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干涉军出兵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之前，北洋政府很有可能提前得到了日本政府方面的暗示，否则绝不会默许败逃过国境线的白匪谢苗诺夫部在满洲里安营扎寨，更不会允许谢苗诺夫大摇大摆地在中东铁路沿线城镇招募所谓的“义勇军”。

1918年5月，哈尔滨临时警察总局局长张曾榘在给中东铁路公司督办郭宗熙的呈报中说：“满洲里以北，多数党与谢军开仗，谢军失败被虏。谢军2000余名，内有华人充俄兵者500余名，刻下满洲里以北断绝交通。”因为白匪谢苗诺夫部认贼作父，疯狂屠杀布尔什维克和其拥护者，且手段极其血腥残忍，所以“所有俄国内外人民不论在党与否，均皆反对谢苗诺夫”。张曾榘敏锐地认识到，谢苗诺夫部溃败后进入中国会产生危机，并禀告郭督办道：“谢苗诺夫在满洲里以北，如果失败属实，则俄多数党之势力必日益膨胀，防务必日益吃紧，恐将来不无挠乱之虞。”1918年6月，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电饬海拉尔张总司令准备采取措施，对欲窜回满洲里的谢苗诺夫部布置军队防堵，随时解除谢苗诺夫部武装。当时鲍督军的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此时中日两国政府已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政府敢事先未通知北洋政府就悍然出兵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仅凭鲍督军的一己之力是无法将谢苗诺夫部拒之于满洲里边境线之外的，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谢苗诺夫部在满洲里养精蓄锐。

有日本政府的怂恿，有北洋政府的默许，有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等沙俄残余势力的支持，加上新招募的近2000名新兵，谢苗诺夫顿时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信心满满高调宣布在满洲里成立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

笔者在整理该文稿的过程中，试图通过查找史料搞清楚当年白匪谢苗诺夫部在满洲里的驻地位置和活动轨迹，弄清楚其成立的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的具体位置，可惜查找无果。虽然笔者没有查找到当年谢苗诺夫部在满洲里的活动轨迹，但谢苗诺夫部在满洲里从事反苏活动的历史记载是毋庸置疑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1918年9月，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指示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荒木贞夫迅速与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取得联系，并要求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的部队全力配合日本干涉军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作战行动。

1918年，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时，苏俄红军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部队数量极少，绝大部分部队为地方游击队。苏俄红军除了人员少外，军事装备也很差，后勤补给也跟不上。当时的西伯利亚铁路除乌苏里和阿穆尔两段铁路外，其余部分均被反苏维埃势力所控制。

日本干涉军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时，苏维埃政权和苏俄红军在各个方面都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根本无法与日本干涉军和白匪谢苗诺夫部抗衡。在谢苗诺夫部的配合下，日本干涉军的行动一开始有势如破竹的感觉，相继攻下了苏俄远东的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等重镇，攻占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地区。1918年底，日本干涉军扶植的谢苗诺夫傀儡政权开始控制这些地区。

1919年底，苏俄内战接近尾声，而协约国内部也变得矛盾重重。此时的苏俄红军不仅有能力支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游击队，正规部队也开始向驻扎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美国和日本干涉军逼近。本来英国政府还想向美国施压，让美国政府扩大对苏维埃政权的干涉力度，但此时的美国政府感到大势已去，于是决定撤军。美国干涉军撤离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干涉军在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更加自由，很快就完全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1920年1月，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从西伯利亚撤军，然而日本政府不但没有撤军，反而又从日本本土调第十三师团经满洲里进入西伯利亚。

尽管日本干涉军在孤军奋战的形势下还想最后一搏，但其面对的战场环境却在日益恶化。随着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的远东共和国在乌丁斯克的成立，整个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被构成了一个缓冲区，阻挡了日本干涉军向西伯利亚纵深进犯的步伐。1920年4月，苏俄红军与日本干涉军在赤塔周边地区先后进行了近20次战斗。在战斗中，苏俄红军频繁出动战斗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日本干涉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由于苏俄红军势如破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人民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给日本干涉军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此外，此时日本国内也矛盾重重，日本干涉军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这几年时间里，日本政府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利益，反倒花费掉了数十亿日元，造成数万官兵伤亡，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威望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迫于国内外的多重压力，日本政府最终不得不于1922年10月从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全部撤兵，而白匪谢苗诺夫部建立国家的想法也随之流产。随着日本干涉军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撤离，谢苗诺夫部在苏俄红军的强劲打击下溃不成军，绝大部分部队战败后进入库伦地区。

日本干涉军和白匪谢苗诺夫部在与苏俄红军的交战中处于颓势后，谢苗诺夫部开始另谋他路，与外蒙古的叛乱分子相勾结攻进库伦地区，中国的镇抚使陈毅等人被迫退出库伦地区。谢苗诺夫部在溃败之际夺取库伦地区的原因有两个：一、谢苗诺夫是日本政府培养和选定的助推其实施“满蒙”战略的代理人之一。台湾蒙古学专家札奇斯钦在《谢苗诺夫与泛蒙古运动》一文中指出，谢苗诺夫是外贝加尔省的布里雅特蒙古人，曾任库伦沙俄领馆的卫兵，他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后，想利用布里雅特人对于自治的要求把蒙古各部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1919年3月，谢苗诺夫曾在赤塔组织召开过大蒙古大会，宣称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国”。但由于当时库伦地区并没有派员参加，此举也没有得到各协约国的支持，一场建国运动终变成一场闹剧。尽管屡屡碰壁，谢苗诺夫依然是一个狂热的“泛蒙古主义”倡导者，谢苗诺夫率其匪部联合叛乱分子攻入库伦地区确有实践“泛蒙古主义”的意图。二、由于日本干涉军和白匪谢苗诺夫部在以赤塔为中心的战场上已经处于绝对颓势，不得不选择退出战场，跳到外线伺机对苏维埃政权和远东共和国发起进攻。此时的北洋政府正忙于国内军阀混战，对在日本政府怂恿下的谢苗诺夫部和叛乱分子入侵我国库伦地区的举动竟然置若罔闻。

苏维埃政权和远东共和国为了彻底消灭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派出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对白匪谢苗诺夫部发动总攻。谢苗诺夫部被苏俄红军所击溃，残部最后只好又逃到满洲里。

1922年前后白匪谢苗诺夫部究竟还剩多少残兵败将，说法不一。有资料记载，谢苗诺夫部从库伦地区逃到满洲里时全部人马加起来已不足千人。但也有资料说，此时溃逃到满洲里的谢苗诺夫部尚有4000人之多。笔者认为，最后溃逃到中国边境地区的谢苗诺夫部有4000多人的说法可能是属实的，因为有资料说，北洋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曾采取围剿、堵截、驱逐、引诱等办法，最后在满洲里、珲春等边境地区解除了谢苗诺夫部2.3万人的武装。如果当时真的解除谢苗诺夫部武装有2.3万人的话，那么当年盘踞在满洲里一线的谢苗诺夫部残部有4000余人的说法可能性极高。历史上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北洋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的统计数据是否在虚张声势？不得而知。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历史上的北洋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不仅从未彻底地解除过谢苗诺夫部的武装，而且还曾多次给谢苗诺夫部提供一定的援助。

逃窜到满洲里的白匪谢苗诺夫部为了生存，同时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感，不时地对中东铁路沿线进行抢掠，还时不时地越过边境线向满洲里对面的苏维埃地方政府和集体农庄发动不同规模的进攻，苏俄红军面对这种情况不断派兵追剿，故而出现苏俄红军越过边境追击谢苗诺夫部的行为。

黑龙江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曾为维护中国边境治安，派员与苏俄红军代表在中苏边境的马碟子等地进行会晤，以阻止苏俄红军因追击白匪而越境进入中国。苏俄红军代表在答应我方代表所提出要求的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将白匪谢苗诺夫部驱逐出境或解除武装。双方代表几经磋商并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苏俄红军不得侵入中国边境地区，中国军队不得赞助谢苗诺夫部。例如，1918年3月苏俄代表曾在马碟子车站会晤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部参谋黄鸾鸣。黄鸾鸣提议苏俄红军对白匪谢苗诺夫部停战20天，中国方面向对方许诺三个条件：一、不放谢苗诺夫部人员进入苏俄境内；二、恢复苏俄客运，谢苗诺夫部不得干预路务；三、双方恢复电信。

虽然中苏双方通过会晤达成共识，但北洋政府却没有遵守承诺，北洋政府担心革命思想会影响到中国，于是干脆下令封锁满洲里、爱辉、绥芬河、东宁、虎林、图们等地的国境线，关闭中苏间的交通运输。苏维埃政权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北洋政府多次发出照会，要求北洋政府对白匪谢苗诺夫部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其活动，并请求北洋政府同意苏俄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与中国正规军共同剿匪，但均遭到北洋政府的默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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