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作者的中国外运满洲里公司工作证。
1997年，作者在全国外贸运输工作会议上发言时留影。
《中国外运报》合订本。
2022年9月19日《满洲里日报》三版。
2024年5月23日《满洲里日报》三版。
1997年，作者在《中国外运报》第五届全国通联工作会议（武汉会议）上发言时留影。
20世纪90年代，我与《中国外运报》的故事。1993年，满洲里市委任命我为中国外运满洲里公司党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厅任命我为中国外运满洲里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1989年创办了《中国外运报》，每周出版一期。我作为中国外运满洲里公司党委副书记，分管公司宣传和《中国外运报》满洲里通讯站的工作。我在抓好通讯站工作和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同时，自己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稿件的撰写工作。
那段时间，中国外运满洲里公司宣传报道工作每年都会迈上新的台阶。
首先，我们公司每年在《中国外运报》刊发的稿件都在40篇以上。我刚刚调入时的1993年刊发稿件为11篇，1994年为41篇，1995年为40篇，1996年为49篇。《中国外运报》为周报，每年仅出刊51期。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在国家的海港城市、陆路口岸、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总公司的业务重点在海洋运输，我们作为陆路口岸公司做到了近乎期期有报道，这是很不容易和难能可贵的。
其次，我们公司每年都能在《中国外运报》上发表一组系列报道。1994年发表“中外运满洲里公司历史回顾”系列报道3篇。1995年发表“中外运满洲里公司发展新思路”系列报道5篇。1996年发表“追寻第一代外运人的历史足迹”系列报道19篇。
再次，我们公司每年都能在《中国外运报》刊发一期专刊。1994年刊发了名为《迎接内蒙古满洲里对外经贸洽谈会》专刊。1995年刊发了名为《中国外运满洲里培训中心》专刊。1996年刊发了名为《中国外运满洲里公司成立五十周年》专刊。
最后，那段时间我每年会在《中国外运报》年会上作典型发言。1994年兰州会议上，我的发言题目为《狠抓知名度效益，再呈外运雄风》。1995年昆明会议上，我的发言题目为《充分发挥宣传舆论作用，为企业经济发展鸣锣开道》。1996年满洲里会议上，我的发言题目为《抓住建司五十周年契机，进一步搞好宣传工作》。1997年武汉会议上，我的发言题目为《宣传通讯是外运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武器》。
1997年，中国外运满洲里公司调整班子成员，我不再担任党委副书记，也就此告别了宣传工作。2001年，由于国家深化改革，外运公司作为中直企业的黄金时代成为历史。老企业积重难返风光不再，公司人员分流，我也自谋职业。但就我在外运公司近十年的工作经历来讲，这段和《中国外运报》结缘的往事是我人生中的华彩乐章，在我的人生画卷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不知不觉间许多年过去了，原中国外运报总编辑徐建东后来担任了中国外运集团的办公室主任。2013年7月，和我失掉联系十多年的徐建东和原中国外运报的编辑安徽、向阳来到满洲里，特意向满洲里外运公司领导提出见我的要求。他们能在百忙之中与我相聚，令我十分感动。席间大家争抢着叙说当年我们共同办报的故事，一起回忆大家终生难忘的那段往事。2013年12月，中国外运编辑部（此时《中国外运报》已改为《中国外运》期刊）给我寄来了封皮印有我名字的笔记本，以示对我这个外运战线上一名老兵的追记奖励。
20世纪90年代，我与《满洲里日报》的故事。1992年3月，满洲里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几个月后，时任满洲里市委书记特木尔巴根带领我们一行人对另外三个沿边对外开放城市黑河、绥芬河、珲春进行了一次成功考察。由我撰写的考察报告于9月23日以市委办文件形式印发，并送交给市五套班子各位领导。
此时恰逢《中俄贸易信息报》（《满洲里日报》前身）正在准备创刊发行，时任副总编姚景林在征得有关领导同意后，在9月29日《中俄贸易信息报》创刊号上开始连续刊发这份考察报告。这份供领导层参阅的内部资料得以和全市的广大读者见面，无疑增加了这份考察报告的受众面和使用价值。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工作上的原因，让我非常有幸地在《中俄贸易信息报》创刊伊始就与其结下了不解情缘。
岁月如梭，我的年龄大了，成了一个社会上的自由人，于是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满洲里历史图片的搜集和研究上来，这也让我与满洲里报社有了新的合作机缘。
2008年至2009年，我应原满洲里报社摄影部主任戴炜约稿，在《满洲里报·摄影刊》“看老片讲故事”栏目上连载了名为《见证1982—1985》的系列稿件，前后两年共刊载了23期。稿件照片主要选自80年代我为团市委制作的几册影集，这些照片分专题展示和回顾20世纪80年代满洲里市共青团工作及青年运动的历史。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那时每个月我都花大量时间查索过去的《满洲里青年报》合订本和自己的笔记本。每月确定一个主题，选出一组照片，然后翻阅报纸、查阅笔记，准确写出照片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形成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故事，让那些久远的影像鲜活了起来。一个个串起来的故事勾起我对当年的无限回忆，并让我不时沉浸在感动和陶醉当中。
我在团市委工作期间，每年会将全市大型共青团活动和基层团组织活动一一进行拍照，并在年末制作一册影集。2007年的时候，为寻找到这几册影集，我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我询问时任团市委书记王晓明和副书记王庚环，他们都对这几册影集没有印象。于是我贸然去了团市委，向团市委的年轻人介绍了自己曾经在这里工作的身份，并说明查找影集的目的，结果他们一脸的茫然。我进一步和他们商量道：“你们能否将卷柜打开让我看看？”当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后，我把几个卷柜逐一打开，突然眼前一亮，我亲手制作的几册影集就静悄悄地隐藏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久违的“老朋友”，我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多少年没有人惊动过它们了，万幸没有遗失，一直与卷柜一起辗转到如今。我办理了借用手续，扫描这几册影集后，又物归原主送回到团市委保存。
2011年是满洲里建市110周年，我出版了大型画册《百年满洲里》。同年，时任报社总编辑殷咏天与我商量，开办《满洲里日报》“钩沉”版，开辟“百年满洲里”栏目。我开始忙于整理满洲里历史老照片，购买移轴镜头拍摄新一轮的城市楼景，查阅各类历史档案史志资料，采访老满洲里人，认真撰写每一期的稿件。2011年至2017年，“钩沉”版面由我一人撰稿，此间《满洲里日报》由小报变成了大报，我的工作量也因此增加了一倍。2017年，在时任市委书记陈立新倡导下，满洲里成立了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从此，热爱满洲里历史文化的同仁们开始共同为“钩沉”版面供稿，只是仍由我编辑、配发图片，通过QQ或微信发给报社编辑。
一开始的工作流程是编辑人员打出报样后通知我，我去报社改版校对，后来就直接将电子版通过QQ发给我，校对后就可以出报了。现在，我成为了“钩沉”版面的专门供稿人，成为了作者和编辑的桥梁与纽带。十五年来，我先后与段炎、林妍、姜玉洁、张宇、刘鑫、刘颖、路桂杰、芦轶、宝音九位编辑人员合作。我虽与后来几位年轻编辑未见过面，但通过网络配合得非常默契。这些年轻的编辑里，我仅与姜玉洁见过一面，内蒙古电视台拍摄《草原新丝路》专题片时，为了拍下我和编辑商榷版面的镜头，让我去报社与编辑见了一面。
在先后两任总编殷咏天、徐红梅的支持下，在副总编付孝忠、编辑部主任曹晗和原副刊部主任路桂杰具体指导下，“钩沉”版面办得非常成功。“钩沉”版面创办以来，受到了老满洲里人的欢迎，一些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旧居、儿时的校园、上学的路径……一切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又似乎有些久违了的陌生，用欣喜若狂、夜不能寐来形容老满洲里人的心境一点都不过分。特别是这些年有了《满洲里日报》数字报，使得定居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满洲里人能及时阅读到这个版面。很多人在期盼中阅览每一期的满洲里老照片，很多人向我索取和其旧居有关照片的电子版，很多人主动与我交流，讲述祖辈流传下来的关于老房子的故事……
一个甲子的时光过去了，我从少年步入了老年，历经前前后后七段办报经历，回首来时路，细数我与报纸的缘分不胜感慨。这些办报的经历也记载了我步出校门后从企业调入机关，又从机关下企业，再从企业进机关，从机关派到企业，最终进入社会自谋生计的人生历程。也客观记录下共和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历史转变。所以，我的七段办报经历既是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城市的记忆。
我虽然没有机会做专职的编辑工作，但是几十年热心兼职办报事业也使我养成了坚持学习、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只要我身体许可、精力充沛就要继续办报，坚持将《满洲里日报》的“钩沉”版面继续办下去。我仍然在路上，前方尚无止境。
□本版图片由王铁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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