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角金步摇冠。

釉陶连枝灯。

莲花纹石灯。

玻璃小钵。

对鸟鎏金铜牌饰。

彩绘陶伎乐俑。

5.拓跋鲜卑部西迁和南迁之辩。拓跋推寅率部走出深山密林迁往大泽，从地理方向上看的确是向西迁徙，而在《魏书》中记载的却是南迁大泽。因为《魏书》所载的“南迁大泽”四个字，导致考古学界对西迁还是南迁这个问题不停地进行讨论，甚至还因此产生了对大泽地理位置的延伸讨论。

笔者认为，《魏书》史官在编撰史书时把北魏先祖第一次向外迁徙的方向搞错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因为史上拓跋推寅率众迁徙到大泽畔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二次南迁距离第一次迁徙已经过去了150多年，但这么短的时间跨度史官不至于把方向搞错。况且在拓跋诘汾率众二次南迁时，拓跋鲜卑部已经有了随行的史官。所以笔者妄加推断，最大的可能性是《魏书》史官在后来编撰拓跋鲜卑南迁历史时，为了彰显北魏先祖南迁之丰功伟业，故而将第一次西迁大泽和第二次南迁盛乐、云中统而称之为“南迁”而已。

（五）由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所想到的

在整理《拓跋鲜卑与历史上的扎赉诺尔》一文时，我再次阅读了翦伯赞先生的那篇大作《内蒙访古》。翦伯赞先生的文章记叙了他对内蒙古地区历史遗迹的探访过程和历史性思考，同时还对内蒙古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了一番重新审视，而且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

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性。他指出，游牧民族的迁徙和融合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翦伯赞先生用其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深厚的历史学养鼓励史学家们要善于用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寻找并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笔者认为，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不仅在史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还是一部以内蒙古民族历史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具有相当文学价值与艺术表现力的、具有多重价值的经典著述。

另外，由翦伯赞先生的这篇《内蒙访古》一文还引发了笔者对当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的无限敬仰。乌兰夫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任主席。乌兰夫同志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资深领导人，竟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邀请中国当代最顶尖的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来内蒙古进行考察，这殊为不易，这次历史性考察不仅给我国史学界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极为厚重的文化食粮。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由衷地感谢翦伯赞先生将内蒙古悠久的历史文化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果不是乌兰夫主席亲自邀请翦伯赞先生等一行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扎赉诺尔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可能我们就无法看到翦伯赞老先生对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文明的那番历史性评价，也看不到他那个重要论断，即鲜卑人在呼伦贝尔这个历史性的大摇篮中“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六）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遗址保护问题笔者之亲历记

自从1959年发现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遗址以来，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国内一些考古科研部门工作人员便纷至沓来进行考察和发掘，由于当时扎赉诺尔矿区政府没有专门的文博管理部门，致使当时扎赉诺尔区域的考古发掘和历史遗迹保护工作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郑隆先生一行于1961年在考古专刊《文物》上发表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葬调查记》一文，立即在考古学界引发了鲜卑考古的热潮。当时我国考古学界的大佬宿白先生等一批考古学家都曾来到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遗址进行现场考察和发掘，并先后发表了《东北内蒙地区的鲜卑遗迹》等文，不仅在国内考古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更为后续的鲜卑遗迹考据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保护规划与措施，到访者无须报批随意挖掘，出土遗存有的被上级有关部门以研究为名随意拿走，有的被有关部门或发掘者擅自拿走。前来考古发掘的有关部门很少将其最终考古结果反馈给扎赉诺尔有关部门，部分考古成果和出土遗存被前来考古发掘的有关部门据为己有。还有相当一部分遗存被个别不负责任的文物工作者随便放在库房中，成为积压品，这导致国内许多博物馆都拥有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出土的文物。

笔者曾慕名去参观过位于海拉尔区哈克镇的哈克博物馆，在哈克博物馆中虽然未见有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出土的文物，但却在该博物馆入口处的陈列柜里看到了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刮削器、砍砸器、石核、石簇等非复制历史遗存。如果说该博物馆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将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文物拿去展出，并以此来证明距今7000年左右的哈克遗址是远古的扎赉诺尔人在第二次向外大迁徙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个分支创造的璀璨史前文化，那另当别论。若非如此，那这些文物出现在这里岂不令人费解？

在笔者就任满洲里市委副书记期间，按照分工曾负责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工作。当笔者闻之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的保护问题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时，一种紧迫感促使笔者迅速行动起来，着手解决重要历史遗迹发掘和管理上所存在的乱象问题。为此笔者专门请时任满洲里市文化局局长张静华同志等人到我办公室商谈此事，在听取他们的一番情况汇报之后，笔者遂向市文化局、市文管所等有关部门下达了一道“死命令”，由市文化局负总责对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实施封闭式保护和管理，凡未经市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核批准一律不得在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遗址进行任何名义的发掘。

笔者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也许过于简单，但考虑满洲里市区和扎赉诺尔矿区历史遗迹原本就很少，当时几百座鲜卑古墓经过多部门多番的挖掘，再加上圈河砖厂作业区的人为毁坏，已面目全非、千疮百孔，若是再不下死命令，估计要不了多久鲜卑古墓群就会被破坏殆尽，到那时再想保护恐已来不及了。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想到一个问题：在利用已发掘的古墓以及出土的部分文物的基础上，如何满足人们对神秘的鲜卑古墓文化的求知欲，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未来开发旅游资源的需要？于是笔者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遂给该厂厂长戈繁柱同志打电话谈了自己的想法，请他们在配合有关部门努力保护鲜卑古墓群的同时，再拿出点资金帮助市文化局搞一个简易的鲜卑古墓展室。在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的资助和参与下，在市文化局的统筹下，终于在鲜卑古墓群旁建起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展室。在初步解决了鲜卑古墓群的保护问题之后，笔者又安排市文化局的张静华同志组织人员在扎赉诺尔蘑菇山的东南坡下修建了砖混水泥抹面的“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晚期遗址”指示标识。

在满洲里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扎赉诺尔矿区政府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的保护问题才算是有了着落，终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七）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先生对拓跋鲜卑部二次南迁匈奴故地路线等问题之新解

我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曾以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达茂旗等地的古墓群遗迹是拓跋鲜卑部南迁匈奴故地时留下的。近40年来，考古学界循此探索，发现和确定的南迁遗迹越来越多，于是，将陈巴尔虎旗的完工、呼伦贝尔的扎赉诺尔、赤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察右后旗的二兰虎沟、达茂旗的鲜卑古墓群串起来，似乎就构成了拓跋鲜卑部二次南迁的路线图。

但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先生在经过反复研究之后，在其《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即所谓“以文献史料为反证”。曹永年先生认为，完工、扎赉诺尔、达茂旗的古墓群是不是拓跋鲜卑遗迹尚需论证，就连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遗址是否能够证明扎赉诺尔区域是拓跋鲜卑部生活繁衍的中心地带，也值得商榷。

曹永年先生曾说过：“这仅有的两处墓地（完工、扎赉诺尔）哪个能作为拓跋鲜卑文化的代表，成为判断其他遗迹是不是拓跋鲜卑遗存的标本和样板，必须有进一步的论证。”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以及越来越多的所谓南迁遗迹，他认为都是站不住的。他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即呼伦贝尔和阴山北麓今乌拉特草原，因为有历史文献明确记载，在这里发现的东汉中期文化遗址可以是拓跋鲜卑遗存，但需要验证。如果作为拓跋鲜卑遗存的标本，更需要拿出足够的证据做更严密的论证。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以及后来出现的苏泗汰、东大井、三道湾等也不可能是拓跋鲜卑部南迁的遗迹。理由之一，拓跋鲜卑部南迁是一个短暂过程，时间不过一二或二三年，不可能于途中留下这样的遗存；理由之二，这些遗址的所在地都是有文献明确记载的檀石槐东部和中部大人的领地，也不会允许拓跋鲜卑部长期停留，留下遗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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