请”了出来，组建了伪满洲国，建都新京（即长春）。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建立的伪政权，实际大权都握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手里。日本侵略者用残酷的屠杀以及所谓的“治安肃正”“集团部落”等恶毒手段镇压了东北人民的反抗，日本政府和垄断财团通过“满铁”等各种机构贪得无厌地掠夺东北资源，侵占农民土地，压榨人民的血汗。同时，日本侵略者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妄图根除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三千万东北人民为求生存每日只能拼命地劳动，过着悲惨的生活。

现就我体会较深的几个问题讲一些实例。

政治上的残酷压迫。我的继父是东北义勇救国军，有一次他们的后勤人员秘密收买了一批子弹，在往山里运送时路过湾甸子村，在我家住了一宿，没想到这件事被二鬼子知道了。我的母亲本来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农村家庭妇女，每天只知道下地劳动和操持家务，但就因为帮了救国军一个忙，日本侵略者就将我母亲抓入监狱，以通匪的名义秘密杀害了。

还有一个实例，是我15岁那年在四平街遇见的。一位农民挑了一担大白菜来市区叫卖，只因他的叫卖声与众不同就触犯了警察，被打了一顿。这位农民是这样叫卖的：“新鲜的中国大白菜，又便宜又好吃，保证是中国味儿。”这样的叫卖声招来了两个警察，走上前来责问道：“你是什么人？”这位农民爽朗地回答：“我是中国人。”一个警察打了农民两记大耳光子后再问道：“你是什么人？”这位农民还是回答：“我是中国人。”之后警察连续打了他三次，打得这位农民嘴角流血。当时旁观的人很多，但谁也不敢上前讲情。最后这位农民被迫地说：“我……我不是人。”这时两个警察不约而同地笑了说：“以后你学着点儿，不能说是中国人，我们这是满洲国，怎么能说是中国人呢？你要说满洲国人。”这位农民只能连连点头称是。两个警察走了之后，众多小商贩围拢过来安慰他说：“光棍儿不吃眼前亏，你怎么敢在警察面前说自己是中国人呢。”农民说：“我不是找亏吃，我是不会说呀！”

经济上疯狂掠夺。除了各种苛捐杂税以外，让我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日本侵略者疯狂开采抚顺煤矿的煤炭，每五分钟从抚顺发出运煤车一列，把抚顺的上等原煤运往日本国内；二是大兴安岭的各种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国内。总之，伪满洲国统治的14年是东北人民经受蹂躏的14年，也是当亡国奴的14年。

1936年的夏天，我被迫流浪社会，过着夜宿街头、乞讨要饭的流浪生活。这是东北沦陷后的第五年，当时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王公贵族、封建地主、资本家、投机市侩和封建把头等寄生虫们，在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的支持保护下残酷无情地剥削劳动人民。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壮劳力也很难混个温饱，我这样一个初离家门的幼小儿童除了沿街乞讨，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所以，我当时流浪在沈阳市区，日间沿街乞讨，夜宿车站、门洞、上下马石或人行道边。

就这样混了几个月后，1936年秋，沈阳市东南郊的浑河洪水泛滥，严重威胁沈阳市区安全，沈阳当局发出紧急告示，招收劳工加速修筑防洪堤坝。

当时沈阳市各中小旅店都住有招工把头，他们挂出了招收劳工的招牌。我认为这是个谋求活路的大好时机，决心成为一名劳工。可是我连续跑了几家旅店都被招工把头赶了出来，我心里痛苦极了，坐在一家旅馆的门口痛哭。这时有位年长的旅馆服务员走了过来，问明原因后指点我说：“你光坐着哭有什么用？你再去福顺客栈试试看，他们那里住的是日本柜头——福井高力组，他们的柜头大，用的人多，像你这样年小力薄的人那里有可能会收留，你去试试吧。”

我按照他的指引找到了福顺客栈，向守门的服务员说明了来意，他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摆了摆手走开了。后来走过来一位年老的服务员，他将我详细地盘问了一番后说：“你跟我来试试看。”说着他将我领进了一个房间。当时房间里有好几个人，他对着一位衣着整洁的人说：“赵把头，你看这孩子无家无业怪可怜的，他想靠劳动混碗饭吃，你就开开恩把他收下吧。”这赵把头反复看了我几眼，翻着眼皮说：“他这么小能干什么，我没法儿收呀。”回过头又对我说：“你不够招工条件，我们不能要，你走吧。”我恳求地说：“你别看我小，我捡煤、挑水、挑土篮都干过。”老服务员又说：“赵把头，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就行行好把他收下吧，也是救活一条命啊！”赵把头为难地说：“这不好办呀，日本人规定的招工条件很明确，假如我把他收下了，一旦被日本人发现不但他要被赶走，连我也得挨打。”老服务员说：“赵把头，你柜头这么大，用人那么多，就不能想办法照顾一下这么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吗？”赵把头思量了好一会儿说：“不是我不想照顾，实在没有办法，假如有个强劳力带领他入招，日本人发现了我也能有话说。”

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中年工人插嘴说：“赵把头，这孩子就算我带领应招的不行吗？”赵把头摇摇头说：“不行啊！你姓李，他姓郭，这怎么能算一起的呢？他才是个12岁的孩子，被日本人发现了我受不了啊。”此时在旁边的招工先生（负责填写劳工名册并记账）说：“李仁良这么一说，我看办法有了。我这儿花名册上有于金河、于少明父子二人应招后又辞退了，现在还没来得及取消报告。于金河，38岁，河北人，与老李相仿，于少明，15岁，比这孩子稍大一点儿。假如老李愿意的话就让他俩顶替于金河父子的名字应招，两者都不必上报，可以直接把他们两人送入工地，可以减少许多手续和麻烦。你们大家看这个办法行不行？”这时，李仁良接着说：“只要赵把头肯收下这个孩子，我同意这个办法。假如不收这个孩子我就另投别处。”赵把头说：“你们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得把名字全改过来，对任何人都得说你们是父子关系，否则被日本人知道我可就没法说了。”李仁良说：“只要你肯收留这个孩子，我就可以把名字改过来，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叫什么都可以。”赵把头终于点了头，同意将李仁良和我一起收留。

这时，那位好心的老服务员一把拉过我，朝着李仁良说：“快磕头，叫干老。”我顺从地磕了头，叫了声干老。李仁良和善地把我拉了起来。赵把头在旁边又说：“这样叫法可不行啊！你们顶替的是于金河父子俩，怎么能叫干老呢？你们都姓于，应改口叫爸爸才行。”我也只好改口叫爸爸了。由这天起，李仁良改名叫于金河，我改名叫于少明。之后我被送上工地成了一员劳工。

在伪满洲国，劳工（又名苦力）是当时社会上最下等的人，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劳工们居住在席棚子和草窝棚，穿的是更生布和麻片儿，吃的是窝窝头和橡子面，每日劳动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一旦得了病无医无药，只能等待死亡。劳工是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人，我就是这些人中幸存者之一。

我12岁跟随于金河加入劳工队伍之后，连续在沈阳修筑防洪堤坝，在四平修筑铁路，在海拉尔修建马路，在牙克石修建公路。1939年秋，于金河说：“现在你已能自己维持生活了，我已离家多年，也该回家了，未来你就自己作主吧。”我把所剩无几的钱都给了于金河，帮助他回了河北老家。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送走了于金河后，我又加入了牙克石伐木工人的行列，进入林区采伐木材。

上一篇 ：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