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罐。

青铜带饰。

釉陶马。

铜马镫。

彩绘陶马。

釉陶甲骑具装俑。

北匈奴西迁给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拓跋推寅之所以果敢地率众走出大鲜卑山密林，南迁大泽来到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除了整个部族渴望走出深山密林向更广阔的天地进发的强烈内因外，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历史性机遇的闪现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据史料记载，西汉晚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南匈奴归顺汉朝，北匈奴继续与汉朝为敌。公元73年至公元91年，汉明帝联合南匈奴持续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将北匈奴逐出漠北高原。北匈奴退出蒙古高原，虽然在这片土地还遗留了诸多匈奴残部，但原匈奴故地呼伦贝尔草原已成为权力上的真空地带。拓跋推寅率众南迁大泽不仅及时地填补了北匈奴西迁后这一区域的权力空白，同时也继承了北匈奴所遗留下的物质财富，这对于渴望成为马背上的民族的鲜卑人来说无疑是天赐的机遇。鲜卑人大大地缩短了整个部族由狩猎文明过渡到游牧文明的时间。

从辽河上游流域退守到大鲜卑山的东胡部族联盟余部很可能是推动拓跋推寅率众南迁大泽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支原来长期居住在老哈河（辽河支流）、西拉木伦河一带的东胡部族联盟虽然最后兵败退守到大鲜卑山，但他们在与中原交往的1300多年里，在青铜制造、原始手工业加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且在视野上也远远地超出长期居住在深山密林中的鲜卑人。虽然东胡部族联盟余部被迫退守到大鲜卑山，但他们并不甘于蛰居在深山密林之中，迫切地期望能够走出森林，到更广阔的空间去寻求发展。所以，从辽河上游流域退守到大鲜卑山的东胡部族联盟余部很可能是推动拓跋推寅率众走出深山密林的重要因素之一。

南迁大泽或许也是拓跋鲜卑部“寻故踪”之路。无论是长期居住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部，还是后来退守大鲜卑山的东胡部族联盟余部，他们的先祖都是数千年前从大泽畔的扎赉诺尔区域迁徙出来的同一群人，他们都是东胡人的后裔。虽然几千年时间过去了，虽然东胡人没有文字记载，但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最擅长的乃是口传心授，拓跋鲜卑部对自己的祖源之地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在先人们一代代的传授中，拓跋鲜卑部始终牢记他们的先祖所生活的地方是一个河流湖泊遍布、水草丰美富饶、河岸边长满柳树的地方。所以，当拓跋鲜卑部的高层在商定走出大鲜卑山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大家认为南迁辽河上游地区和东进松嫩平原这两条路线都不可行，只有南迁大泽可行。南迁大泽虽路途遥远，一路上也会有诸多艰难险阻，但南迁大泽后既能占据北匈奴西迁后千里草原之空白，又能通过与匈奴、高车等部族的融合交流，迅速地改变拓跋鲜卑部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况且大泽之地还是数千年前东胡人的发源地。此次回归故地，既是追寻先祖遗踪之旅，又是拓跋鲜卑部实现部族跨越式发展的旅程。所以，最终拓跋推寅率众南迁的第一站就是大泽畔的呼伦贝尔草原和扎赉诺尔区域。

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来到扎赉诺尔区域后，实现了其梦寐以求的快速成长，并在此度过了他们民族的青春时代。拓跋鲜卑部走出深山密林来到大泽畔的千里草原，此时的额尔古纳河源头处扎赉诺尔区域经过数千年的沧海桑田之变，已无东胡人在此生活繁衍的遗踪，唯有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还伫立在那里。

虽然北匈奴西迁后扎赉诺尔区域成为权力真空之地，但此时的千里草原并非荒无人烟，匈奴左贤王部统辖这里近百年之久，其管理的匈奴和其他部族还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鲜卑部可以借助这些人发展自己的势力。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先生在《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正是以大兴安岭为界，岭东注记秽貉、夫余，岭西呼伦贝尔草原为匈奴，这里是匈奴某个左方王将的驻牧之地，怎么可能荒无人烟？”在《鲜卑族是如何崛起的？——鲜卑族的起源和迁徙》一文中作者指出：“北匈奴被迫西迁后，鲜卑族趁机占领了北匈奴的地盘漠北，并将漠北的匈奴十余万部落并入鲜卑，从而正式壮大起来。”

拓跋鲜卑部来到大泽畔的扎赉诺尔区域后，充分地利用这里所遗存的游牧文明，快速地将匈奴文明融入自己部族的血脉之中，顺利地由原始狩猎文明过渡到游牧文明，实现了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于是，在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在草原腹地的扎赉诺尔区域，拓跋鲜卑部在超短的时间里便结束了自己部族的青春时代，迅速地成长为北方草原上一支新的枭雄。拓跋鲜卑部的快速蜕变为整个部族再次南迁，集聚阴山盛乐，建都云中，最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其《内蒙访古》一文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呼伦贝尔不仅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较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较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拓跋鲜卑部在大泽畔实现了从狩猎文明到游牧文明的历史性跨越。在离开祖庙嘎仙洞南迁大泽之前，拓跋鲜卑部虽经数千年发展，但由于生存环境和历史条件所限，其部生产方式仍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这有考古工作者在嘎仙洞和额尔古纳拉布大林鲜卑古墓里所发掘出来的历史遗存可证。1980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工作人员对嘎仙洞内的文化堆积进行发掘清理时，发现了石器时期、战国时期、北魏时期（考古工作者在嘎仙洞祝文石刻壁下的石片层中采集到铜牌与铁刀，专家判定这很可能是当年替代天子拓跋焘前往嘎仙洞祭祀的中书侍郎李敞一行人所遗落之物）的文化堆积，并出土有陶器、石器、牙饰、骨器、铁器和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化石。从陶器看，均为手制夹砂陶，火候很低，陶色不均，多为黑褐色。器类单纯，以敞口罐为主，个别为直口器类。纹饰有凸弦纹、附加堆纹。其陶器形制与制法均与完工古墓群、扎赉诺尔古墓群中所出土陶器相似，应为同一文化的早期形态。呼伦贝尔著名考古学家赵越先生在论及拉布大林鲜卑古墓时曾说：“墓中均以大量的牛、马等动物肢体随葬，出土的簇、矛、陶器和桦树皮制品也基本相同。”

上述历史遗存表明，拓跋鲜卑部南迁之前仍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当他们踏上大泽周边的草原后，才开始融入游牧经济，吸纳匈奴文明，由原来的驯鹿部族快速地成长为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之后，拓跋鲜卑部以扎赉诺尔区域为中心，迅速向大泽周边扩散，通过收编、征掠、婚媾等途径，很快就成为草原上的新霸主。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他们迅速地掌握了驯畜、驭马、射箭、放牧、挤奶、制作毡房等技能，一跃成为马背上的民族，掌握了可以征战天下的游牧文化。从扎赉诺尔和周边地区鲜卑古墓群所发掘出土的历史遗存看，鲜卑人曾经的主要生产生活工具石器、骨器已经开始被铜器、铁器所代替，墓葬中出现的铁带钩、铁马衔、鞍辔、弓、箭囊等都充分说明鲜卑人已经掌握了驭马、放牧和骑射的技能。在墓葬中发掘出来的殉葬品不仅有马、牛、羊，还有家犬，这一切均表明此时的鲜卑人已经完全进入了以“畜牧迁徙”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

收编匈奴旧部，杂处婚媾，鲜卑人口数量与规模迅速增长。拓跋推寅率众来到大泽畔时，随迁的人口数量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而当时遗留在草原上的匈奴旧部数量也没有明确记载，相关史料中唯有《魏书》对匈奴旧部有记载：“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可以肯定的是，鲜卑人从大鲜卑山来到大草原之后，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和战略上的考量，不仅将匈奴旧部悉数纳入麾下而成为鲜卑兵，而且主动与匈奴、高车等部族杂处婚媾，于是就有了史上之“鲜卑父胡母”和“胡父鲜卑母”之说。

高车，是北朝人对漠北部分游牧部落的泛称，南朝人称其为“丁零”，漠北人称其为“敕勒”“铁勒”“狄历”。高车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保存母系制残余。商周至隋唐历史上的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敕勒人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鲜卑人因北方的敕勒人使用车轮高大的车子，故称敕勒人为高车。东汉进攻北匈奴取胜后，敕勒的地域开始南移，开始与中原的汉族交往。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先生在其《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一文中也曾指出：“拓跋推寅南迁呼伦贝尔草原时，有大量匈奴、高车等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文化和发展水平的人群同时生活在这块丰美的草原上。《官氏志》反映了最终的结局，它们被拓跋鲜卑所吞并，并成为拓跋鲜卑集团之臣民。”

这一推断在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出土的遗骨中已经得到证实。体质人类学家对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出土的遗骨进行分析对比，所出土人骨不仅与匈奴有着密切血缘关系和明显的种系关系，而且还混杂了其他东北古代民族的血缘，属于混血类型。可以断言，鲜卑人来到草原后，通过收编匈奴旧部杂处婚媾，其人口数量得到快速增加，这也是后来支撑和保证鲜卑人进行二次南迁的重要条件之一。

利用游牧文明的优势构建鲜卑铁骑，重整部族管理模式，为二次南迁和后期建立皇权体制奠定基础。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后先后历经了八代，最终形成鲜卑八部。鲜卑八部是北鲜卑内部的八大部落，它们在拓跋鲜卑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八个部落分别是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和拓跋部。鲜卑八部在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后成为鲜卑八国的一部分。在拓跋推寅和拓跋邻的统治时期内，拓跋鲜卑部在大泽畔完成了鲜卑与匈奴部族的历史性融合，实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拓跋邻凭借自己在部族间崇高的威望（拓跋邻又被称作“第二推寅”，“推寅”在鲜卑语中有“钻研、智慧”之意，由此可见，拓跋邻在鲜卑各部族中威望极高），对部族的议事、管理机制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了原来七大部落的异姓酋长，派遣自己的兄弟各统摄一部，各为一姓氏，从此便打下了后世所谓鲜卑八国的基础。为了加快拓跋鲜卑部的发展，拓跋邻对重整后的各部给予了很大的权力，允许各部自由发展自己的部落，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加快建立生产、军事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很快就训练出一支能够驰骋草原的铁骑。

此次整合的现实意义是拓跋鲜卑部的管理权不再掌握在异性人手中，形成了以拓跋氏族为首的统一意志，使原来的民主议事决策机制部落联盟改为一长制部落联盟，奠定了拓跋邻和拓跋氏族在鲜卑各部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使拓跋鲜卑部的社会组织更加紧凑，政治领导趋于宗族集团化。这次整合的深远意义在于为后来拓跋诘汾率部南迁盛乐、云中，建立北魏王朝皇权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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