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剑璏。

四乳四神规矩纹铜镜。

如意纹织锦线图。

双孔青玉饰片。

蚌饰。

珠饰。

玉石项饰。

釉陶骑马鸡冠帽俑。

拓跋邻对部族议事、管理机制的改革史上称之为“七国分人”，即七分部落，由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七兄弟分别统辖，七个部落和拓跋部形成“鲜卑八国”。关于“七国分人”这项改革，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拓跋鲜卑部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游牧时完成的，但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先生在其《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一文中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七国分人”之举乃拓跋鲜卑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有着丰富的内涵。“七国分人”之事不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完成的，是南迁匈奴故地时所为。

拓跋鲜卑部利用扎赉诺尔区域的中心优势，广开视野，商流中原，胸怀天下。我们看今天的中国版图，扎赉诺尔区域乃是偏于一隅的一处很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回眸数千年前的中国版图，扎赉诺尔乃是贝加尔湖和赤塔以南地区，鄂嫩河、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流域以及松辽平原等地区在内的中心。自古以来，扎赉诺尔区域便是远古人类向北、向南、向西数次大迁徙的中转站和始发地，还是一条连接贝加尔湖沿岸、蒙古高原西部和松嫩平原、松辽平原的古文化走廊，同时还是连接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古代商路。远古时期的扎赉诺尔人便在大泽畔和额尔古纳河源头处创造了璀璨的扎赉诺尔文化，这块区域还孕育了古老的东胡部族。

在对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历次发掘中，先后出土的四乳四神规矩纹铜镜、如意纹织锦、青铜器、铁器、漆盒、琥珀、琉璃、绿松石、水晶、玉环、玉石片等文物都属于青铜器时代的历史遗存，这些文物显然不是刚刚掌握了游牧文明的鲜卑人所能够生产和制造的。在嘎仙洞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这些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痕迹的历史遗存，这说明鲜卑人来到大泽畔和扎赉诺尔区域后，便与中原地区有了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

走出大鲜卑山密林的鲜卑人，摆脱了原来偏安一隅的封闭的生活环境，由穿梭于密林中的狩猎人变成驰骋千里草原上的骑士，在继承东胡文化和吸收匈奴文化的同时，与中原地区开始有了交往关系。拓跋鲜卑部与中原交流的信息渠道显然是通畅的，如拓跋邻在二次南迁之前曾听一位“神人”说“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于是便萌生二次南迁的想法。关于史书中所记载的那位“神人”，有学者猜测可能是来自中亚地区的某位佛教高僧。那有没有可能这位“神人”是一位来自中原地区的谋士呢？如果不是有中原高人相助拓跋鲜卑部，恐一般人是很难向拓跋邻提出入主中原、始“建都邑”并最终称帝这样重大问题的。

1000多年后，元太祖成吉思汗为了寻长生不老药曾派遣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去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最终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决定前往会见。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见过程中，丘处机向成吉思汗传授了道家的哲学思想和修身养性之道，以及“要以敬天爱民为本”的治国之道。那么，1000多年前的拓跋鲜卑部在大泽畔养精蓄锐150年间，是否也有可能派遣了侍臣前往中原地区遍访谋士来帮助其谋划鲜卑部族的未来发展呢？如果不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谋士，又如何能够提出“建都邑”这类只有农耕文明才会有的想法呢？所以，史书中记载的所谓“神人”很可能就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谋士。因此，我们也不妨推定此时的拓跋邻通过与来自中原地区的谋士或幕僚的深度交流，对中原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然后萌生了二次南迁匈奴故地、入主中原的构想。

拓跋鲜卑作为北部鲜卑，在南迁大泽崛起于盛乐之前，与东部鲜卑（以宇文、慕容、段部三部为核心的鲜卑部）和西部鲜卑（主要指河西鲜卑、陇西鲜卑）相比，实力明显偏弱。拓跋推寅审时度势，避实就虚，率众南迁大泽，来到当时正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的大泽畔寻求发展。

拓跋邻接掌权柄后，一方面率众积极参与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所建立和领导的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与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虚与委蛇，寻求自己部族的发展机会；一方面利用呼伦贝尔大草原丰富的资源和扎赉诺尔区域中心所特有的古文化通道，迅速地完成了拓跋鲜卑部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在人口快速繁衍、生产力获得解放的基础上，拓跋邻不仅建立了一支可为拓跋鲜卑部未来发展提供军事保障的强大铁骑，还借机果断地初步完成了由原来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体制向君主世袭的封建皇权体制的转变，为后来最终北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拓跋推寅、拓跋邻还是拓跋诘汾，都是视野开阔、高瞻远瞩、具有超凡的智慧和谋略的领袖人物。拓跋鲜卑是善于抓住历史性机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北方弱小民族典范，是继东胡部族联盟、匈奴帝国之后的又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上的文明缔造者。

大泽畔的呼伦贝尔草原和扎赉诺尔区域，为拓跋鲜卑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绝佳的发展环境。这里既是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寻求发展之地，也是拓跋鲜卑部实现生产方式历史性转折之地，还是拓跋鲜卑部积蓄力量迈上历史高点的始发之地。从一定意义上说，大泽畔的呼伦贝尔草原和扎赉诺尔区域是拓跋鲜卑部迅速度过部族青年期的摇篮，还是拓跋鲜卑部走出深山南迁大泽，二次南迁挺进阴山云中，最后入主中原的一个跳板。

拓跋诘汾率众离开大泽和扎赉诺尔区域再次踏上南迁之路

据《魏书》载，拓跋诘汾率众再次南迁，由于迁徙途中“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这时有一只形如马、声如牛的神兽导引其部，历年乃出，到达匈奴故地阴山云中。

虽然史籍中没有记载拓跋诘汾率众离开大泽的时间，但却明确记载了拓跋诘汾率众是于公元258年到达河套地区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县）的，而后继续南行到达阴山云中（今山西大同）的。从离开大泽畔到达阴山云中前后花费了历年时间。据《魏书》所记载的拓跋诘汾率众到达匈奴故地的时间来进行推测，拓跋诘汾率众离开大泽畔的时间是在公元250年前后。

关于拓跋诘汾率众二次南迁的时间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先生在其《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一文中指出：其实从呼伦贝尔到五原郡边外匈奴故地路途并不遥远。明孝宗弘治年间，据《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二年五月乙丑，兵部奏“北虏部落往年春过河未久，即趋东北驴驹河住牧过夏”。弘治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兵部再奏“往年小王子部落冰冻则西入河套，河开则东过大同……”云云。可证蒙古中兴之君达延汗曾率部二三十万人“每年秋冬南迁河套住牧，开春渡河北上克鲁伦河一带过夏，实际上是大部落集团在大范围内作定期游牧”。由鄂尔多斯高原到克鲁伦河一年可以走来回。

正因为从呼伦贝尔到匈奴故地路途其实并不遥远，翻越兴安岭时遭遇九难八阻，“历年乃出”的二次南迁才会在拓跋先民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所谓“历年乃出”，是说经历了整年的时间。因为停留了整年时间，便在拓跋先民心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记忆，透露其南迁是一个在短期内持续进行的过程。历史文献在这方面也留下了资料，可以证明南迁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此证拓跋鲜卑在南迁途中耗费的时间不过一到二年，或二到三年而已。

有专家学者曾指出，拓跋鲜卑进入游牧经济形态后，并不完全像东胡、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那样安于逐水草四处游弋的生活，反而常提出建都邑、筑城郭之类的要求。有人曾这样形容史上的鲜卑人，“或许是受到一种神奇的召唤，或是因为北方气候渐变寒冷的驱赶，或是人口膨胀过快急需争取生存空间的压力，或是贪慕中原物品喜好中原文明的引力，反正历史的脚步走到西晋时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仿佛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在驱动，绝大部分鲜卑人不约而同地先后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大鲜卑山，云逐风动向着南方挺进，向着中原方向迁徙，最后他们分别占据了蒙古高原上的原匈奴领地，而继续南下西迁青藏、陕甘、幽燕、冀鲁等地扎稳各自的大营，朝气蓬勃、勇武顽强、叱咤风云的鲜卑新贵，在代替了匈奴人掌握了北方草原的实际控制权之后，迅速扩大着自己的影响。”无论是专家学者之问还是文人之揣度，都只能说明拓跋鲜卑部不满足于深山密林之射猎，也不满足于千里草原之游牧，渴望走出荒遐，仰慕农耕文明，其“建都邑”于中原之初心始终不渝。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深邃的战略眼光、不懈之追求和匡世之志，才终使鲜卑人能够在南迁大泽150余年之后，又毅然决然地离开大泽畔和扎赉诺尔区域，历经“九难八阻”终于到达匈奴故地，实现了鲜卑人历代之 “建都邑”的夙愿。由此可见，鲜卑人之历次迁徙绝不是无目的的流寇行为，而是一个有着明确理想与目标的行动。

关于拓跋鲜卑二次南迁的路线问题。《魏书》记载了拓跋诘汾率众在“神兽导引”之下，历经“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的艰难过程，其间，拓跋诘汾面对迁徙中的重重困难曾经一度产生了犹豫和动摇，由于有“神兽导引”，终于“历年乃出”到达匈奴故地阴山云中。但是，史上拓跋诘汾率众二次南迁走的究竟是哪条路线，《魏书》中并没有具体记载，这就给后世的史学家们留下了想象和争论的空间。

□本版图片来自扎赉诺尔博物馆和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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