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乔春元在扎赉诺尔区山北路旧居的小菜园享受休闲时光。
1986年左右，父亲乔春元（图中）和笔者乔勇（图左）、笔者的儿子乔雪松（图右）合影留念。
父亲乔春元搬迁到满洲里居住后，在庭院内种下一棵黄杏树。
母亲王淑英（图中）和好友费建梅（图左）、王金华（图右）合影留念。
1981年春，父亲乔春元赴江南旅游。图为父亲乔春元在苏州阊门外虎丘塔下留影。
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母亲却是一个内心世界颇为丰富的人；母亲虽然是个家庭妇女，但母亲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完人。母亲一生走过的地方不多，但不管母亲走到哪里，念及母亲好处的人不知凡几，却鲜有人能道出母亲庸劣之一二。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们的母亲做到了这一点。
“凯风寒泉皆母爱，寸草难报三春晖”。哀哀父母，舐犊情深。母亲30岁有了我与我妹，故而倍加怜爱。母亲曾经对我们这样说：“你和你妹妹的到来给了我生活的希望，也给了我生活的全部。看到你们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就像开了花一样。如若你们有点病灾什么的，我的心就像被浸在冰水里一样。”母亲寥寥数语将她对我们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上小学之前就像母亲手中放的风筝一样，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她的视线，大多时间母亲将我关在家里不允许出去。有时母亲见我实在是寂寞难耐，就找院里的小伙伴到我们家里来玩儿。有时我趁母亲干活偷偷跑出去玩儿，一旦被母亲发现，她就会即刻跑出去将我揪回来。如果我偶尔贪玩跑得远了一点，母亲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我，就会“疯”了一般地到处寻找。儿时，我最羡慕邻家的小伙伴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到处玩耍，而我总是逃脱不了母亲的“魔爪”。那时虽小却也有叛逆心理，你越是不让我出去玩儿，我就越想偷跑出去玩儿，甚至跟母亲玩“躲猫猫”。每当母亲终于“捉”到我的时候，爱恨交加之下就忍不住打我几巴掌，那时我对这种“牢狱”般的生活真的是讨厌至极，甚至一度埋怨母亲。
儿时的我无法理解母亲对我的那种爱，也无法理解母亲内心的苦衷，待到弱冠之年我才渐渐明白母亲的一番苦心，那是因为我们在母亲心里实在是太重要了，如若我们当时真的有什么闪失的话，母亲可能就会失去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后来，我读中文函授时读过《战国策》所载《楚龙说赵太后》之文，对“爱之深责之切”的道理有了深刻的理解。
儿时的我胆小懦弱，不敢爬墙上树，不敢走夜路，也不敢与小伙伴们争辩打斗，时不时就被小伙伴打哭了。只要母亲发现有小伙伴在欺负我，她就会急忙冲出来，先看我身上有没有伤，接下来就含着眼泪打我。我每每向母亲申辩，母亲不但对我的申辩置之不理，还一边哭一边打我，我当时无法理解母亲的行为，长大后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意。表面上看母亲是在打我，但实际上母亲是在用这种方法向周围的邻居们宣示其舐犊之情。巴掌打在我的身上，母亲的心里却在流血。在对待小孩子们打架的问题上，母亲从不会去责备人家的孩子，也从不会去找孩子的家长理论，母亲知道，如果那样做不仅会伤害邻里之间的关系，还会助长自家孩子的骄纵心理。
儿时我们家里有一把鸡毛掸子，这把鸡毛掸子既是母亲教导我们的一把戒尺，也是母亲伤心记忆的瘢痕。那时，不管是有人找上门来向母亲告状，还是父亲给我留的作业没有按时完成，还是学校老师向母亲反映我在学校里有淘气的行为，母亲都会用这把鸡毛掸子打我。虽然母亲知道我可能是委屈的，但母亲还是不得不打我。母亲不愿意别人说她护犊子，不愿意有人说农村妇女教子无方，更不愿意有人说老师家的孩子没教养。
母亲在老家听书、看戏的过程中接受了一些传统的教育思想，也颇为赞同私塾先生严格管教学生的那一套方法，坚持认为孩子从小就得严加管教，不能让其沾染恶习，不管长大后能否有出息，至少不会给父母丢人，尤其是不能给当过老师和校长的父亲丢人。小的时候我们很恐惧那把鸡毛掸子，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又很感恩那把鸡毛掸子，它让我们懂得该如何做人，它也遏制了我们童年时代的一些不良冲动。
儿时的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就得去医院。当时医院的李院长只要见到我母亲带着我来医院看病就调侃地说：“你们家老乔又开工资了吧。”那时候医院最好的消炎药是四环素，一片2块钱，三天的药量就是36块钱，相当于父亲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当时父亲在机关干部中属于高工资了，但我们家还是经常寅吃卯粮。
每当我高烧不退的时候，母亲总是眼泪汪汪地坐在我的旁边，一会儿喂我水喝，一会儿用脸贴一下我的面颊看我退没退烧。有一次我持续高烧40度，嘴上起满了水泡，什么也不想吃，母亲就上街给我买了一瓶酸黄瓜罐头让我吃，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瓶酸黄瓜罐头9毛钱。天真的妹妹眼巴巴地看着酸黄瓜罐头对母亲说：“我啥时候能得病呀？”妹妹的一句话让母亲顿时愧疚得泪如雨下。
20世纪60年代的冬天特别冷，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是当班的值日生，放学后搞完卫生往家走，那时由于学校教室和老师都严重紧缺，每间教室是两个班级上下午轮流上课，而每个班级的值日工具都是由自己班上的值日生负责保存。班上扫地喷水用的那个喷壶是用雪花铁皮打制的，不仅体积大，而且还很重，放学后由值日生带回家去以防丢失。我左边腋下夹着一把笤帚，右手抱着一把喷壶，往家走时天空中还刮着肆虐的白毛风，飞舞的雪花钻进脖领子里瞬间就化成水，冰冷冰冷的，我有一种冻透了的感觉，开始我还觉得冻得痛，后来就没感觉了。我走回家中进门后扔下手里拿的东西才感觉到手脖子已经冻僵了，母亲见状赶紧跑到外面捧回一捧雪给我反复地搓擦，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感觉到手脖子、面颊处火烧火燎地疼。或许是回到家看见母亲的缘故，或许是心里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委屈感，我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母亲见状抱着我也失声痛哭起来。
我参加工作后就在建筑材料厂的木匠房干木匠活，虽然参加工作了，但我一直也没放弃“大学梦”，曾一度系统地复习和学习初高中的课程，准备将来一旦有机会就报考大学。后来在建筑材料厂闫万林老书记的赏识和培养下，我先是被破格提拔为建筑材料厂平瓦车间副主任，后又提拔我担任厂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干事，同时还让我负责厂报的编辑工作。工作担子越来越重，我更觉自己文化底子薄，于是只能恶补。
我到区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后开始系统地学习相关的文秘知识，再后来又准备报考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函授，那时我基本每晚都读书到夜半时分。母亲对我每晚夜读颇有微词，生怕我搞垮了身体，经常半夜起来催促我关灯睡觉，后来见我置若罔闻，干脆直接给我关灯逼着我睡觉。母亲的口头禅是：“每天点灯熬油的，咱不要命了？认几个字够用就行了！”在母亲的心里，学习和进步不能说不重要，但啥也没有儿子的身体健康重要，这就是朴实且伟大母亲的爱。
“巴山夜雨窗烛共，塞外柴牖沐春风”。父亲与母亲的一生若论过程是艰难坎坷的。父亲与母亲婚后不久就天各一方，母亲在老家独自一人苦守乔家那点所谓“祖产”，过着面朝黄土、独夜寒窗的生活，其艰辛程度自不待言。父亲从老家返回扎赉诺尔后先是被伪满洲国强征国兵，险些病殁于军营之中。期间，我祖父突然病故，父亲辗转回家料理后事，待脱离军队返回扎赉诺尔时我父亲已无家可归，此时的父亲和母亲是“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到新中国成立初时，好不容易才结束这种“只恨同别鸟，隔空不相闻”的生活，父母多么期待他们重逢后的生活能够舒心惬意，却不料生活并不如意。母亲始终在期待幸福生活到来的美好愿景中苦苦度日，但幸福生活却始终姗姗来迟。好不容易好日子来了，母亲却再也熬不住了，撒手离我们而去。母亲的骤然离去使我父亲黯然鳏居，原本共挽鹿车的两人却自此阴阳两隔。虽然自此衣食无忧，但母亲的离去却使父亲陷入一种长期失落的状态，饱受孤独的煎熬，正如父亲在1984年元月《迎年听钟声》一诗中所写的那样：“残阳难久在，惆思伴孤灯”。
虽然父母一生坎坷，但难掩父母婚姻的幸福美满。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儒雅，母亲温顺，说两个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一点也不为过。儿时我们看过很多别人家父母吵架，甚至家暴，但我们家始终是个平静的港湾。父亲身上的那种温文儒雅不是刻意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母亲身上的那种蕙质无不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当这样的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时，家中罕有争执，几乎大小问题都可以通过相互商量来解决。居家过日子没有碗不碰勺的，父亲和母亲之间也会产生矛盾，但父亲和母亲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矛盾谁都不想强词夺理，凡事争个上下之分，他们总是能把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再者，父亲和母亲谁都不愿意将大人之间的不愉快和矛盾暴露在孩子们面前，更不愿意将彼此间的矛盾暴露在左邻右舍面前，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家虽无琴瑟和鸣之声，但却不乏温馨之语，我和妹妹三生有幸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之中。
回眸母亲和父亲的一生，我发现他们的婚姻经历竟与大文豪胡适和其夫人江冬秀的婚姻颇为相似。胡适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北京大学教授，他的夫人江冬秀却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农村妇女。我的父亲虽无法与堂堂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衡短论长，但毕竟也是执教一方的教书先生，而婚配时的母亲也曾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合亦是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和母亲亦是如此。胡适先生的夫人江冬秀婚前是典型的小脚女人，后来才尝试放足的。我的母亲幼时在我的太姥姥家也曾痛苦地缠过足，只是后来太姥姥不忍母亲受苦，允其放足而已。胡适与江冬秀在乡下订婚后并没有步入婚姻殿堂，胡适就到上海和美国求学去了，这婚事一拖十多年时间，此时的乡下谣言四起，有的说胡适在美国与洋人已经结婚了，甚至还有人说胡适膝下已经有了孩子。但是江冬秀不为这些谣言所动，反而为了缩短与胡适间的距离主动放足。我母亲婚后与父亲十年间互无消息，母亲在此期间也曾经历过江冬秀一样的遭遇。胡适与江冬秀结合后两个人文化差异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两个人恐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更不会有浪漫的故事，但胡适与江冬秀看似不般配的姻缘却成就了一段人间佳话。有人调侃说，胡适怕老婆，有人说胡适乃不忍违母命，有人说胡适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而江冬秀自知自己与夫君之差距，但她更知从一而终的古训，死心塌地地相夫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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