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乔春元和母亲王淑英的合影。
1964年，父亲乔春元任扎赉诺尔区电影院经理时，与乔勇乔伟兄妹二人的合影。
母亲王淑英（左）和前院邻家韩婶（右）的合影。母亲与韩婶关系非常好，亲如姐妹。
1966年，扎赉诺尔西山北居委会全体居民组组长合影，第三排右起第四位是母亲王淑英。
由于母亲积极参加居民小组组织的各项活动，引起了金明秀老人的关注。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金明秀老人主动辞去居民小组组长一职，并向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推荐我的母亲为下任居民小组组长候选人。就这样，在大家的认可下，母亲当选为居民小组组长。
母亲工作认真负责，全心全意地为辖区内居民服务，几乎年年被评选为先进居民小组组长。母亲在任居民小组组长期间，虽获得许多荣誉，但每次拿回家来的奖品都是些洗脸盆、洗菜盆、肥皂盒、香皂之类的日常用品。我曾调侃母亲说：“你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居民之间，挨了多少累、受了多少窝囊气、跑了多少路且不说，仅一年跑坏的鞋子就好几双，所换来的奖品连买鞋子的钱都不够呀！”母亲闻之一笑了之。
20世纪60年代中期，扎赉诺尔矿区政府对域内各居委会的设置和管辖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西山居委会一分为二，其中西山南部区域改称为西山南居委会，西山北部区域改称为西山北居委会。调整后，原扎区北方照相馆著名摄影师栾国华女士的老母亲继续担任西山北居委会主任之职，母亲则因工作积极肯干而荣任居委会副主任。栾国华家就住在三胡同的道南边，栾国华的老母亲是一个干工作风风火火、颇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山东小脚老太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75年，我们家搬迁到西大营山北路的新居居住，此时母亲身体已大不如前，经反复推让才终得脱离居委会工作。
母亲从事街道工作近20年之久，这期间，父亲对母亲投身街道工作是全力支持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因母亲忙于街道工作耽误做家务活，或因组内居民家中发生纠纷去劝架不能按时回家而有过微词。不管什么时间，只要有居民来到我家中找母亲反映问题，或因夫妻关系不合睦、邻居间吵架等来到我家请母亲帮助调解，父亲都会以礼相待，从未抱怨过母亲。那时我家房子面积小，有时母亲在家召集居民小组组长开会，搞得我们回家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还没法生火做饭。
父亲不仅对母亲工作给予支持，还常安排我帮助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可能地减轻母亲的压力。我上小学三四年级以后，只要我在家，几乎每次居民组召集居民开会、通知居民到我家来领取各种票证，都是我挨家挨户去通知的。进入冬季后，母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组内的各垃圾点查看是否有倾倒炉灰而引起的明火，一般情况下母亲都会让我跟她一块去。那时，居委会为配合公安部门做好防盗、防特等工作，各个居民组由组长带领部分组员每天晚上都要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治安巡逻，而我自然是母亲首选的巡逻队“队员”。
正是因为有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街道工作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在母亲担任居委会主任时，我甚至连各居民小组组长家在什么位置，各家居民姓什么、门朝哪儿开、家有几口人、每户人家的家风状况如何，我基本知晓一二。这段特殊的经历也为我后来在市里分管“创建”工作和民政工作奠定了相应的基础。如在1996年全市开展的“创建”工作中，由于我们非常注意发挥各区、各街道办事处和各居委会主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使得轰轰烈烈的“创建”工作能够深入到街道、居委和各个家庭并取得持续的成效。1998年，我到政府工作并分管民政工作后，借召开市人代会之机，率先提出了要解决居委会主任退休后的“老有所养”问题。有人曾不解地问我为什么对街道和居委会工作这么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母亲就曾长期从事街道和居委工作，我也曾参与其中，故我自然也了解其一二。
可以说，没有父亲的鼎力支持，母亲是难以安心并持久地做好街道工作的。尽管从事街道工作并非母亲之初衷，但母亲还是在街道工作中，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源自内心的快乐和慰藉。
“禅心一点非觉者，不似菩提亦菩提”。母亲自幼坎坷，无论是童年时代还是成年以后始终都生活在阴霾之下，身边没有人可以帮她疏导困惑，也没有人能为她指出一条可以解脱困顿的路径，所以，母亲曾误打误撞地接触过曾经活跃于河北地区的天主教和佛教。其实，目不识丁的母亲并不清楚天主教和佛教的教义到底是些什么，但宗教中现世受苦乃是为了来世修福等说法对母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母亲常说，为人要多做善事，吃点亏不是坏事。
在母亲看来，自己命运多舛，一直以来所遇之逆境都是与生俱来的命。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凄凄命运，母亲就只能把人生的希望寄予因果说、轮回说。可以说，宿命论对母亲的一生影响是至深的。
不管是在原籍老家的南申庄，还是来到塞外的扎赉诺尔，不管是作为农民，还是作为城镇的小市民，无论是作为家庭妇女，还是后来作为街道干部，只要有人向母亲伸出求助之手，发出求助之声，或是母亲偶遇需要帮助之人，母亲绝不会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一定会竭尽所能给予帮助。
母亲任居民小组组长时，组内有一王姓人家，丈夫在九号井采煤，媳妇在家没有工作，生育了八九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进入寒冬腊月后，有的孩子没有棉鞋穿，有的孩子穿的是破旧的棉裤，家中除了炕上几床破被褥外，几乎一贫如洗。母亲见状后便放心不下，先是动员我们大杂院里的各家将旧衣服拿出来，清洗干净之后送到那个王姓人家。尽管我们家生活也不富裕，但母亲还是省出一点吃的送给他们家的孩子们吃，还将我和妹妹穿过的舍不得扔的衣服、鞋子送给他家，仅此坚持数年之久。
我们家前后院或左右邻居家不管谁出门，都愿意将房门钥匙交给我母亲掌管。不管是大杂院里的孩子，还是前后院的孩子，只要家长因故无力看管，就把孩子送到我家，有的时候我家就像个托儿所，左右邻居的好多孩子都是我母亲帮助带大的。所以，母亲一出门就会有孩子跟在前后喊“乔娘”。
母亲担任居民小组组长时最复杂的工作就是调解邻里矛盾、家庭纠纷。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母亲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不知遭受了多少埋怨和不解，误会多多不说，甚至还无端遭受谩骂、侮辱和殴打。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赵姓人家，夫妻关系始终不睦，经常吵架甚至家暴。有一次，赵家的孩子急匆匆地跑到我家请母亲去帮忙劝架，结果赵家的丈夫认为母亲是在拉偏架，盛怒之下动手打了母亲。周围邻居为此愤愤不平，随即找来管片民警，民警见居民组组长被打，就要将赵家丈夫带回派出所进行处置。最后，还是母亲将迅速赶来的民警劝了回去。后来曾打过母亲的赵家丈夫因办理户籍迁移手续问题来求母亲帮助，母亲依然领他到居委会去开证明。
20世纪60年代初期闹饥荒，一般人家每月所供应的粮食连半个月也支撑不下来。我父亲也从来不走后门，我们家与牧区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家只好靠开荒种地、上山采野菜以及节衣缩食来度过饥荒。
开春的时候，父亲、母亲领着我们上山去开荒，然后种下土豆、玉米等作物。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西山坡上就开有三小块地，在现在新区的位置上还有一块地。到了夏天，母亲就领着我们上山去挖野菜，有时候凌晨起来挑着水桶到八乍市南的豆腐社去排队买豆腐渣，回来炒豆腐渣吃，或者用豆腐渣拌点玉米面贴饼子吃。为了能让上班的父亲多吃上几口粮食，为了让我和妹妹少挨点饿，母亲大多数时间是在靠野菜充饥，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母亲的脸色是青灰色的，严重的营养不良。
饥荒度过之后，母亲依然保持着那种勤俭的家风。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小洋瓷盆，里面总是装有打好的浆糊，母亲隔几天就将收集来的破衣服扯成一块块的，在家里唯一的那张小饭桌上打“疙板”，待“疙板”干了后揭下来。“疙板”积累多了之后，比照我们家每个人的“鞋样子”将“疙板”裁成一张张鞋底状，然后用其纳鞋底、做布鞋，所以我们小时候极少穿买的鞋。
我们家搬迁到西大营新居后，生活已经明显好转，全家除了母亲一人不挣钱外，我和妹妹都已经上班挣钱，但家里的一些破烂母亲依然舍不得扔掉。有一次，我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将仓房里存放的那些破烂一股脑都给扔到房头西边的垃圾堆上，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我傍晚回到家后发现那些破烂又被母亲捡了回来。母亲年过半百之后，依然穿的是十几年前做的衣服，衣服上面还打着几块补丁。有时母亲见我们不愿意穿的衣服扔掉可惜，干脆就把我们淘汰的旧衣服穿在身上，母亲克勤克俭的生活理念对我们影响是很深的。
无论是在乡为农之时，还是来到扎赉诺尔之后，母亲为人做事颇为讲究诚信。她认为只要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论大事还是小事都必须当个事去办，不可以说了不算，如果做事不守诚信，到头来实际上是祸害自己。
母亲说：“做事情一定要认真，不能糊弄。我们做街道工作的每天东跑西颠，不仅费力劳神，搞不好还里外不是人。在居民眼里，选你当组长那是因为大家信任你，选你当组长就给了你一种责任，你就得为他们解决问题。”
母亲还说：“咱尽管不是男人，但也要‘一口吐沫一个钉’，只要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只要是居民提出的合理要求，咱必须认真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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