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冀
松石、玛瑙、水晶串饰。
双鹿纹饰牌。
桦皮盒。
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内对拉布大林鲜卑墓群的介绍文字。
拓跋鲜卑迁徙路线示意图。
扎赉诺尔蘑菇山。
2011年，扎赉诺尔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在文物保护巡查时，在蘑菇山取土断面上发现了疑似古墓群，随即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呼伦贝尔市博物院、满洲里市文物管理所、扎赉诺尔区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发掘组对该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6座古墓葬，收集出土文物百余件。该古墓群虽然规模不大，但葬式极为丰富，均为土坑竖穴墓，其中有儿童墓、武士墓、双人葬及二次葬（将死者的尸骨进行两次和两次以上的埋葬）。棺木均已腐朽，除二次葬的墓葬内出土了完整的人头骨外，其他墓葬内人骨均已变形腐朽。随葬的陶罐、陶壶多放在头骨顶部或两侧，随葬品中的陶罐均系夹砂粗陶，火候较低，形式各异。同时还发掘出土了一批金器、铜器、铁器、骨器、珠饰、漆器、布质标本及大量牛蹄骨、马蹄骨、羊距骨等陪葬品。该墓群是除了扎赉诺尔圈河鲜卑古墓群外发现的又一鲜卑古墓群。呼伦贝尔市博物院考古专家认为，扎赉诺尔蘑菇山鲜卑古墓群应该晚于拉布大林、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大约是拓跋鲜卑南迁大泽后期的遗存。
在扎赉诺尔达兰鄂罗木河畔和蘑菇山脚下先后发现大型鲜卑古墓群的同时，考古学家们还在额尔古纳市的拉布大林，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完工，新巴尔虎右旗的克尔伦，鄂温克旗的巴彦呼硕等地也相继发现了鲜卑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鲜卑遗物，并构成了拓跋鲜卑部走出大兴安岭密林到达大泽畔和扎赉诺尔区域的路线图。
1987年，在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发现并发掘了24座鲜卑墓葬，出土文物中桦树皮器物和骨器占绝对数量。骨器中以镞（箭头）和弓弭（弓箭两端用于加固和保护弓弦的关键功能性部件）、弓把等为主。该墓群无论从埋葬制度还是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上看，都与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有很大的一致性，其葬俗和木棺形制更能反映拓跋鲜卑早期生活的状况，更具原始性。拉布大林鲜卑古墓群是至今发现的众多鲜卑古墓群中纬度最高的一处，是距拓跋鲜卑祖庙石室嘎仙洞最近的墓群。有专家推测，当年拓跋鲜卑率众告别嘎仙洞，然后沿根河河谷一路向西到达根河下游，自根河进入额尔古纳河畔，再溯额尔古纳河到达其源头处的扎赉诺尔区域。
1985年，在谢尔塔拉牧场12队南端发现一处较大型的具有百余座墓葬的鲜卑古墓群，分布于海拉尔河右岸的一个山坡上。墓葬排列整齐，间距相等，均有棺木，葬式相同，逝者头向北，仰身直体。现场发掘了2座墓葬，出土随葬品23件，其中陶器1件，为手制夹砂素面红褐陶，火候较低；铜器2件，一件为铜环，浇筑而制，另一件为铜饰；珠饰19件，其中2件为煤精，1件为绿松石，5件为玛瑙，1件为兽骨，其余为玻璃珠。除此，还发现有桦树皮残件。这两座墓葬的葬式与扎赉诺尔墓葬的葬式相同，但出土器物特征与扎赉诺尔出土器物特征有差异，与完工鲜卑古墓葬接近。
2004年，在陈巴尔虎旗完工镇发现一处古墓葬遗址。该遗址位于完工镇海拉尔河南二级台地的沙丘中，共分布有4个古墓葬。发现时，古墓葬完全暴露于地面，破坏严重，大多遗物分散在遗址附近，文物所工作人员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其中1号墓墓穴长1.7米、宽0.5米，墓向正北，在逝者头部发现2件铜器，中间部分发现已残的铁器和丝布残片。2号墓中发现1件皮革制品。3号墓内的尸骨两侧发现2个铜戒指，足部发现铁器和丝布残片。4号墓中出土铜器2件、铁器8件及皮革制品残片。经清理，该古墓群共出土和采集文物19件，根据出土文物遗存判断为鲜卑人墓葬遗址。
2003年，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海拉尔河右岸台地上发现一处较大的鲜卑古墓群。在已发掘180平方米的探方内发现了8座墓葬，墓葬排列密集而有序，说明此处应是一个较大的古墓群。从发掘的墓葬看，均为土坑竖穴墓，大多数有木质葬具。木棺形制基本相同，为前宽后窄状，大多数有盖无底，少数有盖有底，均为单人葬具。墓穴内有殉牲现象，大多为牛、马、羊头蹄，多置于逝者头前。墓中出土遗物位置较一致，陶器一般置于逝者的头前或头两侧。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铜、铁、木弓较少见。出土的陶器最典型的特征是器型小，大敞口，短颈，长鼓腹，平底或高圈足，多数素面无纹，个别陶器的口沿下或肩部有凸弦纹和指甲纹。陶器以大口罐类为主，基本为手制夹砂可烧煮的炊具，单独作为容器使用的小口陶壶很少。
继此次发掘之后，考古工作者又于东乌珠尔苏木东南4.5公里处的一座山丘上发现了9处鲜卑墓葬遗址，其中4座墓葬比较完整。墓葬排列为头西脚东，每座间隔5至6米。在墓葬中发现黑色陶罐5件、铁器2件、骨箭镞2件、绿松石珠项链珠10颗、铜耳环1个。在墓中发现有牛头、马头、羊头、马蹄等随葬品10个。在墓葬群附近还出土有一些陶器、铁器、铜器、金器、石器等残片。此次出土的文物与扎赉诺尔、拉布大林鲜卑古墓群出土的文物基本一致。
通过对扎赉诺尔、拉布大林、谢尔塔拉、完工、东乌珠尔等鲜卑古墓群的考古发掘和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即拓跋推寅率部大约在公元100年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离开大鲜卑山密林，顺着根河向西南而下，先到达额尔古纳的拉布大林，然后从这里开始走出密林进入草原，南迁至大泽畔的扎赉诺尔等区域。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可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分若干批次进行的，每次迁徙的路线也可能不尽相同，最后，鲜卑人的生活遗迹几乎遍布呼伦贝尔草原。拓跋鲜卑部在大泽畔的呼伦贝尔草原和扎赉诺尔区域生活繁衍了大约150年时间，他们来到这里后由原先的狩猎文明过渡为游牧文明，实现了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由原东胡部落联盟、匈奴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大泽畔和扎赉诺尔区域这个摇篮中快速成长，为二次南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泽畔的呼伦贝尔草原是拓跋鲜卑部第一次南迁的目标区域，而扎赉诺尔区域则很可能是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经济、军事中心，是部落首领们集中活动的区域，或者说是拓跋鲜卑遗存的“标本”。
关于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大泽的路线图问题，目前考古学家尚未有定论，当年鲜卑人是顺着根河流域先到达的拉布大林和额尔古纳河源头处的扎赉诺尔，还是沿着海拉尔河先到达伊敏河流域，然后再向西经过哈克、东乌珠尔、完工到达的扎赉诺尔区域？是拓跋推寅率部一次迁徙到达还是分批次沿不同的路线到达？目前尚未见有权威性定论。有专家学者认为，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先到达额尔古纳的拉布大林，然后溯流而上到达扎赉诺尔区域，而后向完工、东乌珠尔以及伊敏河流域扩散，理由是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所出土的遗存几乎涵盖了其他所有区域的历史遗存，堪称是拓跋鲜卑遗存的“标本”。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完工古墓群乃是早期古老森林丛葬习俗，反映了拓跋鲜卑当时仍处于部落社会。而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则出现了不同于丛葬的桦木棺和单人葬，甚至出现了男女合葬墓，这反映了当时在鲜卑人中个体家庭已开始出现，这也意味着大家族部落组织开始逐步走向解体。
在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中所发现的飞马纹鎏金铜饰牌、三鹿纹金饰牌、四乳四神规矩镜、如意纹织锦、双耳平底铜鍑等，既反映了当时的拓跋鲜卑部与中原地区在商业、文化交流方面的密切关系，也充分说明当时生活在扎赉诺尔区域内的鲜卑人其文明程度较其他区域更为先进。这些出土遗物中的高档生活用品足以说明逝者生前的经济状况非常之好，逝者很可能在部落联盟中享有较高的地位，这些出土遗物中的高档生活用品所揭示的文化现象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现象。而且此类高档生活用品在呼伦贝尔区域内其他地方的鲜卑古墓群中尚未被发现，为此，我们似有理由推断当时的扎赉诺尔区域很可能是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大泽后其拓跋部落联盟所在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上述赘言权作是本文之序语，意在通过对散落在大泽畔、呼伦贝尔草原、扎赉诺尔区域的鲜卑古墓群的发现、发掘，及对出土历史遗存的研究与分析，力图说明拓跋推寅率部离开大鲜卑山密林，南迁来到大泽畔，拓跋部落联盟是以扎赉诺尔区域为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并以此为中心区域在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上生活、繁衍、发展的历史面目。同时为下面所展开的《拓跋鲜卑与历史上的扎赉诺尔》一文做必要之铺垫。
退守大鲜卑山的东胡人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到秦时，居于辽河上游地区的东胡部族已是一个极为强大的部族联盟。而此时的匈奴其经济、军事实力仍“不敌东胡”。然而强盛一时的东胡部族却因种种原因于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6年间被后来居上的匈奴所灭。
居于辽河上游地区的东胡部族联盟被匈奴所灭后，仅有余部两支分别逃至乌恒山(即今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以北的地方)和大鲜卑山（即今天的大兴安岭）。逃至乌恒山的一支后来被称为乌恒族。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大将霍去病击败匈奴后，曾迁乌恒于塞外的匈奴旧地，东汉时又被迫迁至塞内。到三国时，曹操破乌恒，又迁其余部于中原。后迁居中原的乌恒族渐渐地融入中华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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