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斌

《何日生》是四川作家贺玉新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

“何日生”是故事的主人公“我”。“我”一出生就是不被欢迎的，因为在父亲眼里“我”不过“是个女孩儿”。“我”觉得“自己是原罪，是我母亲吴琴一生的原罪”。其实“我”的名字应该叫“何星”，只是上户口的时候，“星”字写得分开了，像两个字，“何星”便成为“何日生”。没有人在意这个名字出了问题，就像没有人在意“我”的到来和成长一样。当然，在尝尽了生活的苦楚和无奈之后，“我”对这个名字又产生过更多的自问，“我”是为何而生？“我”到何日会死呢？这些问题一直纠缠着“我”的人生。

何日生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留守女孩儿，作者试图通过她的成长经历和感情生活展现小镇农村家庭的变迁和当代知识女性的情感选择，从而引发人们关于更多人性与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从这一点来说，这部小说在立意上的构建是合理和成功的。围绕何日生的成长过程，作者主要讲述了她的三个人生阶段：少年的孤独、青春的迷茫和婚姻的不幸。而这三个阶段恰好处于三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何日生，我们看到了令人深思的时代变迁。

孤独的少年时代。何日生并没有享受到别的孩子所拥有的父母的百般疼爱，父母外出打工把她寄养在三爸家，每次母亲打来电话，何日生听到的都是“要听三爸他们的话”之类简单的话语。虽然三爸一家对何日生很好，但何日生时常在无人的角落哭泣。

何日生的妈妈怀孕了，回老家生了个儿子。爷爷带着何日生去给何日生的父亲打电话，“爷爷的笑声果然响彻整个电话亭，我觉得他作为一个70岁的老者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接下来他几乎用唱歌的语气告诉电话那头的父亲‘的确是个儿呐是个儿’。我那无聊的敏感突然就冲出来，写完了整首歌：的确是个儿呐是个儿，两只胳膊两条腿儿，两只眼睛一个嘴儿，中间还有一个把儿。我给这首歌取名为《生儿歌》”。这里，孩子敏感的嘲讽透露出小镇农村的生育观念对她少年时代持续性的精神压迫。

中学时的迷茫青春。进入中学后，何日生继续她的留守生活，在舅舅家住了两年，“他们待我很好”，然后开始搬到学校旁边租房住。中考结束后的暑假，何日生去了父母打工的城市，这是她第一次了解到父母生活的艰辛，“我惊呆了：几块木板拼起来的所谓的床，旧旧的被单、枕头，周围有两个大的蓝色牛仔包，里面装的是父母和弟弟的衣服”。这个场景深深地刺激了何日生，让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这期间何日生还接触到了爱情，一个叫苏凡的男同学给她写了99封情书，但是，“后来这99封情书被我扔到厕所里了，因为我没有可放的地方，我怕放到家里被父母看到，母亲会打死我，我会让她感到羞耻”。当后来一个叫陆侃的男同学从书包里拿出他写的一本日记要送给何日生时，“这情景让我想起了那99封情书。我想，这次我再也不会把它扔到厕所里去了，不然要遭报应”。高考结束后，何日生去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读了师范。

不幸的婚姻爱情。大学毕业后的何日生有过两段十分不幸的婚姻，不论是第一任丈夫陈家河还是第二任丈夫王延庆都有着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斥着自私与残暴。何日生分别给他们留下一个儿子，她对爱情再也没有了期待，于是远走他乡。但命运似乎有意捉弄，她在良城遇到了深爱她的秦朗，他们已经置办了新房，拍摄了婚纱照，完美的爱情结局即将呈现。然而，身为敬业医生的秦朗在加班做完一台手术之后却突发脑出血，不治身亡。命运多舛的何日生再一次陷入人生的绝境。

此时，一直爱好文艺的何日生恰好完成了她的第一篇小说，“我把手稿带到了秦朗的墓前让火焰捎给他，我想让他当第一个读者”。小说的结尾，何日生去了大理，做了一个独行的人。在经历了如此坎坷的人生之后，她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何日生》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尤其是小说开头讲述何日生少年时代的部分，对小镇农村生活的描写细致入微，对人物心态的把握也很到位，全面体现了作者的叙述能力。读罢全文有两个小遗憾，一是讲述何日生校园生活部分略显冗长；另一个是结尾处秦朗这个设置很好的人物死得太过突然，死得有些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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