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里站教育室开展职工教育。

满洲里站开展非正常接发车安全攻关培训。

满洲里站开展进站信号机故障引导接车应急演练。

博林线施工大会战。

铺设在博林线路基上的石砟。

博林线的周边景象。

20世纪30年代衡山脚下的村庄。

满洲里铁路口岸。

在湖南省衡山脚下有一座闻名中外的小城衡山县，衡山县物产丰饶、民风朴实。在战火连绵的1939年春天，我出生在衡山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成为父母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春天是湘东毛竹生长旺盛的时期，所以父亲为我取名竹生，希望我像竹子一样茁壮成长。

在我出生后的几年里，我又有了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全家十几口人仅靠四亩薄田维生，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我的两个哥哥早早地帮衬父母耕田种地，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也是割草喂鸡放鸭忙个不停，唯独我去读了书。我天资聪敏，在村里人眼里是个读书的料，所以父母狠下心来节衣缩食供我一人上学。1952年，我的叔叔和婶婶相继病故，幼小的堂妹被接到家中抚养，家里的粮食更不够吃了。13岁的我不忍心让全家人辛苦劳作而自己却在学堂里读书，就想放弃学业，但父亲告诉我必须学好功课，将来为全家人争口气。我暗下决心不负家人的期盼，继续刻苦学习。

1960年的自然灾害让全家人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我却意外地接到了长沙铁道学院本科班录取通知书。整个村落沸腾了，祝福声、赞誉声打破了以往的宁静，乡亲们倾其所有为我凑上了路费，父母将家里仅有的四只老母鸡拿到集市上换回了六块钱为我做学费。我抹着眼泪告别了乡亲，步行到了县城然后搭车进了省城长沙。

我学了两年的电信系专业，即将毕业时学院老师看到我的学习成绩优异，就劝我改学铁路交通运输专业。运输专业是每个人向往的好专业，我便毅然决定改学铁路交通运输专业。

1965年9月，我接到了毕业分配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的是：欧阳竹生同学，你被国家正式录用为铁路员工，请您自9月5日起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海拉尔分局满洲里车站报到。望着全家人兴奋的面孔，我激动地说：“我现在是国家铁路正式员工了，虽然分配到祖国的最北边，但那个地方需要我，工作稳定后我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从湖南省会长沙到满洲里共3500公里路程，经过四次倒车，每天只啃饭菜团充饥，我整整熬了六天七夜才到了满洲里。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受中苏关系和政治运动的影响，满洲里站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进出口运量不断下滑，年均货物发送量仅有33万吨。

我上班后被分配到满洲里站国际联运交接所当见习货运员，第一次穿上铁路制服时我感觉特别自豪，马上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制服照”，并到邮局给父母汇了10元钱。我工作的第一个月开学徒工工资，共18.68元。

当时我年龄不小了，又单身一人住宿舍，这让很多人为我的婚姻问题操心。经师母介绍，我和一名长相清秀、善解人意的铁路中学老师相识相爱了。这时，车站革委会的领导找我，说组织上考虑到我的老家在湖南，不适应东北的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问我是否有调转工作的想法，很多亲朋好友也劝我调转。我想，满洲里站历经风雨沧桑，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最大铁路口岸站，它的未来前景不可估量。虽然这里的气候寒冷，但这里的人民热情似火，衡山县是我的第一故乡，满洲里就是我的第二家乡，我愿扎根边陲奉献我的青春。1968年10月1日，我和相恋两年的铁路中学教师高云娟喜结良缘，新房是不足十五平方米的职工住宅。

1972年5月，海拉尔铁路分局在博克图开展博林线施工大会战，俗称“沟里大会战”，抽调各个站段干部职工配合工务部门装卸路料、加固路基。在全站动员会后，我想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什么事都不能落后，党组织考验我的时刻到了，于是我主动递交了自愿参战申请。

即将出征的那天，我看着两个儿子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爱人把打包好的行李递给我，安慰道：“放心吧，家里还有孩子姥姥姥爷帮着，别担心家里。”

五月的大兴安岭乍暖还寒，瘦弱的我与体格健壮的同事共扛一筐石砟（颗粒表面全部为破碎面的碎石）往返230米的路程，别人一上午扛60筐，我不服输也和同事扛60筐，肩膀上磨出的血泡浸上汗水钻心地疼，但我却从未喊苦叫累，这让所有同事对我刮目相看。

那时施工条件很差，工地上的主食多是玉米面发糕和高粱米，菜是十天不换样的大头菜炖土豆块，一天我们要干12小时的活儿，补助是7毛钱。但最苦的还是大兴安岭林区夏天的蚊虫侵扰，牛虻、蚊子把我叮得全身都是包。

我最终咬牙挺过了71天的会战，当年我被海拉尔铁路分局授予“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我参加工作十年后，由于业务精湛、爱岗敬业，1978年被满洲里站提职为货运值班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于1980年正式转干，任满洲里站技术室教育工程师。1984年，经过组织的多方考察，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4年，海拉尔铁路分局进行职教体制改革，满洲里站成立教育室，在技术室主管教育的我被任命为满洲里站教育室主任。制定职工岗位业务培训规划，编写教案，组织职工轮训。运转调度员、调车区长、调车长……各种岗位技能的培训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面对重担，我起早贪黑整天加班，有的时候忙完一看表已经23点了，就搭几把椅子枕着书刊凑合着睡一觉。

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的口音，真是乡音难改。每次各车间职工培训时，我浓重的湘东口音让职工听得不明不白，因为这一点站领导班子将新分来的大中专毕业生陆续充实到了教育室，让我专心于室务管理和各个职业培训教材的编写把关。

每年我都认真地组织好各个岗位业务技能实作表演赛，让许多业务尖子走上了班组长的岗位，让不思进取的职工有了紧迫感。比如迟占忠调车组、刘永良调车组都在分局表演赛上获得过第一或第二名；交接所和国内货物处的货运员有很多都在铁路局组织的各种考试中取得优异的名次。绥芬河、二连浩特、阿拉山口等口岸站都组织职工到车站教育室学习国际联运知识，满洲里站的国际联运经验是全国各口岸站的学习范本。

1987年，劳碌一生的父亲辞别人世，由于大批新入路职工培训在即，我没有回去送别老人家，只在自己的家里设了灵堂默默地遥祭。我们老两口工资不高，但从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起我就没有中断为老家的亲人寄生活费，我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老家的亲人。1991年秋季，我向站长递交的探亲假被批准了，这一年我和老伴踏上探家之旅。一路风尘终于到家，众多亲人围绕在我们身边，亲人们亲切的呼唤让多年未归的我双眼被泪水模糊。

1998年，哈尔滨铁路局实行内部职工退养政策，还有一年就可以退休的我毅然写下退养申请，把教育室主任的位置让给了年轻有为的大学毕业生。如今，面对满墙的老旧照片，还有抽屉中成摞的荣誉证书，已到耄耋之年的我对自己的人生无限感慨。从南国到北疆，扎根边陲，忠诚于铁路事业33年，我的人生无悔。我抚养两个儿子长大成才，我的长子大学毕业后分在满洲里市国检局工作，次子警官学校毕业后成为满洲里铁路公安干警，他们都有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期盼着满洲里站承负起“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重任，坚决服务好“一带一路”，把满洲里站建设成全国进出口量最大、效益最好、设施最完善的陆路口岸站。

本文由欧阳竹生口述，王凤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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