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母亲王淑英（后排右一）与本家婶子和妹妹的合影。前排（右一）是乔伟。
2003年夏，笔者乔勇在扎赉诺尔区解放路一胡同5号大杂院里的故居前留影。
图为母亲王淑英在扎赉诺尔区解放路一胡同5号大杂院的故居调试收音机。照片中的收音机是我们家当时唯一的一件家用电器。
1955年，辽宁省复县沙坨村的扫盲班进行扫盲教学。
1952年，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识字小组在上课。
1958年，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管界内的624名文盲中有557人参加了扫盲学习。图为一个扫盲小组在练习写生字。
1958年9月，福建省福州市生活在水上的妇女在船头练习写字。
一个家庭的组建或许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存在，但一个家庭要想在幸福和痛苦相杂的道路上向前不断地前进，则需要有许多不偶然的东西来维持。我们乔家这一支脉的出现，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合在一起是偶然的，但我们家从河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辗转来到扎赉诺尔扎根，归根到底靠的是母亲和父亲彼此间恪守诺言，苦苦的坚持和等待，靠的是母亲和父亲的共同牺牲、共同付出和共同努力。
母亲来到扎赉诺尔后就蜗居在西山坡上的一个大杂院里，大杂院不大，但院里的邻居关系蛮复杂的。大杂院住有扎赉诺尔知名商人李禄老先生的大姑爷，原糖业烟酒公司储运股股长赵连瑞先生一家，原扎赉诺尔区医药公司冯主任一家，来自山东掖县的张景绪爷爷一家，还有一家梁姓人家，其子是煤矿上的木匠。
赵家虽然家世显赫，但赵家夫妇为人处事很是低调，与邻里间来往也较少，院里的邻居也很少有人到他们家里做客。不过当时赵家叔叔掌管糖业烟酒蔬菜水果等储运业务，常常将些有损伤但却能食用的处理商品买回来给院里各邻居家分享。
冯家叔叔是满洲里医药公司下派来的干部，深居简出，虽住在一个大院但我对其没有太多印象。冯家大娘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性格爽快，与我的母亲也谈得来。后来冯家叔叔调回满洲里医药公司，一家人也跟着搬走了。
冯家搬走后，原扎赉诺尔矿区医院副院长郑玉庚和内科主任付显荣一家又迁入此居并在这里长期居住。郑院长是当时扎区小医院里的内科圣手，军人出身的他性格颇为豁达，前后院的邻居不管谁家有人头疼脑热的，只要找到他从不拒人于门外。郑家的付大夫乃知识分子出身，性格偏冷，不是很随和的人。郑院长一家后来搬迁到区二中附近新居，原扎赉诺尔矿区区长陈天民的大女儿陈娟又迁入此居。
张爷爷一家人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为人处事仁义当先，待人谦和，从不斤斤计较，又颇善解人意。张爷爷是引领我走进木匠行当的师傅，张奶奶是我母亲心灵的导师，我们很怀念两位慈善的长者。
儿子在煤矿当木匠的梁家后来搬到南边的三胡同居住，一户姓董的人家搬来我们大院居住。董家原居住在东小屯，因露天矿开采而搬迁到我们这个大杂院里。董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八级泥瓦匠，慈眉善目，善饮酒，与邻里相处甚好。但董家奶奶的性格与董家爷爷却大相径庭，颇具黄骅人的霸气，倚仗膝下子女众多，在大杂院里她可放火但别人不能点灯，稍不顺气就站在院子当中骂街。我母亲虽然来自穷乡僻壤，没啥文化，但母亲最大的特长就是与什么品性的人都能处得上来，就连董家奶奶那样的人也从未与母亲撕破过脸。母亲绝不是不识好赖之人，院里的邻居在她心里都有不同的位置和重量，只不过母亲不愿把话直白地说出来，不愿邻居间尴尬罢了。
母亲来到扎赉诺尔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母亲说，在河北老家时穷人家不管冬天有多冷也不会生火取暖的，来到扎赉诺尔后觉得最舒心的就是冬天不再挨冻了，手和脚不会再生冻疮了。在老家时生火做饭烧的是麦秸和玉米秆，什么时候做饭什么时候现生火，一根火柴就解决问题。到扎赉诺尔后烧的是煤，最要紧的就是要学会生煤炉子，还要学会压煤火，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煤烟中毒等，唯一省事的就是做饭时不用拉风匣了。
河北老家的冬天很冷，但最冷的时候放在院子里的水缸也就冻上一层冰而已，冬天的时候也要穿棉袄棉裤和棉鞋，屋里屋外温度差不多，进去出来不用换衣服。扎赉诺尔的冬天虽然外面冰天雪地，但屋子里是暖和的，麻烦的是进去出来都得换衣服，搞不好就冻感冒了。
母亲曾说：“我刚来的时候，虽然穿上厚厚的棉衣出门，但稍不注意不是把脸冻了就是把手冻了，一旦形成冻伤到第二年冬天时就会痒得钻心。”母亲还说：“我刚到扎赉诺尔的那会儿粮食不缺，大米、白面和各种杂粮只要有钱随便买，夏天的扎赉诺尔也不缺新鲜蔬菜，难的是进入隆冬之后就没啥蔬菜可吃了。”
母亲刚到扎赉诺尔的时候饮食上很不习惯，尤其是到了冬天，扎赉诺尔基本没有新鲜蔬菜可吃，唯一新鲜的就算是长着芽子的土豆了，而圆白菜、大头菜要么是冻的，要么就是晒干的干菜。虽然那时的河北老家进入冬季以后也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可吃，但一般人家都在院里或地里随便挖个坑就能储些大白菜、萝卜和地瓜等，再者老家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只要有钱到集上想买什么都有。于是，母亲就跟院里的邻居们学着夏天时将新鲜香菜编成辫子晾干后冬天吃，将买来的西葫芦切成片晾干冬天泡发后炒着吃，到了秋天时学着腌制卜留克咸菜。
我的母亲从河北一个穷困的小村庄来到塞外的扎赉诺尔，不但要直面陌生且艰苦的生活环境，要直面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格品性的邻里，还要尽最大努力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母亲深知，如果不能适应眼前的这一切，那就意味着自己十年的坚守将会付诸东流。
“位卑敢望邻里事，何不布雨润无声”。母亲来到扎赉诺尔后不久国家就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而参加扫盲运动为母亲接触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母亲没有上过学，虽在土改工作中组织和参与过开会、学习等活动，但没有系统地识过字，更谈不上“脱盲”。当年的这场扫盲运动堪称史上之轰轰烈烈，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和街道，人们都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之中，就连写作本文时正在热播的《正阳门下小女人》电视剧里都将私营小酒馆办扫盲班作为重要剧情，足可以见当年的扫盲运动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我猜母亲参加扫盲学习的内在动力可能与其他人略有不同：一是我的父亲乃教书先生，而母亲是家庭妇女加文盲，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竟然有如此大的差距，虽然父亲可能没有什么想法，但母亲心里总觉得这是一道将两个人分割开来的鸿沟，如能参加扫盲班系统地认识一些字，即或不能彻底甩掉文盲帽子，但总能缩小一些差距吧。二是母亲在老家时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场土改运动，在她的内心深处对那场运动留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是那场运动让母亲被长期压抑和扭曲的心绪获得了一定的释放，母亲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女人被尊重的那种感觉，感受到了走出家门和走向社会的那种愉悦，所以当母亲开始接触扫盲运动之后，她的心灵似乎又获得了一次释放。
正是因为母亲有源自内心的巨大的积极性，所以母亲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带头参加街道居委会组织的扫盲活动，不仅在识字班上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回到家后在不影响家务的前提下还自觉地完成老师留的作业。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母亲终于算是甩掉了文盲帽子，不仅能识几百个汉字，而且还能磕磕绊绊地阅读书刊和报纸了。母亲参加扫盲运动不仅开阔了眼界，结识了很多的邻里，有了一定的生活圈子，而且还增强了母亲在扎赉诺尔长期生活下去的信心，同时也为母亲后来参与社会性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母亲刚从老家到扎赉诺尔时正逢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母亲不是没有参加工作的机会。母亲曾对我们说起过，当时就有好多人对母亲说乔校长就是死认真，有些单位只要他肯主动打个招呼母亲就能进去上班。父亲也知道母亲是个不甘于整天围着锅台转的人，但他大小也算是个领导，做任何事情总要首先考虑影响，所以父亲就没有为母亲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做必要的铺垫，母亲虽然不甘心但也理解父亲的想法。母亲天生丽质，即使被埋于泥沙之中也难以久掩其优秀，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母亲参加工作的机会，也因此而铸就了母亲一生的命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在废弃原旧政权保甲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自治性的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制度。当时，党和国家在贯彻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共同纲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例如当时街道居委会的组成和居民小组组长的产生采取的不是现在的委任制，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制，即由广大居民和居民代表在广泛酝酿的基础上推荐出候选人，然后再通过无记名方式选举产生。
当时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定期组织辖区内居民开会学习；配合辖区内民警开展邻里纠纷调解，开展防火、防盗、防特宣传教育，组织落实防火、防盗责任制，组织夜间巡逻，监督劳改释放犯、查户口；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发放各种生活福利票证，包括定期更换粮本，发放布票、线票、肉票、菜票、工业品票，逢年过节临时发放的冻豆腐、葵花籽、糖果、酒类、元宵等票证；定期组织开展以除“四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辖区内妇女开展生产活动，例如20世纪7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原有各家各户在居住区周边所开垦的面积不等的菜地均被政府征收，然后以居民小组为单位组建了“家属生产队”，实施统一耕种、统一收获，按出工所记工分进行分配。
当时，我们家所在位置属西山居委会管辖，西山居委会是当时扎赉诺尔区域内管辖面积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居委会之一，辖地范围为原解放路以西，南到三码机和西山小学以南的住宅区，北到原扎区木器合作社，下设几十个居民小组。后来，区政府又将西山居委会划分为二，以“三胡同”以南为界，南边称西山南居委会，北面称西山北居委会。
我们家所在的居民小组范围从解放路以西一胡同向北，一直延伸到一条东西向的连接解放路和西山脚下的一条自然路小道的南侧为止。以这条蜿蜒的小道为界，小道的北面一直再向北延伸到原扎赉诺尔区木器合作社即后来的矿区房产科处为止，是西山北居委会的最靠北边的一个居民小组。我记忆中那个居民小组的组长是一个姓王的长者，再后来是一个姓魏的老太太。
我们家所在居民小组全组居民户数有五六十户之多。据母亲说，从新中国成立初组建西山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开始，我们家所在的居民小组组长叫金明秀。
金明秀老人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日伪时期煤矿上有名的几大把头之一。但金明秀老人虽为日本人手下的大把头，但从未倚仗日本人欺压矿工，更没有血债，凡经他招募来的矿工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给予帮助，故而在矿工中威望很高。日伪政权战败后，金明秀老人始终都没有受到政权变换的冲击。他在建国初期选择退休回家，由于老人家识文断字，又热心为邻里服务，在居民中威望较高，遂被推选为我们家所在的那个居民小组的首任组长。
旧社会矿山上的大把头退休后能被推选为居民小组组长这件事，在现在看来恐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氛围下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金明秀老人就住在我们家大杂院的上边，他家的院子很大，院子里有一大片园子，种有各种蔬菜，我还记得当年他老人家戴着老花镜坐在小板凳上给居民们读报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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