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约国集团决定出兵武装干涉苏俄，恰好给野心勃勃、蠢蠢欲动的日本政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最初，日本政府欲说服协约国集团委托日本政府单独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日本政府的图谋立即就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既不同意日本政府单独出兵，也不同意将联合派遣军的指挥权交给日本政府，同时还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派出更多数量的军队。美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既需要日本政府配合协约国集团出兵苏俄，又要防止日本政府借出兵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之机，迅速扩大日本在“满蒙”和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势力。尽管日本政府的行动一再遭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和牵制，但仍然阻止不了日本政府借机向中国“满蒙”地区和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进行扩张的野心。

日本政府深知，要想顺利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实现其霸占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目的，就必须取得派兵进驻中国“北满”地区的合法依据，这样才能不受他国阻挠，利用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进行侵略行动，并利用中东铁路运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因此，日本政府需要同北洋政府缔结一个军事协定，建立起牢固的日中同盟。

在建立日中同盟后，日本政府就可以正大光明地以协同作战为由取得向中国境内派兵的自由权利，最终实现其窃据“北满”地区，霸占整个东三省和蒙古地区，远征西伯利亚，囊括整个东亚大陆的野心。此外，在建立日中同盟后，日本政府还可以用“相互支援”为名参与编练中国军队，控制和掌握中国的军火工业原料，并力求握得中国之中央军权。

根据这样的谋划，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邀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协定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1918年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难道北洋政府真的糊涂，不知道日本政府这一系列操作是图谋不轨吗？其实北洋政府的领导者段祺瑞是知道的。关键是此时的北洋政府急欲通过日本政府取得一笔贷款（西原借款）用来武装自己的军队，并弥补北洋政府的财政亏空。也就是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表面上看是为了互助互惠，实际上是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换取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政府掐住了北洋政府的命脉，说是威逼也好，说是利诱也罢，总之，日本政府非常顺利地就签订了共同军事协定，为日本出兵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日本政府曾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和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加快帝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与北洋政府所签订的共同军事协定既不是为了共同御敌，也不是为了协同作战，其真实目的从近期看是为了取得出兵进驻中国“北满”地区的合法依据，从远期看是为侵占我国“北满”乃至“满蒙”地区做必要的铺垫。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忍不住要发问，此时的北洋政府国力式微，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主权不保，怎么还有心思跟日本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呢？怎么还有心思同日本政府一道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呢？对此有史学家评价道，北洋政府之所以要与日本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并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有这样几点考虑：一是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是北洋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必然产物。段祺瑞于1917年以国务总理的身份重新执政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南北分裂、府院不和。孙中山在南方建立革命政府，谋求统一中国，段祺瑞则欲武力消灭之。在北洋政府内部，黎元洪下台后，继任总统的冯国璋并不支持国务总理段祺瑞用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在政府内部的斗争中，段祺瑞并未取得优势。1917年11月，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专任参战督办，掌管军事和外交。正是在这一时期，段祺瑞从日本政府获得了贷款。共同军事协定的签订和日方贷款的获得有着直接联系。二是北洋政府有明显的投机心理。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先生认为，北洋政府已经参战世界大战一年时间，但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而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来可以在和会上争取到一些利益。另外由于俄国爆发革命，国内局势混乱，北洋政府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绝好的收回近年来为俄所夺“满蒙”之权利的机会，甚至天真地认为有可能借此机会收复旧日被割让的土地。三是北洋政府对外宣称与日本政府所签订的共同之军事协定是为了“保护华侨及本国驻俄境之官署所”。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所签订的共同军事协定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以攻为守，借此来遏制日本政府对我国“北满”地区的觊觎和侵略。此种无稽之谈听起来让人啼笑皆非。

《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对北洋政府来说并未换来预期的中日双方在军事等方面平等合作的局面，换来的却是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的蔑视，在军事上对中国的进一步控制。所谓共同军事协定的解释权和执行权悉数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何时启动协定、怎样启动协定都取决于日本政府，而北洋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日本政府在出兵苏俄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同时，在预先没有通知北洋政府的情形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哈尔滨，并通过中东铁路专列运兵进入满洲里。

时任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于1918年8月11日收到哈埠督办电文：“日于崴部（海参崴）出兵外，另由南满派兵五千赴满站，不足则以驻韩军队补充，用意在保护侨民，援助赤军”。对于日军在黑龙江省督军不知晓的情况下，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鲍贵卿深感不安地说：“乃我国日言筹备，迄无办法，而日军已先发制人，从此喧宾夺主，边地无宁日。”故鲍贵卿发电报请外交部迅速提出应对之法。直到8月15日，日本外务省才对大规模调兵至满洲里一事发表声明称，调动军队的目的是镇压威胁，保护侨民。日本外务省还对此次调兵之举有以下言论：“经与中国政府商议，始行发运，与此前之对俄出兵宣言意义不同”。“当视为军事协约之行动”。日本外务省的声明不仅将抛开中国单独出兵苏俄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还为单方面出兵满洲里找到了借口。

日本政府出兵满洲里一事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美国政府对中日事先未就此事予以通告表示强烈不满。驻美公使顾维钧来电询问此事，外交部回电顾维钧说：“日本政府出兵满洲里并未与中国政府商酌”。“现正筹划，尚无头绪”。由此可见，此时的北洋政府对日军进驻满洲里的既成事实感到茫然无措，因为北洋政府根本就没想到筹划已久的共同军事协定一开局就如此被动。为了应对这突发之变局，无奈之下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急派王景岐等人赶赴满洲里办理所谓外交事宜。上述情形皆已说明，事态的发展尽在日本政府的掌控之中。北洋政府根本不知道大批日军已通过中东铁路专列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满洲里，对日军抢占中国护路军军营和擅自闯入满洲里车站妄图取缔在此值守的中国军队这些事也毫无准备。所谓紧急派人赶往满洲里办理外交事宜，无非是北洋政府的掩耳盗铃之举罢了。

日军进驻满洲里是否获得中国政府之应允这件事，演变成为一个重大的外交问题。尤其是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格外关注，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日本政府借此机会扩大在中国境内和苏俄境内的势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在国际上说明，日本政府出兵满洲里确实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允许，换句话说就是北洋政府根本就不知道日军进驻满洲里这件事情。然而此时的日本政府却倒打一耙说“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始行调遣”。

北洋政府虽然通过外交途径竭力披露日本政府真面目，但日军在满洲里驻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奈之下北洋政府最后不得不承认现状，剩下唯一的期望是通过共同军事协定来约束日军的行动。然而此时的北洋政府正集中精力对付西南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想且也无兵可增派至满洲里监视日军的行动。

日军出兵满洲里之后，北洋政府既没有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对日军进行必要的监管，也没有能力制约日军的行为，进驻满洲里的日军就如同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为所欲为，甚至比在本国国土上还自由自在。日军进入满洲里后先是武力抢占我国守军兵营，接着就在满洲里相继设置了旅团司令部、兵站司令部、车站司令部、陆军医院、通讯所、邮便所等，迅速地完成了后续大规模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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