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马具。
夏家店上层文化“许季姜”青铜簋。
夏家店上层文化夔龙纹环耳鬲。
夏家店上层文化立兽青铜盔。
夏家店上层文化立兽口青铜豆。
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一角。
拓跋鲜卑部的人称引导迁徙队伍走出困境的神兽为“鲜卑”兽，认为它能为本部族带来吉祥幸福，顶礼膜拜感谢其恩。为了表示永志不忘，遂将神兽的图形镂铸于金属带钩之上，并将“鲜卑”作为本部族的族称。鲜卑族称源于神兽说，与专家学者的共识“鲜卑”之释义——瑞兽或神兽确很接近。
在内蒙古和东北等地区，凡是鲜卑人活动过的地区几乎都出土过飞马纹的饰牌。在扎赉诺尔鲜卑古墓中也出土了一枚飞马纹鎏金铜饰牌，马做奔驰状，鼻端有角，带双翼，这飞马就应是文献中所载引领拓跋鲜卑南迁走出困境之神兽。这枚飞马纹鎏金铜饰牌的出土，说明在拓跋诘汾率众南迁匈奴故地之前神兽之说就早已存在了，极有可能在拓跋推寅率众南迁之前，神兽已经就是拓跋部所崇尚的图腾，并以“鲜卑”为部族之名。而《魏书》作者在序纪中刻意记载这样一段感人肺腑之传说，其目的无非是凸显和渲染拓跋诘汾率部族南迁之艰辛，并宣扬其宏图伟业有神相助。
鲜卑族的名称以大鲜卑山而得名。在《史记·匈奴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根据《史记·匈奴传》成书之时间推测，在东胡部族联盟兵败于匈奴，余部退守大鲜卑山之前，在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之前，官方典籍中就已有“鲜卑山”地名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鲜卑族名源于其所居之地大鲜卑山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历史上的鲜卑人确有将自己居住过的地方以“鲜卑”命名的文化习俗。例如，史书上记载我国共有5座鲜卑山（但据考证实际上只有3座鲜卑山），除了位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外，还有位于原热河省朝阳县附近的鲜卑山和位于西北地区敦煌一带的鲜卑山。
据《通典·州郡典·古冀州上》记载，“鲜卑山，在县（柳城郡）东南二百里”。《大清一统志》记载，“今热河朝阳县，即汉之柳城”。柳城郡的鲜卑山乃鲜卑慕容部居住地。鲜卑慕容部和鲜卑宇文氏、鲜卑段部被统称为东部鲜卑。
此外，据史书记载，在祁连山、敦煌附近还有一座鲜卑山，此乃吐浑谷部（吐浑谷部乃鲜卑慕容部的一个分支）所居住的地方，又称阿步干鲜卑山。近年来，学者吕建福在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发现了一首流传至今的古民歌《鲜卑山之歌》，可见鲜卑文化影响之深。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拓跋鲜卑部以所崇尚的图腾“鲜卑”冠名部族的可能性最大，鲜卑所居各故地都考古发掘出飞马纹饰牌的遗存就可证明这一点。
东汉之前鲜卑族名称考据。鲜卑人源于东胡部族。东胡人因其早期“不为文字，刻木记契而已”，故没有留下记载有本部族历史的文献。“鲜卑”作为族名，最早始见于西周时期的《国语·晋语》。三国时期，东吴名仕韦昭在《国语》注解中曾说“鲜卑，东夷国”。最早系统记载鲜卑历史的是王沈的《魏书》和范晔《后汉书》中的《鲜卑传》。在东汉初年之前，鲜卑族的名称鲜见于史籍。
鲜卑族称鲜见于史籍的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三点：其一，鲜卑人同其先祖东胡部族一样“不为文字，刻木记契而已”。因为本部族没有文字，所以早期部族名称、部族发展状况，甚至包括后来南迁大泽的时间、路线、批次和人数等都没有史籍记载，只是在二次南迁的过程中才开始有了史官和文字记载，并被系统载于《魏书》。其二，东汉之前，鲜卑部之先祖东胡部族居于大鲜卑山深处，远离中原，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史官和所掌控的典籍对这些北方部族缺乏起码的了解，如当时北方强大的东胡部族在史籍中也只寥寥记载“东胡黄罴 ，山戎戎菽”（《逸周书》），“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山海经·海内西经》）”等。其三，在东胡部族尚未从其发源地扎赉诺尔区域迁徙到辽河上游地区之前，中原史官对东胡部族的了解仅限于“东胡是一个古老以游牧为主的民族群体”。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原史官在典籍中对东胡部落联盟的记载大都始于战国或两汉时期，而战国之前对东胡部族基本上就鲜有记载。
其实，东胡部族乃是我国北方最古老的三大部族之一。东胡部族的发源地按有关专家的说法就定位于额尔古纳河源头处的阿巴该图和扎赉诺尔区域，东胡部族的先祖其实就是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扎赉诺尔人。我国著名史学家马长寿先生在其《乌恒与鲜卑》一书中就曾经明确地指出：“拓跋鲜卑的最初起源地在今蒙古高原的东北角，即今额尔古纳河的东南。”
上古时期的《山海经》这部书中就明确记载“东胡在大泽东”，简意之，史上之东胡部族就位于大泽（呼伦湖）之东。而西汉经学家刘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述，《山海经》乃尧禹舜时期所著，距今至少6000年至5000年时间。也就是说，在尧禹舜时期所著的《山海经》中就已经有“东胡在大泽东”这样的记载，换一句话说，即在5000年之前东胡部族就已经存在了，就在大泽的东面。《山海经》中的这一记述显然不是神话传说，这与现代东胡部族的发源地就在额尔古纳河源头处的阿巴该图和扎赉诺尔区域的说法是吻合的。因此，笔者才敢妄言东胡部族是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
没有史籍记载并不代表北方的东胡部族就不存在。其实，远古时期的扎赉诺尔人早就以扎赉诺尔区域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进行迁徙，曾为扎赉诺尔人的东胡部族早在6000年左右之时就已从大鲜卑山南麓到达辽河上游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是最好的考古佐证。
西周时期，从燕山北麓到西辽河一带活跃着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古老部落。根据考古学家们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不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延续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直系远祖并非夏商时期当地氏族部落的后裔，上下两个文化层之间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种种迹象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远古时期一支来自遥远的北方游牧部落创造的，他们从下辽河北部地区向东南迁徙，征服并逐渐控制了西辽河流域至燕山一带，在春秋早期完全统治了燕山北麓。这支古老而神秘的部族在这一区域内至少统治了1300多年。在论及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问题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有多种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否认它是属于北方草原为主体的文化系统。”
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秦汉专业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华玉冰先生曾说过：“夏家店上层文化或含有东胡族的成分，山戎衰落后，东胡兴起。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定为山戎仍有可商之处，未来应加强滦河流域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根据夏家店上层文化考古之发现及这些国家级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定，笔者认为，当年创造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部族应就是史上之扎赉诺尔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部族向南大迁徙到达西辽河流域后所积淀形成的史前文明。
按照史籍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也可证明，史上东胡部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时期在辽河上游广大区域生活和统治了1300多年。然而东胡部族来自哪里？东胡部族又源自哪个古老的氏族和部落呢？在中原史官掌控下的史籍上均没有记载，更何况东胡部族后裔的鲜卑人。
南迁大泽前久居深山密林的东胡部族。按照《魏书》记载的时间推算，拓跋氏族在大鲜卑山居住至今约为5000年到6000年。按照芒·牧林教授的说法，远古扎赉诺尔人（即后来记载的东胡人）从扎赉诺尔故地出发，溯海拉尔河进入海拉尔盆地，在那里留下了中石器时期松山遗址和闻名遐迩的哈克文化，然后又沿伊敏河、嫩江流域和大鲜卑山东麓南下到达辽河上游地区。依据这个时间推算，居于大鲜卑山的拓跋氏族无疑就是史上东胡部族迁徙到大鲜卑山区域后所遗留下来的那一支。
笔者认为，历史上东胡部族向大鲜卑山东麓迁徙之时已经步入东胡部落联盟时期，东胡人向西辽河流域一带迁徙可能属于集团式迁徙，迁徙后的东胡部族不仅在这一区域沉淀下来，更是以“胡服骑射”之游牧文明迅速地成为这一区域的统治集团。应该说，创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东胡部族在当时是很强大的存在，就连战国时的赵武灵王都不得不尊辽河上游区域的东胡部族文化，并效仿他们“胡服骑射”。
在大迁徙过程中留居于嘎仙洞一带的东胡部族长期以东胡人自称，而拓跋鲜卑的历史应是从拓跋毛开始的。估计在拓跋毛的时代，驯鹿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驯鹿不仅是在深山密林中穿行所特有的最便捷的交通工具，而且驯鹿还是以狩猎为生的人们赖以为生的重要生活资料来源。狩猎民族视驯鹿为圣洁的存在，赋予其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并由此形成图腾崇拜。在拥有新的图腾后，以毛为首领的部族始称所居之山为大鲜卑山，而居住在这里的人渐以“鲜卑”自称，不再称自己为“东胡”。故而，《魏书》亦称“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依鲜卑山，因号焉”。
本文中多处提到《魏书》，故在此简略地介绍一下《魏书》。《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4世纪末叶至6世纪中叶的历史，内容涉及鲜卑族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了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同时也记载了鲜卑氏族的名称及所改之姓、官制和制度的变化，为研究拓跋部的发展扩大及汉化提供了完备的资料，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魏书》乃是研究我国北方鲜卑之历史的权威之作，《魏书》毫不隐讳地承认“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依鲜卑山，因号焉”。所以，笔者才敢斗胆做以下之推测，即史上留居于嘎仙洞一带的东胡部族长期以东胡族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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