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部分亲友在扎区为父亲乔春元举办80寿诞贺宴合影。
2002年，父亲回河北省景县南申庄老家祭祖探亲，其间与在家的叔伯兄弟和子侄们合影。
2002年，父亲回河北省景县南申庄老家祭祖探亲，与村内乡邻合影。其中右一是父亲乔春元。
2002年，父亲乔春元回乡探亲返回时路经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2002年，父亲乔春元在老家河北省景县县城西汉著名军事家周亚夫的陵园前留影。
父亲乔春元在满洲里树林路旧居书房中读书学习。
母亲在老家时居住过的老房子已经荒废。
龙华站是德石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这个小站在河北平原上有点名气，哈尔滨直达上海的那趟列车在这个小站上停车3分钟。龙华站是距离我姥姥家故城县吕町村最近的车站，我们回老家一般都在这里下车。
那时的龙华站很小，站房内充其量能容下十几个人。我和母亲下车后见站房内的地上到处躺着熟睡的人，没有立足之地，只好侧着身子走出站房，在外面找个地方坐下。河北平原的早春还是很暖和的，我们坐在地上等待天明。
天刚蒙蒙亮时，两个蹬“二等”的师傅便主动找我商量，要以每辆车5元钱的价格将我们从龙华站送到吕町村村口。“二等”是一种自行车，俗称“大水管”，车身比其他自行车都长，车架子是用镀锌管焊接的，是一种加工技术较为粗劣但承载能力却很强的自行车。当时的河北农村还很落后，无论是长途汽车客运站还是火车站前都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来往旅客要么步行，要么就只能乘坐这种“二等”。
开始母亲嫌贵不想坐，后来蹬车的师傅又把价格降到每辆车4元钱，就这样我和母亲各乘坐一辆“二等”回到了久违的吕町村。母亲领着我沿着熟悉的小巷子跨过姥姥家的院门，拐过院门口的那道影壁墙时，母亲深情地喊了一声“娘”。正在院子里低头干活的姥姥闻声抬头一看，顿时惊讶地说：“你们怎么回来了？”紧接着，姥姥又仔细端详着我问：“这就是咱那外孙？”我赶紧上前鞠了个躬并叫了声“姥姥”。此时的姥姥犹如大梦初醒一般，终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紧接着，老实巴交的舅舅和舅母也闻声从屋子里跑出来迎接他们很久未见的姐姐，怔怔地竟相视无言。此时的母亲腿一软就瘫坐在地上，再也忍不住心中压抑已久的情感，呜咽地哭出声来。
我站在一边端详着眼前的姥姥，姥姥头上戴着一顶圆口式的绒线帽子，身上穿的是一件青黑色的对襟褂子，身躯已经佝偻得直不起来。她有一双典型的“三寸金莲”，裤腿上还缠着绑腿。虽然姥姥饱经风霜、满脸皱纹，但依然掩饰不住那骨子里透出的慈祥。我的小舅高挑的身材，端庄的五官，头上扎着羊肚子手巾，一身土布衣衫，小舅憨厚，言语不多，笑容可掬。这是我自姥姥家出生并跟随母亲离开后的第18年，第一次站在魂牵梦萦的姥姥和舅舅面前。
不知是母亲事先与小姨有过联系还是机遇偶然，母亲回到家的第二天小姨就领着表弟华中赶到姥姥家，小姨出嫁后就与姨父张庆臣去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前旗并在那里扎根。2009年，我去呼和浩特公出时曾在朋友的帮助下特意开车去了一趟小姨家。此时虽然我母亲早就不在了，我与小姨也不是很熟悉，但我知道小姨和我母亲很亲，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如果我母亲健在，她也一定会驱车去看望小姨的，我是带着母亲的心愿去看望久违的小姨和姨夫的。当我来到小姨家时，发现小姨两个耳朵全都聋了，啥也听不见，她只能通过看口型来猜测我们在说什么，她见我千里迢迢地来看她感到很意外，但还是特别地高兴。后来小姨去世了，我一直与姨父保持着联系，每年我都想给他老人家寄点东西过去，但他坚持不允，姨父虽是个农民但十分豪爽和健谈。2020年春节期间，我照例打电话给姨父拜年，但接听电话的却是大表弟华中，此时方知姨父已不幸故去了。
虽然母亲和小姨是同母异父的姐妹，但关系甚好，见面之后小姨即刻抢下母亲手中浆洗的衣裳，生怕身体羸弱的姐姐累着。自打见面起，姐妹俩就始终围绕着娘亲说话，或是抢着做家务活儿。几天后小姨回婆家去了，母亲便开始领着我各处走走看看。
第一站自然是去南申庄，那里毕竟是我们乔家的祖源地。到南申庄后，母亲领着我依次拜会了五爷爷一家和乔家的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因母亲到来的缘故乔家各家得以聚集在一起。我印象最深的是苍大爷、苍大娘的厚道朴实，四大娘的诙谐，庄大娘见了母亲后的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四大爷和庄大爷还特意从仓房里翻出久已不练的双刀和耙，专门为我比试了一番。据母亲说，双刀和耙是我们乔家特有的一种传统兵器，早年间，我们乔家也是远近闻名的尚武之家，每年秋粮入仓之后，乔家的长辈和武把式们就率领着乔家众子弟习武，有时还应邀到周边的村庄去比武交流。日寇侵略并控制华北之后，农村各地的尚武之风遭到严格控制，尚武之风也由此开始淡化。
母亲对乔家的五爷爷格外尊重，特意领着我去拜见五爷爷一家，五爷爷还留母亲和我吃了顿晚饭。母亲说：“你五爷爷无论是在咱乔家还是在南申庄，甚至在周边的十里八村都是颇有名气的文化人。可能是因乔家上一代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吧，你五爷爷除了与你爷爷还能说得上来之外，跟其他几个哥哥的关系都很一般，包括住在同村的你三爷爷乔福领、四爷爷乔福明，平日里都鲜有来往，咱们回家来你五爷爷能留咱娘俩吃顿饭真的是好大的面子。”
这期间，母亲还领我去了趟南吴庄。南吴庄是我祖母的娘家，我们去时祖母的娘家已经没有多少亲属了，家里只有一个寡居的大娘（我父亲的亲表嫂）。我能感觉到母亲对父亲的娘家亲戚是格外敬重的，那位大娘对我母亲也颇为热情，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非得在她家住一个晚上。老家黑天早，母亲和大娘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说起了一些陈年往事，我在一旁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在老家期间，母亲还不顾疲劳地领着我先后去了好多个地方，记得有郑口、南江江、北江江、王家官等。虽然去的地方不少，但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不多。若干年后不记得是因为什么话题引起母亲又与我聊起了那次回老家的事情，至此，母亲才深沉地对我说：“其实那次让你陪我回老家并不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我就是要领你回家让当年那些曾经看我热闹的人、说风凉话的人看看，看看我这个相貌端庄，堂堂八尺身躯，还有一技之长的儿子。”
母亲和我在老家前后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吕町村姥姥家的乡邻们都以为我回老家是来说媳妇的，每天都有人以串门子为由来打听和看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特别是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前，河北平原的农村非常贫困，一年到头种两季庄稼所收的粮食扣除应缴纳的公粮外还不够吃，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每年春节过后村里还有些人出去讨饭，甚至有的人家干脆就将家里房子的窗门全都封死后全家出去乞讨。穷困人家的男孩子娶不起媳妇，家里有闺女的都想给孩子寻个关外的婆家，好为全家人找条生路。
开始的时候母亲有点动心，但我坚决反对，母亲见状也就不再坚持了。但此行却更加坚定了母亲的一个想法，即将来一定要给我娶个河北老家的姑娘做媳妇。母亲的想法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也复杂，如果将来我要是娶个东北姑娘做媳妇，说话说不到一块，吃饭也吃不到一块，最重要的是将来若想举家迁返原籍恐就难以同行了。所以，母亲总是在看似不经意之间谈及这一想法，我深知母亲一生含辛茹苦，饱经沧桑，现唯此一愿，我无论如何亦不能违逆母愿。
然而好多事情说归说、想归想，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定数。我上中学之时无论是在我们学校还是在我们班上都属于家境平平，相貌不堪，断是无桃杏之缘之人，参加工作之后，先是匠石斫木，后则案牍嚼字，且见识短浅，皆无思娈季女之虞。恰有同乡尹家之女凤英，家住小站，在矿一中上学，几乎每日徒步上学必路经我家门前之僻径，放学返回有时拐进我家小坐，每每母亲目悦之。此时两家的老人也渐生连理之意，故有乡邻从中再一撮合，母亲闻之甚是满意，父亲也唱和之。
我与凤英开始相处之时，我尚在建筑材料厂风里来雨里去摸爬滚打，而凤英那时已是矿务局总医院外科的护士，身穿白大褂，出落得婷婷袅袅。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社会上流行这样一段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劳动调配、营业员”，也就是说，医生护士、开汽车的、管劳动调配的、商店的营业员是那时最时髦的职业。既然人家凤英不嫌弃我一个蓬头垢面的小木匠，母亲又很中意，我又有何理由拒结秦晋之好。
我与凤英的结合开始并不被身边所有的人看好，但几十年相处下来不得不承认，母亲在为儿子选择配偶之时眼光甚是独到，思虑久远矣。纵观我之大半生，无论是我做工人之时，还是后来在干部队伍之中，无论是我顺境之时，还是处于逆境之态，凤英对我都是心无旁骛、始终如一。凤英对我如此，对我的父母亦是如此，虽非嫡生，但甘于承欢膝下，扇枕温衾，尽菽水之义，有道是人生得此之糟糠者足矣。
1976年4月，父亲和母亲终于在有生之年结伴回了一趟老家，虽然没有像大诗人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兴奋地“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毕竟夫妻花甲把家还了，父亲还了母亲几十年前的感情欠账。父亲和母亲此行兴致勃勃，先是到了景县的南申庄，后又到了故城县的吕町村。父亲和母亲此次结伴回老家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建筑材料厂的平瓦车间担任副主任，由于业务不熟，工作压力又大，还要经常上夜班，每天弄得很疲劳，再者当时也没有互相联系的方式，一般情况下只能靠写信或发电报进行联系，所以我对二老此次回老家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了解甚少，但我能感受到父亲和母亲此行的情致很高。
这次二老的家乡之行可能对母亲和父亲来说意义是不太一样的，此行是父亲和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结伴回乡之旅。在此之后，父亲和母亲还结伴去了一趟林区的根河与好里堡，从林区回来之后，母亲的病情就愈发加重，再就没有了结伴出行的机会。
此行对母亲来说是久违了的“夫妻双双把家还”，也是母亲内心中期盼了很久的一次结伴还乡之旅。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看，对母亲来说，全家终于远离政治运动的困扰，且两个儿女现已长大成人，而我的父亲也能于百忙之中抽暇陪她回老家，她和父亲能同框出现在众乡邻的面前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始终不知父亲当时是否能够体悟到母亲此行的那种云霓之望，因为我们从父亲的日记中感受最多的是他对家乡变化所发自内心的那番欣喜：见到久别的家乡变化之大真的是让人有点瞠目结舌之感，无疑使我深深地受到了一场颇为震撼的思想教育。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家乡之变化真的是很了不起。
母亲早逝，距今已40年有余。母亲走时我尚不满而立之年，家妹尚未出阁，我儿雪松呱呱坠地尚不足百天。如今我已近古稀之年，家妹也步入花甲之年，我儿雪松也已步入不惑之年。都说白驹过隙、光阴似箭，然而对我等来说更感慨40载生死两茫茫。那年母亲走时，一方面是带着那么多的遗憾和不甘离开了我们，一方面又因终于在即将离开人世间之前见到孙儿面世而得到些许慰藉，然而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抱憾还是抱憾，因为在生死离别面前我们竟然是那样软弱、无能和无以为是。
记得母亲治丧期间，幸得前后左右的邻居们纷纷过来帮助料理后事，亲朋好友闻讯也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虽然我父亲一再要求丧事简办，但当时的扎赉诺尔区委办公室李恳主任、庞德学副主任和区政府办公室于永昌主任、区财政科杨成吉科长等皆亲自坐镇安排我母亲的丧葬事宜，就连原来我们厂的闫万林书记都冒着严寒赶来送我母亲最后一程。母亲故去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母亲治丧期间的事情亦历历在目。光阴无情地荏苒，转眼之间就来到我母亲百年诞辰之年。于是，我与家妹商量，共同执笔力争草拟出一篇能纪念母亲百年的懿文，并借“钩沉”之版面，权作为九泉之下的母亲奉上椒盘颂花、膏梁锦绣。
为百年祭母而赋此诗：残雪寒烟弹指间，举觞遥奠泪阑干。垂别茅牖耒耕苦，思梦箪瓢子夜寒。青鸟灵犀关山外，梧桐有意柳风蛮。如今阆苑窗烛共，唯盼高堂予笔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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