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纹金饰牌。

扎赉诺尔鲜卑墓陈列厅。

扎赉诺尔蘑菇山旁的达兰鄂罗木河。

飞马纹鎏金铜饰牌之一。

飞马纹鎏金铜饰牌之二。

双耳平底铜鍑。

龙纹煤精带饰（局部）。

扎赉诺尔鲜卑墓陈列厅周边景象。

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对东胡部落联盟发动了战争，东胡部落联盟溃败，其中一支东胡部族退守乌恒山（即今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以北的地方），这部分人后来被称为“乌恒人”；另一支东胡部族退守大鲜卑山（即今天的大兴安岭），这一支东胡部族后来衍生为两部，即居于大鲜卑山北麓的“蒙兀室韦”和居于大鲜卑山南麓的“拓跋鲜卑”。

大约在公元100年前后，即西汉末东汉初时，拓跋推寅率众走出大兴安岭密林，“南迁大泽”来到水草丰美的呼伦湖畔，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以扎赉诺尔区域为中心方圆千里的土地上寻求新的发展。

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的历史过程，以及拓跋鲜卑部来到以扎赉诺尔区域为中心的土地上生活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回眸一下拓跋鲜卑部在近150年的时间里，留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以及扎赉诺尔区域的部分历史遗迹和历史遗存。

1959年，扎赉诺尔煤矿为了实现将达兰鄂罗木河（达兰鄂罗木河又称木图那雅河、圈河）拦腰截断，便于其在达兰鄂罗木河畔开发东露天矿的目标，计划在达兰鄂罗木河中间修筑一道拦水坝。在修建水坝的过程中，工人们在河东岸的台地上就近取土时无意间发现了大批古墓葬。

196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派郑隆、刘廷善、斯琴等考古专家来到扎赉诺尔达兰鄂罗木河畔，进行了为期40余天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南北长1127米，东西宽215米，墓葬排列密集，并在这一区域内发现有古墓300余座，清理了31座古墓葬，出土历史遗存300余件。

笔者在2017年6月的《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上所刊载的《内蒙古历史上的今天——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文中看到，有最新说法称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现已发现有鲜卑古墓800座，但目前笔者无法去核实这一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经考古发掘发现，这些鲜卑古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葬具为木棺，大多有盖无底。墓中的尸骨几乎都是仰身直肢，头向北安放。墓葬大部分棺木外东西侧均埋有牛头和马头，随葬的陶壶、陶罐等置于头骨顶部或颚骨两侧，个别墓葬出土陶罐底部排列有整齐码放的羊矩骨（俗称嘎拉哈）。墓葬中出土有4件铜饰件，上面铸有马、鹿等动物纹，该配饰一般置放于人的肋骨和脊骨之间。有的逝者颈上套有用琥珀、琉璃、绿松石、水晶、贝壳等制成的珠串，有的手掌内握有玉石片，身侧放双耳铜釜。少数逝者还腰挂一排排黑色角片，均为长方形，四角钻有小孔。在一座墓葬内的人骨下铺有一块带有汉“如意”字样的织锦，一座墓葬内发现有一规矩镜的残片，有的墓葬内出土有大量骨箭头。各墓葬均出土有桦树皮制的盒子，多为圆形，其上可见有残留针孔痕迹，置于逝者头骨顶部附近。

此次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历史文物达300余件，其制作方法为当地制造和外来输入，主要种类有：

陶器：手制夹砂红褐陶，有颈罐、敞口罐、三乳罐、双耳罐、单耳罐、陶钵等。

铜器：铜鍑、飞马铜牌饰、人物铜牌饰、铜带饰、四乳四神规矩镜残片、螺旋形铜饰、连珠形铜饰等。

骨角器：骨簇、弓弥、狩猎图相骨纹板、骨鱼镖、骨带扣、鱼肋骨簪、鱼椎骨钻孔串珠等。

木器：木勺、桦树皮桶、桦树皮“圆牌”、桦树皮弓袋、桦树皮箭囊等。

玉器：用琥珀、琉璃、绿松石、贝壳、玛瑙、水晶磨制而成的珠饰、玉环、玉石片等。

此次出土的飞马纹鎏金铜饰牌，马做奔驰状，鼻端有角，带双翼，证实了《魏书·序纪》中所记载的一段史实：“古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1961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专家郑隆先生在国家级刊物《文物》第9期上发表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国家级刊物《考古》第12期上发表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

郑隆先生等人在文章中所提出的“扎赉诺尔古墓群所属民族‘应属东汉末鲜卑族的一支’的观点”，及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规模庞大的古墓群和出土文物，震惊了国内的考古学界。于是，专家学者们纷至沓来进行考察，古墓族属问题还一度引起考古学界的争辩。如考古学家黄展岳先生认为，扎赉诺尔古墓群的遗物“属于较典型的匈奴文化遗物”；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认为，扎赉诺尔古墓群的墓主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鲜卑人的论点，也不能肯定是匈奴人”；直到1977年，宿白先生推测扎赉诺尔古墓群“大约是拓跋祖先推寅（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莫沮洳’前后的遗迹”；1979年，李逸友先生又进一步论证扎赉诺尔古墓为东汉时期的拓跋鲜卑遗迹。此后，由郑、宿、李为代表的考古和史学工作者逐步完善的观点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在这个过程中，郑隆先生的研究成果迅速地对历史学家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2年，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圈河砖厂在推土作业的过程中又意外地发现了古墓，并在古墓中出土了三鹿纹金饰牌1件、金耳坠2件，同时收集和清理出土文物30余件，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和煤精制品等。在此次发掘中所发现的三鹿纹金饰牌系鲜卑人所独创，牌上之鹿做回首张望状，意在表明拓跋鲜卑人永志不忘驯鹿之情结，同时也彰显鲜卑人对图腾之崇拜。专家学者鉴定后认为，三鹿纹金饰牌始于扎赉诺尔。该金饰牌现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另外，在此次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件鲜卑人制作的角端弓。《后汉书·鲜卑传》记载：“又禽兽异於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 李贤注引《前书音义》：“角端似牛，角可为弓”。

1961年，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和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先生等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邀请，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访问历时近两个月，行程达1.5万余公里。期间，翦伯赞先生等来到呼伦贝尔盟的所在地海拉尔，参观了海拉尔博物馆。然后一行又驱车来到满洲里和扎赉诺尔，期间还目睹了最早记载于《山海经·海外北经》的“大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呼伦湖。翦伯赞先生在之后所著的《内蒙访古》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两段话：“对于早期鲜卑人的生活，历史文献上给我们的知识很少，仅说鲜卑人的习俗与乌桓同”。“我们这次在呼和浩特和海拉尔两处的博物馆看到扎赉诺尔古墓中发现的鲜卑人的文物，其中有双耳青铜罐和雕有马鹿等动物形象的铜饰片。又有桦木制的弓、桦树皮制作的弓囊和骨簇等，只是没有发现角端弓”。

翦伯赞先生等人是1961年来到满洲里、扎赉诺尔的，待到1982年在圈河砖厂一次无意间的作业中发现角端弓这件历史遗存时，尊敬的翦伯赞老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却没能在有生之年目睹这件由扎赉诺尔鲜卑人亲手制作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角端弓。

198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又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清理土坑竖穴墓48座。专家组认为该墓群文化因素构成比较复杂，既有四乳四神规矩镜、如意纹织锦等汉文明输入品，又有匈奴风格动物纹饰牌和铜釜等器物，还出土了2块煤精石饰牌，并在饰牌上发现有刻划的文字符号，但仍可断定该遗存属鲜卑风格。对于墓葬中出土的人骨，体质人类学者在分析对比的基础上将其分为扎赉诺尔汉代A组和扎赉诺尔汉代B组。A组与外贝加尔匈奴组最为接近，代表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类型；B组分别与完工组和外贝加尔匈奴组比较接近，代表着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

1986年，内蒙古博物馆考古专家郭治中来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做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随葬品77件。

1987年，呼盟文物站工作人员在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圈河砖厂作业区内又发现鲜卑古墓5座，从墓葬中获得文物30余件。

1997年，满洲里市文化局与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共同投资10万元，在达兰鄂罗木河畔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遗址上建起了一座20多平方米窑洞式的扎赉诺尔鲜卑古墓陈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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