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笔者乔勇的父亲乔春元和笔者的妹妹乔伟在达赉湖畔合影。
笔者乔勇一家人在达赉湖畔合影。右二是笔者乔勇的父亲乔春元，右一是笔者妻子尹凤英，右三是笔者外甥女韩冰，左一是笔者儿子乔雪松，左二是笔者。
2023年5月，笔者乔勇和儿子乔雪松在扎赉诺尔原解放路一胡同的老房子旁合影。
笔者的父亲乔春元在满洲里树林路旧居的院子里读书时留影。
20世纪70年代后期，笔者的母亲王淑英在扎赉诺尔区山北路旧居房门前留影。
笔者的父亲乔春元在满洲里树林路旧居的书房留影。
“摽梅别院舟车远，断肠何日照景州”。1952年，母亲毅然地别过老家南申庄的那三间茅庐，只身来到塞外的扎赉诺尔。20世纪50年代的扎赉诺尔是一个偏远的小镇子，生活环境非常简陋，父亲匆忙之间所购置的那间小房里面什么都没有，可谓家徒四壁。
我儿时的记忆中，当时家里最大的一个物件是一张三屉桌，据说这张桌子还是1958年处置变卖机关办公家具时父亲自己掏钱购买的。三屉桌摆在我们家南炕下边朝西的中间位置上，三屉桌下边有一个破旧的装衣物和书籍用的大柳条包，土炕之上连一个箱子也没有，地下连一个板凳也没有，外间屋里唯一的一个盛装碗筷的箱子还是托邻居家买的一个装茶叶用的废旧的薄木箱子。
但母亲似乎对这些困难与问题并不看重，她知道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走进父亲的生活，熟悉眼下的生活环境，因为她没有退路，只能毫不犹豫地往前走。应该说，母亲大大地超出了父亲的预想，无论是在适应语言环境，熟悉前后院的邻里关系，还是在上街购物、辨识方位等方面都没让父亲分心。母亲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她发自内心地喜欢扎赉诺尔，只是因为我父亲在这里，母亲就必须去适应这里的一切。
不管对扎赉诺尔这个新家的环境多熟悉，也不管来到扎赉诺尔多长时间，扎赉诺尔在母亲的心目中始终不过是自己人生中途经的一站罢了，只有河北景县隆兴镇的姥姥家、吕町村的娘家和南申庄的婆家才是母亲心目中永远无法割舍的归宿。
父亲出生在扎赉诺尔，已经习惯了具有东北当地特点的生活习俗，说的是地道的东北话、喜欢东北饮食等，而母亲来到扎赉诺尔之后极不适应东北饮食，如大碴子粥、炖酸菜、粘豆包等，母亲还特别不爱吃未经发酵的面食，不爱生吃蔬菜等。于是，母亲就按照自己熟知的生活习惯来安排家中的日常生活。
当然，母亲能这样做是因为父亲从不干预家中的日常生活。父亲为了“抗拒”母亲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只好在星期天或节假日亲自下厨做点自己喜欢的饮食，抑或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如烙死面饼或贴上一锅死面的大饼子，最经典的就是自己动手做粉皮，切上些胡萝卜丝、黄瓜丝拌上一盆凉拌拉皮。
从我记事到我长大，我们家的经典饮食有棒子面粥、绿豆粥、地瓜粥、菜团子、菜饼子等，还有一种食物母亲管它叫拿够（尚未查到准确的名词写法），即用玉米面拌上切碎的菜叶，或应季采摘的榆树钱、苜蓿、山野菜等，加水、加盐搅拌均匀后上锅蒸熟。这种名叫拿够的东西我们打小就吃，直到母亲过世为止，时至今日我们还难以忘记这种清新可口的食物。
另外，母亲还把老家的一些文化习俗也悄无声息地带到了扎赉诺尔。例如每年春节之前的腊八母亲都要领着我们动手剥大蒜，腌上几大瓶子的腊八蒜，到过年时恰好享用；年三十晚上要守岁；初一早上天不亮就要出去拜年；每年的初一这一天全家都必须吃素馅饺子；从年三十晚上开始一直到初五这几天不允许做家务活儿（每天做饭除外）等。在文化习俗和生活习俗上，笔者受母亲的影响较深一些，例如笔者有浓厚的家乡情结、熟悉和喜爱家乡方言、习惯于河北老家的饮食习惯。
母亲1952年来到扎赉诺尔到最后离世，先后仅回过四次老家。第一次是1953年母亲怀着我回了一趟老家，第二次回老家的时间大概是1964年，母亲领着妹妹乔伟回了一趟老家，第三次回老家是1972年，我陪同母亲回了一趟老家，第四次是1976年，父亲和母亲一块回了一趟老家。自此，母亲就再也没回过老家。
母亲在扎赉诺尔居住的二十八年时间里仅回过四次老家，难道母亲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吗？不思念养育自己的母亲和姥姥吗？显然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是60年代中期前我和妹妹都还幼小，母亲脱不开身。60年代中期后父亲始终身陷囹圄和逆境，母亲是断不可能丢下父亲独自回老家的。直到父亲平安无事后，父亲和母亲才双双回了一趟老家，而后母亲就身体有恙，病情逐渐加重，再也无力回老家了。
1953年秋母亲第一次回老家，翌年我出生于河北省故城县吕町村我的姥姥家里。母亲说，按照关里家的旧俗，嫁出去的闺女是绝不能回娘家坐月子的。但那时母亲在南申庄除了那三间破旧的房子外，身边连个直系亲属也没有，谁来伺候月子呢。我的姥姥思虑再三还是不放心，于是破例让我的母亲在娘家生的我。母亲说，我出生时和出生后一段时间里都很胖，但总是闹毛病，那时候都不懂，后来才知道儿时的胖其实是缺钙所导致的一种病态。那时的农村十里八村也找不到个看病先生，一旦谁有个病灾就很着急。所以，自打我出生后姥姥就一直提心吊胆，每天跪在佛龛前为我祷告，保佑我平安。我姥姥家的正房门前靠右手边的墙上镶嵌了个很精致的小佛龛，姥姥每天在那为我上香叩头，祈求佛祖保佑我平安。我出生以后，姥姥为我祷告，母亲抱着我返回扎赉诺尔后姥姥依旧为我祷告，再后来我都上学了，姥姥还在为我祷告。1972年我陪母亲回姥姥家时还目睹了墙上镶嵌的那个佛龛。我由衷感激姥姥为我的祈祷和祝福，或许是姥姥的祈祷和祝福灵验了，我七八岁之后就很少再生病了，到上小学三四年级之后身体就越来越结实。
我出生约半年后的某一天，姥姥对我母亲说：“你们娘俩还是回关外的扎赉诺尔吧，你们待在这儿我自是高兴，我也很喜欢这个大胖外孙子，每天能为你们洗洗涮涮、做点饭什么的我高兴着呢，可是咱家里条件不行，万一孩子要是有个好歹什么的我老太婆可是没法向姑爷交代呀。”母亲后来对我说：“我原本是想借你出生的机会在老家多住上一段时间，多陪陪年迈的老母亲，也弥补多年来俺们娘俩聚少离多的遗憾。但你姥姥说的有道理，别说有事情老太太担不起责任，就是我也无法跟你爸交代呀。”就这样，母亲带着些许遗憾，也带着些许焦虑，眼中噙着泪水告别了吕町村的老母亲，踏上了返回扎赉诺尔之路。
1964年，母亲回老家待的时间较长，约为半年之久。这次母亲回老家恰是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不久，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最重要的是1963年全国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经济作物和家畜家禽的产量都与上年有大幅增产，也就是说，粮食够吃了。母亲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回老家，我们猜测除了考虑家中生活环境已有大幅改善，不用再去挖野菜充饥，不再为吃不上饭发愁了，所以母亲才能放心扔下父亲和我回老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曾养育母亲成人的太姥姥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逝去，母亲不仅伤心至极，更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而且一直没有从伤痛和内疚中解脱出来，母亲要回老家去给她的姥姥上坟，以赎心中之罪。
关于这次回老家的情况母亲回来后提及不多，乔伟那时又年幼，对回老家所经历的事情没有印象。母亲这次回老家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三件事：一件事是父亲领着我去火车站送站。那时的火车站还在原九号井北面的908车站，父亲领着我们走的是路经糖业北仓库、九号井后身的纪念碑和小树林的那条路，这是我有记忆之后第一次去火车站，908车站的印象就这样永远地定格在脑海中。第二件事是母亲和妹妹走的当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打开门锁推开房门，顿见家里空荡荡的，若是平日母亲闻声定会迎出来接过我肩上的书包，然后问这问那一番，我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竟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而且边哭边喊：“妈妈你去哪里了？”第三件事是母亲带着乔伟回来之后，我发现妹妹的口音竟完全变了，一口地道的河北景县方言，我们院里的小姐妹都喊妹妹“小侉子”。
1972年4月，母亲领我回了一趟河北老家。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尚不满一年，母亲跟父亲商量说：“现在的政治形势不是那么紧张，咱家孩子也参加工作了，算是大人了，也该陪我回趟老家看看。”父亲深知母亲这些年因为受他牵连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遭受很大的伤害，既然母亲想回老家去看看，就当是出去散散心了。开始的时候，我还弄不明白母亲非要领我回老家的意图，我还跟母亲商量说：“我刚刚上班，在建材厂的木工房里尚立足未稳，如果这时候请假回老家搞不好回来连上班的机会都没有了，咱过两年再回老家不行吗？”平日里我与母亲商量点事情她老人家是很通情达理的，但这次母亲似乎很固执。最后，还是父亲出面对我说：“你去找厂领导请个假，就陪你母亲回趟老家吧。”
当时我仅是厂基建车间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木匠，别说是去见厂领导，就是木匠房的头儿都没给过我好脸子。再说我们这个层次的工人平时是没有机会去见厂领导的。有人说厂里的闫万林书记脾气很凶，动不动就训人。无奈当时的车间主任只有准假三天的权力，要想请长假就必须去找厂领导审批。我那次是壮着胆子去找闫万林书记请假的，唯恐惹闫书记不高兴而发火。但我没想到的是，闫书记听说我是陪母亲回老家去探亲不仅没生气，反而还很高兴的样子，连声说：“没问题，给你批一个月的假够吗？”我当时听了别提多感动了。这虽然是我在建材厂遇到的一件小事，但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老百姓出门谁也舍不得买卧铺票，我和母亲买的是硬座票。因为哈尔滨三棵树车站有一趟直达上海的普快，我和母亲从908车站上车直达哈尔滨三棵树车站。之所以选择这趟普快，是因为它途经德石铁路上的一个小站龙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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