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凤凰湖诗社副社长余兮和民刊野火诗歌的社长冰洁进行了网络交流，现将交流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冰洁，原名王金荣，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呼伦贝尔作协理事，满洲里市草原丝路珍品陈列馆名誉馆长。冰洁的作品曾发表在几十家报刊上，曾获第七届铜铃山杯全国诗歌大赛三等奖，现任民刊野火诗歌的社长及主编。余兮，桐乡市凤凰湖诗社副社长，发表诗歌百余首，著有诗集《春天的背面》。

余兮问：您出生在内蒙古，故乡在文学上给您怎样的影响？

冰洁答：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当然，这里面的“还乡”有更深层的哲思，“还乡”是诗人对自己心灵故乡的确认。诗人只有在不断地追随内心的返璞归真，精神和肉身才能融为一体，从而回归本源，抵达灵魂深处，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所以诗人一生都在探索一个词“故乡”。我试过把“故乡”这个词拆开重新组，在我心中“故乡”就是原生态的兴安盟、突泉县、太东乡、大连屯。

70年代，我出生在大连屯的一个八口之家，父亲早出晚归的劳作换来的仍然是缺衣少食的生活，我们一家人的衣服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一年到头只有除夕夜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土地包产到户后，日子才渐渐好转。

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但我却常常感到孤独，总是领着我家的小黄狗去河边、田野里呆坐，与石头花草对话，羡慕麻雀与蜜蜂拥有翅膀可以飞翔，羡慕蚂蚁可以不停地往巢穴里搬运食物。那段时光虽然物质上匮乏，精神却格外饱满，恰恰是那一段艰辛的历程为我累积了今天的创作素材，让我在疼痛中清醒地与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话，找到灵魂的归属。

余兮问：您是做什么工作？这些对您写诗有什么样的影响？您觉得诗歌与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关系？

冰洁答：我在一所学校干行政工作，工作很琐碎，很忙。但在当今这个社会，学校是大家眼中所公认的“象牙塔”，学校里的人没有那么多功利心，没有所谓的蝇营狗苟。我天性朴拙简单，很适合待在这样的地方。大家都说我纯粹，我有时会想，虽然纯粹一词应该是个中性词，但对我而言这个词的含义接近“傻瓜”“白纸”，不过我从心底是接受纯粹这个评价的，因为纯粹的人不一定都是诗人，但纯粹的诗人一定会写出纯粹的诗。虽然说我的工作与诗歌之间有一点距离，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创作，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可能诞生诗人。

如今，诗人靠写诗是难以果腹的，更别说靠它养家糊口。所以诗人要先保障衣食无忧，才能有激情与动力去创作。基于以上观点，工作是我烟火生活的一部分，而诗歌则成为我灵魂深处的另一部分。我知道它们是相关联的，因为诗歌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诗歌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又是对现实生活的审视与批判。

余兮问：您是民刊野火诗歌的社长及主编，您是什么时候接触互联网诗歌的？在信息化时代诗歌的价值何在？

冰洁答：创办《野火诗歌》并不是偶然，一群有文学情怀的人走到一起，自然就要做些什么。我们义务为诗歌服务，旨在为草根诗人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以及展示作品的舞台，这是我们创办《野火诗歌》的初心。今天来看，我们正在用实际行动为诗写者们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野火诗歌》创刊于2020年，2023年10月份出版了第三本年选卷。三年来从平台到纸刊，各位编辑都付出了莫大的辛劳，也遇到过种种困难。这期间，大家携手并进、砥砺前行，在强大的精神力量面前，所有坎坷悉数土崩瓦解。目前，《野火诗歌》以燎原之势向远方延伸，正在被更多的诗人与作家认可。

我是从2016年冬开始诗歌创作的，从2017年开始在各平台与纸刊陆续发表作品。在当下，有些作家与诗人对互联网持否定态度，原因是个人公众号与文学平台如雨后春笋在互联网上出现，这些媒体推出的作品参差不齐，在审稿把关上不严谨，这是事实。但对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感谢这个网络时代。互联网让我能随时随地拜读国内外名家大师的作品，学习充电提升自己。就我自身来说，若还是按原来的投稿方式必须邮寄手写稿到某某刊物编辑部，也许会因各种问题而少投或不投作品了。

记得80年代后期有一个流行的段子，说一面墙倒了压住十个人，扒拉出来一看有九个人是经理。眼下这个段子把经理改成了诗人，说明当今这个时代诗人遍野，多如牛毛。这句玩笑话暗含着贬义，但那又如何呢？我想说诗人多总比小偷、酒鬼与赌棍多要好吧，更何况一个诗人用作品在救赎自己，也在救赎他人。

两年前因身体状况不好曾一度想停止写作，觉得写了那么多作品都是在无意义创作，直到有一天有个朋友打电话问我最近为什么没看见我的新作，说特别喜欢我的诗歌，我的诗曾一度缓解了他的焦虑症。这件事给了我无穷的创作动力，一直认为无意义的作品却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治愈了孤独的灵魂，让他们慢慢找到一个回归的入口，让肉身不再漂泊，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