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牌话筒是20世纪后半期著名的国产话筒。

1975年7月的扎赉诺尔区新华南路。

1975年的扎赉诺尔区街头景象。

熊猫牌601-1型收音机。20世纪50年代扎赉诺尔煤矿大多数职工家里没有收音机。

20世纪60年代扎赉诺尔矿务局职工家里安装的小喇叭。

20世纪70年代初，扎赉诺尔矿务局居民区里设立的广播喇叭 。

20世纪70年代，许恩涛任扎赉诺尔矿务局广播站站长时与同事们合影。左起为许恩涛（广播站站长）、王财（电工）、军管会代表、张艳洁（播音员）、刘有年（电工）、苗仲轩（技术员）、夏东兴（电工）。

十多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

这次聚会不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同学聚会或战友聚会，而是同行聚会。聚会的发起人有两个，一位即将从广播电视战线退休，一位已经退休。他们举办此次聚会的目的很简单——在轻松的氛围中互诉衷肠。广播电视战线的老朋友们转业的转业，离退休的离退休，如果不抓紧时间相聚，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

当年共有10个人参加了聚会，男女各半，年龄最大的79岁，年龄最小的将近50岁，这10个人可以说是扎赉诺尔煤矿广播电视战线四代人的代表。

这次聚会历时4个小时，大家一直沉浸在欢乐、美好的气氛当中。大家一起回味这60年来的酸甜苦辣，只是大家的话题句句不离话筒，似乎话筒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这份对事业的真情让人深受感动，这种难以放下的行业情结又让人肃然起敬。此情此景不由让我忆起苏轼的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与此次聚会的朋友们一起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这个行业的兴衰历程，他们当年工作中的喜怒哀乐，我是略知一二的，但我当年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广播电视事业是如此的执着和热爱。

扎赉诺尔煤矿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壮大是扎赉诺尔煤矿繁荣发展的必然产物。她像一个宠儿得到煤矿这个大家庭的关注与呵护，而她也不负众望，成为为煤炭战线助威助战的宣传主阵地。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扎赉诺尔煤矿是老解放区，对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曾作出重大贡献，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步年，多出煤出好煤是摆在全矿职工面前的历史重任。在这个历史关头，如何更为有效地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是摆在当年煤矿领导面前的难题。

那时，煤矿职工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纸和黑板报，只是绝大部分职工不识字，报纸和黑板报上的信息要靠别人读才能了解，而且几乎所有职工家都没有收音机。所以，当时矿外的信息职工不能及时获得，矿内的动态职工难以交流。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953年10月1日这天清晨，煤矿第一个广播站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第一次广播成功试播后，高音喇叭的声响让街巷充满了活力，煤矿上下欢欣鼓舞。人们的笑声与赞扬声成了煤矿第一代广电人前进的动力，但同时也成为他们肩头巨大的压力。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功总是要经过艰难的考验，广播电视事业也不例外。扎赉诺尔煤矿第一代广电人只有三个人，播音员吉秀珍，站长李景林，技术员苗仲轩。播音员吉秀珍同志只有小学文化，站长（兼电工）李景林同志不足小学文化，技术员苗仲轩同志原来是电影放映员，这三个人都是广播事业的门外汉。他们手头的“武器”只有1个话筒、1个高音喇叭、1台收音机和1台500瓦扩音器。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人手不足难以适应广播事业发展的需要；第二个问题是广播站缺稿件，那时基层没有几个人会写稿，没有稿件可播。种种困难摆在三个门外汉面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那时的人们都有一个习惯——有困难不上交不下压。三个人没有发牢骚也没有坐等，大家默默地靠自己的努力解决各种问题。吉秀珍同志当年虽然只有18岁，但非常精明能干。她以播音这一新生事物为“诱饵”，说服一大帮男女青年围拢在她身边帮忙。她对这些青年说：“你们协助我工作，以后能播音的就播音，不能播音的可当通讯员给我写稿。”这些男女青年中，安会军同志后来成为专职记者，而我与另外几位同志走上了业余通讯员的道路，韩树山和张艳洁同志则当上了扎赉诺尔煤矿专职播音员。后来韩树山同志被选拔到满洲里市当播音员，再后来他成为内蒙古广播电台的“名播”。现在看来，吉秀珍同志可称得上是扎赉诺尔煤矿新闻工作的拓荒者。

扎赉诺尔煤矿第一代广电人中，苗仲轩同志作出的贡献可与吉秀珍同志相提并论，他不仅在技术上保障了转播与直播的效果，还抓住时机将喇叭安装到了千家万户。当年扎赉诺尔煤矿人心齐、干劲高，矿山面貌欣欣向荣，与第一代广电人付出的心血与汗水有着密切关系。第一代广电人中，只有苗仲轩同志在广播电视战线上坚守到退休，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师傅和领导。可喜的是，第一代广电人教育出来的人才为扎赉诺尔煤矿广播电视事业添砖加瓦，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现在李景林、吉秀珍、苗仲轩三位元老均已先后作古，他们的广播人生值得后人铭记与怀念。

1972年前后，扎赉诺尔矿务局的有线广播体系全面建成，广播站的声音成为职工和家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广播站选择了两条宣传主线，一是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要求转播不能过夜；二是宣传来自基层“最新动态”，要求宣传不能过天。此举对矿务局稳定大局、统一职工思想、鼓舞职工干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很少人知道那时的广电人是如何做到“不过夜”“不过天”“全覆盖”的。

1972年，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宣传舆论的强大力量。因此，矿务局领导加大了对广播站的扶持力度，为广播站配备了正副站长、3名播音员、6名维修工、1名编辑。此外广播站还拥有百人以上业余通讯员队伍。广播站的设备有4台扩大机、4台收讯机、4台录音机。广播站每天从早晨5点30分至深夜11点定时广播三至四次，每逢有新的“最新指示”或是出现“高产日”时，要昼夜连续进行广播。广播站除按时转播中央、省（区）、盟三级新闻联播外，其余时间播放自办的“矿山消息”“工业学大庆”和“矿山文艺”等内容。

为了让更多人听到更清晰的广播，全站人员做出了极大努力。为减少因线路过长“讯号”出现衰减问题，广播站在几大矿和局机械厂增设了转播站。为增加收听用户数量，广播站减少用户购置费用，全站人员自制舌簧喇叭，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说服用户安装。仅1971年一年就增加收听用户近一倍，实现了广播网的全覆盖。

在这个过程中，苗仲轩师傅带领王财、王治家、刘有年等几位徒弟顶风冒雨忙个不停。他们总结了一套推销经验，例如，劝说连钟表都没有的贫困家庭安装喇叭，可以说六元的小喇叭可当钟表使用，起床有人招呼，做饭有人提醒；遇有东北口音的人家，可以说我们常播二人转；遇有河南口音的人家，可以说我们常播河南梆子。为了增加用户扩大宣传面，他们极尽所能；为了广播不间断，他们常常昼夜值班，有求必应，人到喇叭响；为了不留收听死角，他们常常驾驶宣传车走街串巷。这就是当年广电人的情怀。

围绕话筒转的播音员和编辑工作起来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几乎没有昼夜之分，没有自我时间，开机分秒不差，人员整天整夜不离话筒。那时播音都是直播，播音员未经演练直接登场，现场完全凭借播音员的智慧和反应拿捏文稿的尺度。每逢“高产日”，基层通讯员常常要半夜才能把稿子送来，半夜送稿那就半夜播，嗓子就算累哑了播音员仍要坚持工作。播音员常备的茶饮是治疗嗓子的中草药胖大海，他们常备的夜餐是一个馒头和一块咸菜。

那时广播站的播音员有米培芝、张敏、许淑芬、刘桂云和王永琴等同志。刘桂云和许淑芬同志是面试后选定的，而米培芝和张敏同志则是听过播音的录音带后选定的。她们中有三个人是70届的初中生，刘桂云不足小学文化。虽然大家起步低，出现过念错字、语句不连贯、情感表达不够到位的各种尴尬问题，但她们不沮丧、不气馁，边学边干，最后都成了矿务局出色代言人。

刘桂云、许淑芬和稍后加入的吴建平、王永琴、包图雅、国汉峰等同志都获得了播音中级职称。许多人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得较好名次，其中包图雅同志获“全国运河杯”朗诵二等奖、内蒙古企业播音主持二等奖，吴建平和刘桂云同志获内蒙古企业播音主持一等奖，他们在呼盟地区享有较高的声誉。

遗憾的是，米培芝同志因长时间连续播音得了严重的咽炎，只能改做其他工作了。编辑寇连起同志因昼夜编稿写稿改稿导致双眼红肿，因过度劳累最后英年早逝。基层转播站的作息时间同局广播站同步，所以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局广播站工作人员同样辛苦。例如，灵泉转播站的张洪度同志虽年事已高但却吃住在站内。

这些工作人员用心血和汗水书写了当年的新闻史，为后来的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事业续写新闻宣传新篇章奠定了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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