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这件事，在当时遭到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强烈反对，但北洋政府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有人说中日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北洋政府牵制日本政府并借此掌握其军事行动的一种主动措施。有人说签订共同军事协定是北洋政府被日本政府诱骗的结果，其实不然。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共同军事协定，从本质看来无非是一种互相勾结和利用，北洋政府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换取军阀政权的苟延残喘，日本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则赚得盆满钵满。日本政府在出兵满洲里前进行一系列试探，精准拿捏住北洋政府不敢动用武力对日本政府的行动进行干涉的心理，故而才毫无忌惮地出兵满洲里，才敢动用武力抢占中国守军军营和抢占中东铁路的护路权。

北洋政府面对来自国际国内舆论压力时，先是感到十分愕然，一再解释此事与北洋政府无关，绝非共同军事协定认可的行为。但在强势施压的日本政府面前，北洋政府最终也不得不接受现实。

日本政府突然出兵满洲里引发国际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也使昔日的边陲小城满洲里于20世纪初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焦点。

满洲里成为日本政府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桥头堡。日本政府向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出兵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当英法等协约国成员邀请日本政府向苏俄境内派遣干涉军时，日本政府便迅速进行战争动员，组建了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并于1918年8月2日发布《西伯利亚出兵宣言》，对外宣称自己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在帮助苏俄稳定局势，保护日本侨民，并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干涉苏俄内政，一旦苏俄政局稳定明朗就会立即撤兵。

日本政府发表的对外宣言不过是在为自己的侵略行径加上一块遮羞布而已，其所作所为完全是另一码事。其实，日本政府在尚未出兵满洲里之前就已经在我国哈尔滨秘密创立了日本军事代表团，招募白俄间谍秘密派往苏俄，为谢苗诺夫匪部提供补给和装备。1918年2月，日军派出先遣部队通过中东铁路秘密到达我国满洲里。1918年11月，沙皇俄国原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宣布在西伯利亚成立临时政府，日本军事代表团便立即与白卫军取得联系。日本政府发布《西伯利亚出兵宣言》后更是高调承认，位于鄂木斯克的高尔察克政权是复兴沙皇俄国的核心。

在日本政府发表出兵“满洲”宣言之前的8月11日，日本干涉军先头部队第十二师团主力率先在海参崴登陆，派遣军司令部于同月18日到达，在海参崴建立大本营，指挥在远东的全部军事行动。日本政府发表出兵“满洲”宣言之后的8月14日，日本参谋本部急调驻守“南满”长春的日军抢占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出发乘坐中东铁路专列开进满洲里。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协约国集团决定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之时，原沙皇俄国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狄米特里·列奥尼德维奇·霍尔瓦特，作为沙皇俄国残余势力的代表人物，极度地仇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勾结和网罗沙皇俄国残余势力妄图推翻新生苏维埃政权。霍尔瓦特宣布在哈尔滨成立全俄临时政府，继而又宣布中东铁路独立。

霍尔瓦特与白匪首领谢苗诺夫相互勾结，为出兵我国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日军提供运输便利，大开方便之门，日军通过中东铁路向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运送兵员和军事物资。当时日军以每日3列列车（每列35节车厢）的发车量向满洲里运兵。

由于大量日军迅速向满洲里集结，日军虽抢占了我国守军的营房，但仍有部分日军只能在满洲里站附近露营，有照片记载日军在满洲里站前搭建临时炉灶和围着炉灶吃饭时的场景。这说明当年来到满洲里的日军数量之多不仅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更超出当时满洲里的实际安置能力。

1918年时满洲里还仅是一个边境小城镇，本地人口数量很少。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满洲里约有 4万人，其中俄籍人口高达3.5万余人，占全部人口的85%，而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等加起来才将近5000人。由于当时的满洲里居住人口较少，又主要是俄籍人口，再加上那时的满洲里又没有工厂和大型活动场所，所以可以用来临时让日军居住的房子极少，蜂拥而至的绝大部分日军只能搭建临时帐篷进行露营，还有一些日军只能在中东铁路各车站临时安置居住。

满洲里东大营被日军抢占之后，1918年8月19日，博克图和兴安岭各车站也均被日军抢占驻守。1918年9月初，日本干涉军完成全部集结，遂兵分两路对苏俄发起攻击，其中第十二师团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发，沿乌苏里铁路向北进攻远东水陆和铁路交通重镇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原驻扎在我国“南满”地区的日军第七师团和刚刚到达满洲里的第三师团以满洲里为基地，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直逼赤塔。

日军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向北攻击，一路势如破竹，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抵抗。日军先后攻占哈巴罗夫斯克、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和斯沃博德内。1918年9月22日，各路日军在斯科沃罗季诺附近会合，然后迅速向西伯利亚腹地进发。到11月，日军便控制了俄国远东地区的所有港口，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自赤塔以东沿线所有的车站和城镇，势力直达贝加尔湖以西，占据了西伯利亚广阔的土地。

日本政府为了实现长期独霸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目的，在声援和支持原沙皇俄国军队演变而来的高尔察克白卫军的同时，还重点扶持了一个类似伪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即由哥萨克白俄匪首谢苗诺夫所主导的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日本政府期望通过操纵这个傀儡政府控制从苏俄贝加尔湖到满洲里的广阔土地，成为武装干涉苏俄各个列强中获益最大的一个。

日本政府与北洋政府签订的共同军事协定中有一个约定，日本政府邀请北洋政府共同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协议签订完之后，日本政府不仅没有邀请北洋政府一道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反而对北洋政府提出的共同出兵之请求百般阻挠、置之不理。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凭借共同军事协定，在未向北洋政府通报的情况下就擅自出兵中国哈尔滨和满洲里，并根据日本政府的实际所需随意解释共同军事协定。日本政府的做法证明，他们挟北洋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的真实目的之一就是，为日军在中国“北满”地区集结兵力、筹集军需、利用和控制中东铁路创造必备的条件。

据有关史料记载，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曾大批涌入我国东北北部，并在哈尔滨设立指挥部，抢占营房，擅自在江桥等处设立岗警18处。在哈日商三井洋行负责包办日军军粮。到1918年末时，在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日军总数达到11.9万人之多，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中东铁路和满洲里转运过去的。

1918年8月，署理滨江县知事张曾榘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近查日军抵满洲里者不下五六千人，驻哈埠（哈尔滨）者计有六七百人，沿站分驻者二三十名不等。查此项日军势同我国防守边疆，足见奸猾，我国受害匪浅。近如满洲里中日军队冲突，实被故意寻衅，借口驱逐我军出境，而侵入哈尔滨的日军则遍街滋扰，逞威惹事。”此时的日本政府凭借握在手里的共同军事协定，凭借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欺诈和强权手段，不仅抛开北洋政府出兵满洲里，且在我国“北满”地区亦如入无人之境。

日军在中国主权的土地上发行日本军票，用以支付其驻军满洲里和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军费。日本政府曾指示，此次出兵西伯利亚在中国“北满”地区主要投放和使用朝鲜银行券，如果朝鲜银行券流通困难或印刷不及时就使用日军军票。

日军军票不是法定货币，发行时没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且日军军票连本国发行的日元都兑换不了。说白了，日军军票实际上就是废纸一张。尽管如此，日军军票却成了日本占领中国“南满”地区后用于掠夺被占领地财富的重要手段。笔者在整理《回眸满洲里开埠之历史》一文时，曾收集和阅读一定数量的史料，发现在1918年前后满洲里的市场上确见有日本军票，但持有者多为在满日商，俄商和华商很难搞到日本军票，故而日本军票的流通面很窄。但当时由日本政府控股并由日本人直接掌控的朝鲜银行所发行的朝鲜银行券（朝鲜金票），在满洲里市场上有一定的流通量。由于朝鲜金票在当时的商人心目中属于硬通货，主要是在商人之间流通，故市面上并不多见。

在中国境内的市场上投放和使用日军军票，无疑就等同于日军在向日本商人和中国老百姓“打白条”，是一种赤裸的强盗行为。然而北洋政府对日本政府这种强盗行径竟熟视无睹，任其所为。

根据史料记载，当年的日本商人对日军投放的日军军票的金融属性是清楚的，在击鼓传花的过程中，日军军票最后花落谁家，谁家就要倾家荡产了。虽然日本商人对此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敢不接受日军军票，因为拒不接受者就会被扣上反战的帽子。当然，也有很多狂热的日本商人认为接受和使用日军军票是一种爱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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