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苦，青年搏，中年时代处蹉跎。跨入老年意若何？力不从心志难得。光阴逝，路坎坷，但愿子孙少风波。

我命运多舛的一生犹如一杯茶，跌宕起伏中透露着酸甜苦涩。我的青少年时代为了谋生在死亡线上尽力挣扎，终于幸存了下来；思想上较为成熟的中年时代想大干一场时，却因各种原因而无所作为；现在，自然规律决定我的工作生涯到此而止，但我还是想有所作为，留下一些东西，于是便有了这部自传。

不幸的童年

我自幼不幸丧失了亲生父母，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所以我对自己的家庭历史状况一无所知。待我长大逐渐懂事后，才从乡亲们那里一知半解地听来一些我家的部分历史。

据说我尚未出世生父就病故了，到我10岁的时候又失去了慈爱的母亲。我年纪轻轻就没了双亲，所以乡亲们有的叫我梦生，有的称我丧门星。生活的压迫加上过早地失去了父母的关爱，让我养成了极不好的倔强脾气。

我真正了解自己的家庭状况实际上是参加革命后，组织上对我的家庭历史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后介绍给我的，以前我所知道的信息只是某些历史的片段。

我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农历10月24日出生在祖国东北一个小村镇——湾甸子村。家境情况我说不太清楚，据说是个勉强维持生活的普通家庭。

1931年秋，7岁的我刚记事，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我的家乡湾甸子村也被日军侵占了。当时，日军的飞机对湾甸子这样一个农村也实行了残酷的轰炸，全村男女老少痛哭号叫，逃窜到山林里隐藏。可是穷凶极恶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毫无同情心，反而开着飞机紧紧地追逐逃难的人群，打死打伤的无辜群众不计其数。几天之后，人们才敢走出山林重整家园，收殓处理家人尸体。因为很多人家的房屋被炸毁烧光，所以许多人只好逃难于他乡。

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祖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并建起了伪政权。不打仗了，社会秩序便趋于稳定，社会生产恢复正常，学校也恢复了正常教学活动。这一年的秋季，8岁的我被送入湾甸子村小学校开始念书。

我记得当时的小学汉语和日语教育并重，每天都有一堂日语课，日本侵略者企图把我们这些孩子培养成亲日的亡国奴。我在这个学校念了两年多的书，1934年冬，我随堂兄来到奉天省抚顺县千金寨（现抚顺市新抚区大官屯）生活，在千金寨又上了不到一年的私塾。

1935年冬，堂兄家不让我上学了，让11岁的我去捡煤块。1936年夏，12岁的我被迫逃离了那个所谓的家庭，开始在社会上流浪，过着夜宿街头的乞讨生活。当年秋天，在许多善良人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劳工，从此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模糊的家庭概念

“家庭”是个亲切美好的名词，每个人都渴望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家庭”这个词对我来说却代表着痛苦。

我六七岁的时候才记事，那时我和妈妈姐姐三个人相依为命，过着吃糠咽菜的艰难生活。我知道有个当兵的爸爸（继父），可他常年在外，偶尔才回家一次，住上一两天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所以我们父子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感情。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庭。

母亲留给我的印象。我的母亲叫常慧芳，是个农村妇女，没念过书，善于从事各种劳动，我懂事的时候她大约40岁。妈妈慈祥善良、忠厚耿直，但也有脾气，急躁时得理不饶人。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姐弟两人，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艰苦生活，但是我从没见过妈妈唉声叹气抹眼泪，她总是耐心地鼓励我好好念书，待长大成人后有个出头之日。

妈妈于1934年冬被奉天省（现辽宁省）兴京县（现新宾满族自治县）日本警备队以通匪名义逮捕，后秘密杀害。日本警备队带着翻译来逮捕母亲的时候，两个鬼子对母亲连捆带打，母亲一声不吭，只是用眼睛瞪着他们。当母亲发现我没命地哭喊时，她呵斥我不要哭，她还说：“哭有什么用。”

后来我听乡亲们说，妈妈出身贫寒，早年嫁给杨姓商人生了我们姐弟二人。但在母亲怀我的时候，生父就因病故去。母亲20多岁就守寡，迫于生活压力，快30岁的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改嫁到了郭家。

我所知道的继父。我的继父名叫郭海廷，当时大约40岁，原来是东北军的连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所在的部队发生了哗变，组成东北义勇救国军，全军开进了“东山里”（辽东山区俗称东山里），所以继父很少回家，故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据说继父不识字，很少说话，为人粗鲁，这就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

1935年春，继父所在的军队在平顶山同日军交战，继父被日军俘虏，后被日军杀害。

我对姐姐的情况知道的也很少，因为我们一起生活时我还不太懂事。在我记忆里，姐姐的小名叫英子，比我大八九岁，她没念过书，自幼在家帮助母亲干活，为人老实很少说话，妈妈不太喜欢她，时有打骂，姐姐只是默默地哭也不敢说话。

姐姐18岁时嫁给一崔姓的农民，对方的家离我们家有八九十里远。姐姐结婚后，我们姐弟再没见过面。1954年，我回原籍时打听了一下姐姐的情况，才知道姐姐婚后不久因生孩子得病死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姐姐的全部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家庭是我的堂兄家。这个家有四口人，堂兄、嫂子、3岁的小侄女和我。这是一个工人家庭，家里没有存粮，只依靠堂兄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堂兄是发电厂的电气工人，家里的生活水平在工人中算中等，终日吃的是粗杂粮食。

堂兄为人忠厚老实，但很倔强；嫂子为人泼辣、能说善道，家里家外由她说了算。我来到这个家不久便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嫂子经常骂我是个丧门星，当时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家庭。在这个段落里，我用简短的五言绝句对它进行概述：有家不像家，思想怀念它；家庭无温暖，印象更肤浅。

移居煤城与逃离家庭

继父常年在外，1934年春姐姐出嫁后，家里就只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了，就这样我家也难逃日本侵略者残酷的压迫。1934年冬，日本侵略者侵入我国东北地区的第4年，日本警备队的人将我母亲抓走了。

母亲被抓走了，丢下了我这个10岁的孩子，无依无靠的我只知道失声痛哭，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这时邻居们闻声前来相助。邻居尚某（具体名字记不清了）为人正直善良，来我家看了一下情况后，他一边和他的女儿收拾我家的东西，一边耐心地安慰我：“不要哭了，哭也是没有用的，我来想办法安置你的生活。”尚某和他的女儿收拾完东西后关好门窗，将我带回他家居住，尚某还让他的夫人和女儿好好照料我的生活。

我住进尚家后，尚某给我居住在千金寨的堂兄郭文举（继父的侄儿）写信，告知他我家的不幸遭遇，邀他速来湾甸子村商讨我的抚养问题，并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家的家产。我在尚家住了半个多月后，堂兄才来到湾甸子村。尚某与我堂兄商量后，决定让堂兄带我回千金寨，并用我家的家产抚养我。随后，堂兄雇用了三辆马拉雪橇，满载着我家的财物回了家。从此，我成为堂兄他们家的一员。

堂兄郭文举由于独得了我家的全部财物，所以初到他们家时堂兄和嫂子待我非常好。他们想方设法把我送入了学校读书，生活上也是平等相待，吃穿上一视同仁，那时我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幸福的。

但好景不长，大约一年后，兄嫂得知我继父被日军俘虏杀害的消息后，他们对我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兄嫂先是不再让我上学读书了，让我在家照看孩子，继而又以家境困难为由，让我去捡煤块，供应家中烧火，减少买煤的费用。然后逐步在生活上也不平等相待了，开始是不能与他们同桌就餐，后来则是吃他们的残汤剩饭，再后来是剩多少吃多少，不管饱不饱。有时捡回的煤少了非打即骂甚至不给饭吃。哥嫂之间稍有矛盾嫂子就拿我出气，骂我是个丧门星，弄得他们家鸡犬不宁，至此，咒骂已成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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