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镞。
铜镞。
骨弓弭。
青铜带饰。
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古墓群分布图。
双耳折腹陶罐。
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墓葬葬式对比图。
“鲜卑”这个族称最早出现在左丘明所著的《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矛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中这段话的大意是，周成王在岐阳地区（现在的陕西凤县）举行全国性的盟会。当时，南方的楚人和来自东夷地区的鲜卑人也来到了盟会现场。由于楚人和鲜卑人都被周人视为诸夏之外的蛮夷，故而没有资格参与盟会，也没有资格参与受封，只能在会场之外守护拜祭山川神灵的火堆。鲜卑人和楚人千里迢迢赶来参加盟会，本来是期望能被周天子接受并受封成为周王朝盟会体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没想到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但从另一角度看，周天子还算是给楚人和鲜卑人留了点面子，没有将其直接撵回去，给了一个参与盟会工作人员的身份。通过这一历史记述，我们终于在史籍上见到了“鲜卑”的名字，但同时也得知在周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是颇受歧视的，被拒于“诸夏之外”。
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6年，居于辽河流域的东胡部族联盟被匈奴所击败，其中一支退守大鲜卑山与在这里的东胡部族融为一体，之后，“鲜卑”之名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东胡”之称，“鲜卑”之名也逐渐为中原地区所知晓。大约在公元100年前后，鲜卑人南迁大泽，并与匈奴西迁后遗留在大泽畔的匈奴、高车等族杂处通婚，由此真正意义上的“拓跋鲜卑”出现了。有史料解释说，拓跋是“鲜卑父胡母”之意，“胡父鲜卑母”则叫铁弗匈奴。但这种说法并非主流说法。
另关于“拓跋”之语源问题，《魏书》开篇有解释说：“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然北魏官方对于“拓跋”语源的这一解释被现代史学家怀疑，被认为是“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
目前有一种新的说法，认为“拓跋”是一个由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复合词。“拓”是官号，“跋”是官称，“拓”是修饰“跋”的，“拓跋”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政治实践中某一固定的名号。有专家肯定地说，“拓跋”这个长期作为部族名称并进而成为部族核心家庭姓氏的名词，原本不过是作为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复合词，也就是说，很可能本来只是该部落某一首领所担任职务的名号，后来就演变而成为部族名称和家族的姓氏。
对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大泽的考证
公元1世纪时，拓跋鲜卑部出现了一个强悍的首领叫推寅。此时的鲜卑人因为有了退守大鲜卑山的那一支东胡部族联盟余部的加盟，不仅人多势众，而且视野更加开阔，所以无论是出于政治因素考虑，还是出于军事压力的逼迫，还是为了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都促使拓跋推寅审时度势，率部南迁大泽。
拓跋推寅决定率部南迁之时，恰是北匈奴被迫西迁之时（公元88年至91年）。那几年，东汉持续发动对北匈奴的战争。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俘获单于母阏氏以下5000余人。此后，北匈奴势力被彻底击溃，主力离开了中国边境踏上了遥远的西迁之路，这就是史书上所讲的北匈奴西迁。当时的呼伦贝尔地区属于北匈奴左贤王的领地，北匈奴西迁后，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和扎赉诺尔区域在被北匈奴统治了100多年之后，终于成为一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真空地带，这无疑是给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机会。
关于拓跋推寅率部西迁还是南迁之辩。拓跋推寅率部走出深山密林南迁大泽，从地理方向上看确是从大鲜卑山南麓向西迁徙，可为什么在《魏书》中却偏偏记载的是南迁大泽呢？有学者认为，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当为沿甘河、嫩江西岸而下，所迁之大泽绝非今日之呼伦湖。就算南迁的大泽是今日的呼伦湖，那南迁应为西迁。难道真的是《魏书》的作者把当年拓跋推寅率部迁徙大泽的方向给搞错了吗？还是南迁的大泽根本就不是呼伦湖呢？如果南迁的大泽不是呼伦湖，那么在呼伦湖畔的扎赉诺尔、拉布大林、完工、嵯岗、东乌珠尔等地遍布的鲜卑古墓群又该作何解释？
于是，又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即当今呼伦湖畔众多鲜卑历史遗迹很可能是拓跋推寅率部南迁之前，很早以前来到这里的鲜卑人留下的，呼伦湖畔是拓跋鲜卑人的故乡。甚至还有人断言当年拓跋鲜卑部第一次南迁时的始发地根本就不是嘎仙洞，而是呼伦湖畔，理由是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扎赉诺尔矿区北部达兰鄂罗木河东岸所发现的鲜卑古墓群，经考证系约2900年前至东汉初期的鲜卑人墓地，显然这一推断与《魏书》记载不符。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史籍将西迁写成南迁呢？笔者妄加推断，最大的可能性是《魏书》的作者在后来撰写拓跋鲜卑南迁历史时，将第一次拓跋推寅率部西迁大泽和第二次拓跋诘汾率部南迁匈奴故地盛乐，统称为南迁罢了。
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大泽之路线。关于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大泽的路线问题一直以来就说法不一。有专家学者认为，拓跋推寅率部告别嘎仙洞，应是沿着根河河谷一路向西到达根河下游，再从根河下游进入额尔古纳河河口，然后继续向西南行，最终到达额尔古纳河的源头阿巴该图与扎赉诺尔的交汇处，然后才从这里陆续向呼伦湖周边的草原腹地分布。有史学家认为，根河河谷亘古以来就是一条狩猎文化与游牧文明交流的孔道，鲜卑人在这里留下的拉布大林鲜卑古墓群就是迁徙路线的最好佐证。
有专家学者认为，鲜卑人南迁大泽的迁徙路线应是沿海拉尔河河谷进入大泽畔的。海拉尔河河谷地带自古以来就是狩猎游牧民族进出大鲜卑山和松辽平原的故道，10000年至8000年前扎赉诺尔人向东南迁徙进入大鲜卑山，然后进入辽河上游地区可能走的就是这条故道。新石器时期，东胡部族曾在海拉尔河北面的巴格乌拉至赫拉木图之间遗留有百余座古墓。所以，有专家学者认为，最早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地区的鲜卑人可能是沿海拉尔河河谷迁移，先到达的区域是完工和伊敏河。
有专家学者认为，鲜卑人南迁大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会是通过一条路线进行迁徙的。很有可能是拓跋推寅在率部南迁大泽之前，已有部分鲜卑人作为探路者沿海拉尔河河谷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先期到达伊敏河两岸和陈旗的完工区域。而拓跋推寅率部则是沿着根河河谷到达额尔古纳的拉布大林，然后到达额尔古纳河源头阿巴该图与扎赉诺尔交汇处，其后以扎赉诺尔区域为拓跋部的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还有可能是在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大泽之后，仍有若干批次拓跋鲜卑人通过不同的路径陆续迁徙到大泽畔。
关于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大泽的路线和时间问题，可以从鲜卑古墓墓葬形制上传递出的一些信息进行判断。如拉布大林鲜卑古墓均为土坑竖穴，在距地表2.5米左右的黄土层中，死者头向北，坑长约2米，前宽后窄；部分古墓里有葬具，大多是用木板树枝等棚架而成。拉布大林鲜卑古墓群的文化面貌与嘎仙洞和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有很大的一致性，属于相同的文化遗存。从殉葬品和出土遗物器型比较分析，结合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拉布大林鲜卑古墓群遗址晚于嘎仙洞遗址，早于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遗址，很显然这是鲜卑人第一次南迁过程中所留下的遗迹。该遗址所反映的当时拓跋鲜卑部生产生活状态还很不稳定，且保留有一定的丛林习俗。
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墓葬也为土坑竖穴，内放木质葬具，墓深1米至3米。大多为单人葬，个别也有双人葬、小孩墓和母子合葬墓，但没有多人葬。死者皆为仰身直肢，头向北。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的埋葬制度、木棺用料结构都是以前少见的，而且在墓葬中发现大量使用桦木制作的木棺及桦树皮制作的盒和牌等遗物，与拉布大林鲜卑古墓相比，扎赉诺尔鲜卑古墓中有了桦木棺和单人葬，甚至出现了男女合葬墓。这反映了当时拓跋鲜卑部虽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但个体家庭已开始出现，也标志着大家族部落组织开始走向解体。
从海拉尔区哈克镇团结村西的海拉尔河南岸台地上发现的鲜卑古墓群看，其墓葬形制、出土的随葬品与拉布大林、扎赉诺尔鲜卑墓葬基本相同。哈克鲜卑墓葬文化现象说明，拓跋推寅率众南迁大泽后向周边区域扩散了自己的文化。
完工鲜卑古墓、伊敏车站鲜卑古墓，与拉布大林鲜卑古墓、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在墓葬形制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完工和伊敏车站鲜卑古墓流行多人合葬，且未见棺，有的古墓里有紧贴墓壁的木椁，有的古墓在墓底铺木板。这里显示出鲜卑人古老的森林丛葬习俗和墓制，说明这里安葬的是早期沿海拉尔河河谷进入呼伦贝尔草原的鲜卑人，他们当时还处于部落社会形态。
如果单从出土历史遗存上看，又有一定的矛盾性。如拉布大林鲜卑墓葬中所发现的殉葬动物主要以牛为主，很少有羊，还出土有骨镞、铁镞和矛、弓、陶器及桦皮器。这些鲜卑人早期的生产生活用品和工具，表明鲜卑人刚刚步入草原，还没有开始原始畜牧业的饲养，更多的是以猎食野生动物为主。
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出土文物与拉布大林鲜卑古墓出土文物相比，既有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特色的褐色手制陶器、骨器、桦皮盒、铜镬以及刻有飞马的铜饰牌，又有汉代中原地区常见的轮制陶罐、如意纹织锦、漆器和规矩铜镜等，出土的铁器种类繁多，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牛、马、羊骨殉葬。这不仅说明鲜卑人在这里居住时间已经很长，还说明居住在这里的鲜卑人已经以游牧经济为主，且与中原文化接触明显较多。
而完工鲜卑古墓除了墓葬形制显示为早期外，其他出土文物则显示了一定的矛盾性。例如完工这里流行以马、牛、羊、狗为殉牲的殉葬习俗，而且在这里还发现了鸭形器和陶鬲等陶器，金属的马具和兵器，金属饰牌和金属丝扭制的耳环，铜、铁质的带具，漆器和丝麻织品，以蚌制成的饰件，甚至还见有产自于海洋的贝、螺和珊瑚等。这说明当时生活在完工区域的鲜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活在拉布大林的鲜卑人相比更为进步，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特征非常明显，根本不是刚刚步入草原的生产状态。特别是羊和犬的殉葬说明这里已经进入了游牧状态，也就是说来到这里的鲜卑人已经不再是以狩猎为生，已经开始从事牲畜的饲养，犬已经成为游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从墓葬形制上看，完工区域应属于早期鲜卑人文化特征，若是从其他出土遗存上看又与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出土文物与遗存很相近。若是单从殉犬这一点上看，完工区域的鲜卑墓葬文化特征应属于晚期鲜卑人的文化特征。
如果我们将这些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拉布大林鲜卑古墓、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完工鲜卑古墓、伊敏车站鲜卑古墓等出土历史遗存其共性绝对大于个性。这说明公元100年前后的鲜卑人确是通过不同的迁徙路线分批次相约而来到大泽畔和扎赉诺尔区域的。还说明鲜卑人在将近150多年的生产生活中，在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因游牧生活特点所致，不同部落、家族之间形成一定的差异性。还说明有的部落虽然从大鲜卑山故地迁徙到了草原之上，也曾与匈奴残部多有接触并互为影响，但仍然固执地保留了鲜卑人在甘河流域生活时所特有的墓葬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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