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笔者在整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满洲里市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初探》一文时，有一次前去王铁樵先生的工作室与他探讨满洲里俄式老建筑相关问题，看到了王铁樵先生在几年前通过拍卖渠道收集到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幢砖砌建筑，该建筑风格极度夸张，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我们对俄式建筑风格以往的认知。

王铁樵先生颇有些兴奋地对我说：“刚刚拿到这张老明信片时，我曾怀疑照片上的俄式建筑是不是当年咱们满洲里的老建筑。但照片标注为‘西比利亚国境满洲里兵站支部’，中央门斗悬挂有‘满洲里兵站支部’竖幅匾额，这肯定是满洲里的建筑无疑，但这幢建筑究竟在满洲里什么位置当时还是个谜。”

王铁樵先生接着说道：“破解谜题的关键在于我不久前得到的第二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同一建筑旁被标注为‘满洲里一道街兵站司令部’。第二张明信片上的文字说明这幢建筑在一道街，通过分析明信片上二层石头楼、街口六角楼建筑的位置信息，我明晰了当年‘满洲里兵站支部’这幢砖砌建筑的具体方位。此外，第二张明信片是以1918年日本武装干涉新生苏俄政权为主题的一组明信片中的一张，牌匾‘满洲里兵站司令部’上端标明‘临时’二字，可以揣测‘满洲里兵站支部’设立时间可能在这张照片拍摄时间之后。”

笔者一边认真聆听王铁樵先生的讲解，一边仔细地观察和揣摩这两张老照片上的俄式建筑。忽然，笔者猛然地想到这两张照片上所记录的俄式建筑不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巴洛克式风格建筑吗？有道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走遍满洲里道南道北寻觅不到的建筑，竟在老照片上找到了。

接下来，我们的研究方向又从建筑风格转到建筑物的用途之上。仔细观看照片上的文字和照片上所记录的人物，很显然“西比利亚”指的就是“西伯利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照片上的士兵竟然是日本兵。那照片上的“西比利亚国境满洲里兵站支部”和“满洲里一道街兵站司令部”又是什么历史概念呢？在此之前笔者只知道满洲里在历史上曾遭受过日寇的残酷统治，侵华日军曾在满洲里设有“宪兵队”“特务机关”“国境警察队”“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铁道警护团”等机构，却不知道满洲里历史上还曾设有日军“兵站支部”和“兵站司令部”。对满洲里历史颇有些研究的王铁樵先生说，这两张老照片上所记载的“兵站支部”和“兵站司令部”就是当年日本政府出兵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地区时在满洲里所设置的相关机构。

于是，根据王铁樵先生所提供的重要线索，笔者经过一番史料查询，方知道当年的满洲里曾有过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原来在1918年—1922年间，英法意美日等协约国曾以保护居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境内的本国侨民为由，武装干涉新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内政。协约国集团先是声援和支持以高尔察克、邓尼金为首的白俄武装向苏维埃政权发起大规模进攻，还策划“捷克军团”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发动武装叛乱，紧接着英法美意四国联合部队4万多人在苏俄北部的摩尔曼斯克登陆，同时美日两国又磋商决定各自派出7000人规模的干涉军进驻苏俄远东地区。

协约国集团在出兵武装干涉新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由于协约国内部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协约国集团始终没有在武装干涉苏俄的大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也没有制定出进攻苏俄的统一作战计划，因此并没有对新生的苏俄政权构成致命的威胁。但协约国集团中的日本政府不仅积极配合协约国对苏俄新生政权的武装干涉，竟还不顾美国等国的反对，悍然大举出兵我国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地区，前后总计出兵达10万人之多。

日本政府出兵我国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地区应该说是策划已久的事情。协约国集团决定出兵武装干涉苏俄新生政权，妄图将苏俄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这一决定，恰好给了日本政府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一个绝佳的机会与借口。日本政府为实现其霸占我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故而在出兵我国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地区之前，通过诱迫等卑劣手段迫使北洋政府于1918年5月先后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该“共同防敌”之协定，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可以使用中东铁路；日军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兵声援；作战期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和军需品。日本政府妄图通过同北洋政府签订的共同军事协定，让北洋政府成为日本政府的傀儡，为其实施对外侵略与扩张和妄图吞并我东北地区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北洋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无非是借此来获取日本政府的贷款支持，以此来维护其军阀统治，支撑其国内军阀战争。

日本政府同北洋政府签订共同军事协定后，日军就可借口共同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占用中国各项军事设施，而北洋政府当局则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可以说，日本政府同北洋政府间所签订的军事协定，不仅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东三省北部，并妄图攫取中东铁路权益提供了依据，还为日本政府1918年9月悍然出兵我国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地区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笔者在翻阅这段历史资料时发现，当年日本政府在出兵我国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地区之前，就已经通过经济手段轻松地搞定了北洋政府，而北洋政府也几乎完全是按照日本政府构想签订的军事协定。按照该军事协定，北洋政府作为武装干涉苏俄新生政权的协约一方，是要同日本军队一道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但该军事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就完全将主权国的北洋政府抛在一边，在事先未与北洋政府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擅自利用中东铁路出兵满洲里，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直至日军侵入满洲里之时，北洋政府和东北行政衙署竟浑然不知。作为入侵者的日军根本不把中国的主权当回事，大部队擅自开进满洲里不说，还在满洲里火车站设立岗警，甚至抢占我国边防守军的军营，并策划武装冲突。

日本政府悍然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堪称穷兵黩武，为筹集军资，日本干涉军在我国东北地区大肆发行日本军票，将其侵略行为所形成的巨大经济包袱转嫁到我东北地区老百姓的身上，使本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日本干涉军入侵之初，这些毫无兑换保证的日本军票只限在日本军队和日本企业之间、日本企业与日本企业之间进行流通。但随着日本政府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人数激增，军费支出巨大，随即日本政府将日本军票包装成可在我国东北地区市场上流通的“硬通货”，流入东北各地市场购买物资，最终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庞大军费支出硬是被摊派在东北老百姓的身上。无论是从“南满”地区派遣到满洲里并通过满洲里国境前往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日本干涉军，还是从日本本土调遣一路来到满洲里的干涉军，他们手持日本军票，所到之处疯狂抢购粮食、煤炭和一应战略物资，故而在日本政府出兵我国满洲里和苏俄西伯利亚地区这段时间，我国东北地区出现物资持续紧缺和物价飞涨的情况。然而，北洋政府和东北行政衙署则对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熟视无睹。

日本政府不仅将满洲里当作其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桥头堡和重要的兵员、军需物资转运基地，还将满洲里打造成豢养哥萨克白匪根据地，同时还将满洲里视作其一旦搞定苏俄西伯利亚地区后，掉转枪口霸占中东铁路，吞并我国“北满”地区，进而霸占我东北全境的跳板和阵地。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昏聩的北洋政府就如同瞎子和聋子一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东北奉系军阀派驻满洲里等地之守军虽有抵抗但最终也无济于事。而此时的呼伦贝尔正处于社会动荡状态，自顾而不暇，此时的日本政府坐拥“南满”地区，觊觎“北满”地区，然我国上下衙署胥吏任倭寇在我国黑土地上为所欲为。

中东铁路的修筑为沙皇俄国掠夺我东北地区资源、进入太平洋和更广阔的国际区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有人曾形容说，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连接之后就像一条钢铁输送带，使俄国找到了一条不可遏制的向前飞奔的路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中东铁路的修筑确实客观地改变了东亚区域的利益格局，不仅引起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觊觎，更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日本政府认为，沙皇俄国控制下的中东铁路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最大障碍，也是其妄图攫取我国东北利益的直接障碍。所以，从1903年中东铁路修筑开通至1935年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的这30多年时间里，中东铁路一直是俄日之间矛盾和争斗的焦点。

日本政府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最初设定的目标是想在那里建立一个缓冲国，即在日本军队的扶植下建立起的一个独立于苏俄欧洲部分的特殊地区。日本政府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与其说是为了防止苏维埃红色政权与日本本土发生直接接触，还不如坦诚地说就是想借苏俄国内混乱、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权力空虚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不外乎是先在西伯利亚建立起一个缓冲国，然后回头控制中东铁路，将中国的“北满”地区收入囊中，最终实现其控制和吞并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目的。

无论日本侵略者想最终占领和吞并西伯利亚地区，还是想回头吞并中东铁路，满洲里都是日本侵略者实施各种侵略行为的战略支点。故而史上的满洲里在协约国集团和日本政府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过程中，都是令世界所瞩目的无可替代的焦点，满洲里因日本政府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而再次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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