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仙洞地理位置图。

单马纹饰牌。

单鹿纹饰牌。

嘎仙洞洞口的景象。

嘎仙洞石刻祝文。

拓跋鲜卑早期首领世系表。

嘎仙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嘎仙洞森林公园内。

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6年，东胡部族联盟余部的一支退守大鲜卑山（即今天的大兴安岭），居于大鲜卑山北麓的被称为“蒙兀室韦”，居于大鲜卑山南麓的被称为“拓跋鲜卑”。蒙兀室韦与拓跋鲜卑同出一源“亦为东胡之苗裔也”，二者以大鲜卑山为界，“南者为契丹（鲜卑），在北者号为室韦”（《北史》卷94《室韦传》）。

但在东胡部族联盟余部来到大鲜卑山之前，以嘎仙洞为中心的甘河流域早就有东胡人的活动踪迹。据《魏书》记载，毛为人聪明，颇有武略，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也就是说，东胡部族联盟余部退守大鲜卑山之前，在嘎仙洞及周边地区就有诸多本地的东胡部落存在，这些部落先后被毛所在部落统一起来，形成了早期的大鲜卑山地区本地的东胡部落联盟。

这些早就生活在大鲜卑山的东胡人又是来自哪里呢？内蒙古师范大学芒·牧林教授在其《犬鹿说概要》中曾有这样的推断：在一万年前，“犬鹿氏”即“扎赉诺尔人”在第二次大迁徙中，其中的一支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东麓南下到达辽河流域，成为雄霸辽河流域1300年的东胡部族。根据芒·牧林教授的推断，以及呼伦贝尔学院梁云先生在《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一文中所述：“在迁出原始居住地之前，拓跋鲜卑先世在大鲜卑山生活繁衍大约2000年或更长的时间。”另有，中国台湾学者康乐著文认为：“根据目前所得资料，顶多只能说嘎仙洞是五世纪的拓跋人所认为的祖先原居地。即使拓跋人的祖先曾经在此山洞停留过，也不能就此认定这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鲜卑人最早起源于西伯利亚的说法并非毫无可能。”

据此，笔者妄自推测生活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的先世应是在10000年至8000年之前从扎赉诺尔区域迁徙过去的早期扎赉诺尔人（即后来记载的东胡人）。这些向东迁徙的东胡人的一部分来到大鲜卑山甘河流域后便在那里留居了下来，其他东胡人则继续迁徙。从这时开始算起，到公元100年前后拓跋推寅率部第一次南迁大泽到达呼伦湖畔和扎赉诺尔区域时为止，在这期间，从扎赉诺尔迁徙到大鲜卑山的东胡人已在嘎仙洞和甘河流域至少生活繁衍了5000年到6000年的时间。

这些在大鲜卑山密林深处生活了几千年之久的东胡人是不是早年间向东迁徙的扎赉诺尔人呢？笔者坦言，目前这方面的史料不足，但有一些考古中所发现的历史遗存可以间接地推断这件事。如黑龙江省著名作家王国栋先生在其所著的《大鲜卑山，大鲜卑山》一文中，就曾根据扎赉诺尔鲜卑古墓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辫发等实物，对生活在大泽畔的鲜卑人的生活做了一些这样的描述：“在大泽，拓跋鲜卑为了适应游牧生活，皆髡头为俗。即剃去四周头发保留中间，头顶留长发而后披、下垂或结为辫。女性则头裹黄绫，前额缀连珠形铜饰，头顶并插有鱼脊椎骨制成的串珠，长长的辫子。”又说：“在大泽时期，鲜卑人为了便于骑射，皆以革带束腰，并在带上饰以铜牌、铜钩或金牌，又称为鲜卑郭洛带。”但南迁来到大泽畔的鲜卑人并不是为了适应这里的游牧生活而刚刚开始“髡头”“革带束腰”的，“髡头”“革带束腰”乃是东胡人由来已久的生活习俗。例如在燕山北麓到西辽河一带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镌刻在铜板上的人物皆秃顶不蓄发，这就是东胡人“以髡头为轻便”之传统习俗。又如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曾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中原军队宽袖之军装。赵国所采用的东胡人的“胡服”即衣短袖窄、束腰之装束。确切地说，无论是从扎赉诺尔迁徙出去的东胡人，还是从辽河上游退守大鲜卑山的东胡部族联盟余部，还是在嘎仙洞和甘河流域居住数千年之久的东胡人，包括南迁到大泽畔的鲜卑人，始终都继承其先祖所传习下来的生活习俗，这些有着相同生活习俗的人应该都是东胡人。当然，这个推断只是笔者妄生穿凿、望文生训罢了。

生活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先世以嘎仙洞为“石室祖庙”，以甘河流域广袤的深山密林为生产生活场所，早期以狩猎为生，后以狩猎、驯鹿为生，生产方式尚处于新石器晚期。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6年间，东胡部族联盟被匈奴击败，其中一支余部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西辽河一带退守到大鲜卑山的密林深处，与在此处居住长达数千年的本地东胡部族融为一体。

土著东胡人和后来退守到大鲜卑山的东胡部族联盟余部的融合历史未见史书有记载，故难以做准确的表述。东胡部族这两大部分未融合之前地理相距较远，分离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所以二者的融合过程肯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难免会有原住民和后来者的矛盾。但这两大部究其祖源同为东胡一宗，只要后来者没有鸠占鹊巢，最终实现融合自是必然的历史过程。

退守大鲜卑山的这部分东胡人曾长期统治辽河上游地区，多与中原汉文化接触，当代考古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是当年居住在辽河上游地区的东胡人所创造的。所以，这部分掌握先进文化的东胡人的到来，对本地的拓跋鲜卑先世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拓跋鲜卑部的人口得以快速增长，生产生活方式迅速转型。

此外，拓跋鲜卑部能够走出深山密林南迁大泽，很可能就与退守大鲜卑山的这部分东胡人有干系。

退守大鲜卑山的这支东胡人在统治辽河上游地区的1300多年的时间里，率先实现了由狩猎文化向游牧文化的转变，并开始接触农耕文化，其铜冶炼技术、青铜器制造技术已与比邻的中原地区相比肩，而且其手工业加工技术，如酿酒、皮革加工等已经非常先进。在扎赉诺尔鲜卑古墓中发现的“角端弓”虽然出土时弓弦已经腐烂不存在，但有弓有弦这事肯定无疑，而弓弦就是皮革制品。此外，在陈巴尔虎旗完工镇发现的一处古墓葬里曾出土有皮革制品残片。这些都足以说明南迁大泽时期的鲜卑人早已经掌握了较熟练的皮革加工技术。

退守大鲜卑山的东胡部族联盟余部与大鲜卑山土著东胡人相比，属于已经掌握了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的群体，由于他们对深山密林以外区域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在避险安身之后，为了能使拓跋鲜卑部得到更大的发展，他们必须推动拓跋鲜卑部走出深山密林，跳出已有的羁绊，去更广阔的空间寻求发展。所以，当退守大鲜卑山的这支东胡部族联盟余部和大鲜卑山原土著东胡人相互融合300年之后，拓跋鲜卑部终于开始南迁大泽，迈出了日后建立北魏王朝的关键一步。

笔者妄言，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应该不是历史偶然，只是其必然性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难以知晓罢了。对于史上的拓跋鲜卑部为什么离开大鲜卑山原始密林后选择沿根河河谷一路向西南迁大泽，而不是向大兴安岭南段即今天的通辽、赤峰和辽西一带迁徙，或是越过大兴安岭向东南方向迁徙进入松嫩平原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再专门进行论述。

大鲜卑山东胡人之鲜卑称谓的由来。关于“鲜卑”这个族称历史上有很多说法，有学者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是指胡人的带钩（系腰带的挂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史记·匈奴传·索隐》引张晏言指出：“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为兽之意，“鲜卑”意为祥瑞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以鹿等瑞兽状铸镂带钩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为瑞兽带或神兽带。虽然将“鲜卑”族称与东胡带钩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将“鲜卑”之族称的来源与东胡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说法似乎确有些历史依据。

“鲜卑”族称源于神兽说。《魏书·序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神话传说。相传拓跋鲜卑先民原雄踞大鲜卑山一带，到六十七代成皇帝拓跋毛时，已“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又过了五代到宣皇帝拓跋推寅时，率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来到一个湖泊众多、沼泽遍地、低洼潮湿的地方。由于这里气候环境不适宜建都，于是拓跋推寅便谋划继续南迁，但还没等执行这一计划拓跋推寅就死了。到了第七代皇帝拓跋邻时，有一位神人向其进言说，大泽这个地方荒凉而又偏远，不适合建都城，应该继续向南迁徙。这时皇帝拓跋邻已经年老体衰，无力率众完成迁徙大业，于是将皇位授予儿子诘汾，史称圣武皇帝，并命其率众南迁。在圣武皇帝拓跋诘汾奉命率众南迁过程中遇到重重磨难，“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这使拓跋诘汾对迁都之举一度产生了动摇，就在他欲停止前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头“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在前头为迁徙队伍引路。于是，在神兽的引导下迁徙队伍走出困境，到达了匈奴故地。

据考证，传说中神兽的原型应该就是现在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所驯养的四不像，学名驼鹿，俗称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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