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两个人正在手工制砖。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人们正在垒墙。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农夫们有说有笑地走在路上。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一位农民正在自家小院里晾晒衣物。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小女孩儿正在洗衣服。
漫漫十年，母亲不但要面对生存上的重重困难，还要面对情感方面的诸多困惑，同时还要隐忍来自本家和乡邻间的一些闲言碎语，甚至恶意中伤。面对着这些课语讹言，母亲坦然地说：“当年在南申庄，我算个外来人，又是一个弱女子，还没有钱，谁肯向着我说话，村里的一些人本就爱搬弄是非，对他们来说什么叫有和没，什么叫对与错，歪嘴长在他们的脸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空口难辩，摆在我面前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离开南申庄，躲开这个是非之地；二是据理力争，与这些人彻底撕破脸。假设我离开南申庄是可以躲开这个伤心之地，但我又能去哪儿呢，去我娘改嫁后的吕町村，不现实，去隆兴镇的我姥姥家，怎么向姥姥张口呀！随后我想，即便我有地方可去，我离开南申庄岂不正好遂了那些人的愿了吗？我若是跟那些爱嚼舌根子的人彻底撕破脸，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撕破了乔家人的脸面，那将来你父亲再回南申庄时该如何与他的叔叔、叔伯、兄弟相见呢，闹不好到最后我里外都不是人。所以最后我横下一条心，南申庄的三间破房子本就是我的家，那9亩地就是我赖以生存的家产，我就是要把它们守护好，谁愿意说啥就说啥，只要自己行得端做得正。”
在南申庄的十年里，母亲用自己的谨言慎行，用自己的辛勤劳作，用自己端庄的人品，最终让南申庄的本家和乡邻们不得不由衷地叹服和敬重。这就是所谓的事实胜于雄辩！一切污言秽语最后在事实面前都会不攻自破的。
在南申庄的十年里，母亲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始至终对久无音信的父亲从未产生过任何的疑虑和动摇，她坚信终有一天会与父亲团聚的。时间来到了1951年，母亲终于收到了父亲的确切消息，于是母亲匆忙中安顿好家里的房舍，与隆兴镇上我们的太姥姥和吕町村我们的姥姥告过别之后，决然地于1952年踏上了寻夫之旅。自此，父亲与母亲这两个在不同地方遭受重重磨难的人终得团聚。有道是“曲折难遮西北望，终得宫阙庆团圆”。
“枯木逢春花自怒，娇小长袖失交臂”。我们河北景县老家南申庄是1948年解放的，解放后的农村不仅迎来了农民的翻身解放，还颠覆了千百年来固有的社会形态。
南申庄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小村，据说当年村里竟然穷得连一个地主都没有，也没有大户人家，自然这样贫穷的小村也就没有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那样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运动，更没有小说和电影里所描写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斗争场景。土改工作队进入南申庄后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发动群众，组建党团组织，建设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即农会），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村民开展支前工作。
母亲在家自己种地，没有雇工，又没有家庭拖累，在村里年轻的女孩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快就被土改工作队列为重点争取的工作对象，不久母亲又被选为村妇救会主任。在那个政治氛围热烈、人们思想活跃、革命热情高涨的特定年代，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河北平原上的小村庄里，母亲算是一位接受新思想、新生活比较早的女性。
虽然母亲接触共产党土改工作队较早，但苦于没有文化，再加上小农民的瓮天之见，母亲当时根本搞不明白啥叫穷人翻身得解放，啥是妇女解放、妇女权利，啥是革命、革谁的命。母亲虽对这些闻所未闻的问题颇感好奇，但一时半会还真搞不明白。唯有一点母亲感受颇深，自打参加土改运动以来，特别是担任村妇救会主任以来，不知不觉自己在村子里的地位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且明显的变化，原来走个碰头恐对自己避之而不及的人现在开始主动上前套近乎、打招呼了，原来处心积虑地用语言编排自己的那些人似乎也销声匿迹了，原来家里门可罗雀，现在来家里串门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原来出门走路总是低着头走，现在也可以在村子里挺起腰板走路了。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就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母亲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极大地释放了母亲被长期压抑在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母亲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参加土改工作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带领村里的广大妇女站岗放哨、学习文化、纺线织布、做军鞋、筹军粮，开展一系列的支前活动。由于母亲工作积极性高，有一定的组织活动能力，又受到村中青年妇女们的拥戴，很快母亲就被内定为组织发展对象。那时，组织发展工作还属于秘密范围，土改工作队的领导多次找母亲谈话，为母亲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任务，讲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等，动员母亲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的母亲虽然能积极地参加土改工作，但是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必然性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起码的了解和认识，甚至固执地认为难道不入党就不能当妇救会主任了吗？就不能出头露面参与土改工作了吗？特别是当土改工作队领导告诉母亲加入党组织后每月还要交纳党费时，母亲更加犹豫了。当时，母亲的想法是自己虽然种着几亩地，但忙活一年到头也见不到钱，连平日里家中所必需的火柴、煤油、食盐等也都是用粮食换的，入个党每月还要交党费，实在是舍不得。于是，母亲思虑再三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
若干年后，母亲谈及当年那段往事时虽未噬脐无及，但还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遗憾。在那个中国农村面临着历史重大发展变化的时期，像母亲这样的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阶级意识，由于骨子里的小农意识，由于各种原因而最终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人也不在少数。
母亲之所以缺乏必要的阶级觉悟，这恐怕是受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母亲继承并掌管着家中的9亩薄田，虽然自己种田非常辛劳，但毕竟还能自己养活自己，没有处于那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之中。再加上南申庄没有地主，连个像样的富农也没有，故而也从未感受到尖锐和直接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还有就是受文化程度和视野所限，母亲对旧中国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地主阶级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阶级与官僚、匪特相勾结，肆意欺辱百姓等问题缺乏必要的认识，更谈不上对土地改革历史必然性和重大意义的认识。那时母亲的视野很小，只能站在南申庄看南申庄。
虽然母亲没有自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但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还是打开了母亲的心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新的社会生活有了一定的浸染，为母亲后来来到扎赉诺尔步入社会性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青鸟殷勤书照壁，甓积无语化灵犀”。1951年，母亲终于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于是，母亲毅然决然地前往扎赉诺尔去投奔久违并健在的丈夫。就在母亲准备只身前往扎赉诺尔的时候，南申庄的乡邻尹大林恰好从扎赉诺尔回老家探家，母亲便向尹大林打听父亲的情况，也顺便打探扎赉诺尔的一般情况，为前往扎赉诺尔做了些必要的思想准备。尹大林了解完前因后果后当即就与母亲约定，在他返回扎赉诺尔时邀母亲同行。
尹大林是南申庄村东头尹姓中的一个古道热肠的人，1941年到1942年间，父亲回老家与母亲完婚后的那段时间里，尹大林曾与父亲多有交集。期间，尹大林曾陪同父亲去景县县城看河北省四大古迹之一的景州塔，去景县梁集乡的邢庄去拜会乔家的老姑奶奶。尹大林早年曾闯荡过天津卫，在村子里的诸乡邻中属于有见识之人。尹大林的妻子与我母亲还是干姊妹，彼此相处得甚好。尹大林及全家先后去了扎赉诺尔，在煤矿下井采煤，当时他们家就住在原扎赉诺尔的东小屯。
母亲跟随尹大林到了扎赉诺尔后，因父亲一时间找不到房子，母亲只好暂住在尹大林家里。关于这段历史，母亲曾对我说：“刚刚来到扎赉诺尔，若不是你大林叔和大林婶子的热情挽留，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能去哪里住，搞不好也就只能去你父亲他们学校的宿舍将就一段时间。因为有你大林叔一家的热情挽留，我也就在他家里暂住了一段时间。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曾是东小屯居住区早期的居民呢！”
母亲还说：“不久，你父亲就在西山一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买了一间小房。刚搬进那间小房时，家里除了被褥外几乎啥也没有，你大林叔从家里扛来几块木板，在咱家外间屋靠东墙边上搭建了个条形案子，这样锅碗瓢盆等生活物件总算有了个摆放的地方。当时家住南菜园子的刘金会夫妇得知我来到扎赉诺尔的消息后也赶来看我，还从他家里搬来两把凳子。就这样，东家帮西家凑算是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此外，母亲对我说：“1954年冬，我抱着你从河北老家返回扎赉诺尔，那时我们都是在天津火车站换乘，你大林叔提前给他弟弟尹凤海发去电报，让他到火车站去接我们，晚上就住在他家里，若不是如此咱们娘俩恐就只能蹲在票房子里了。也幸亏那天住在你凤海叔家里，那天晚上你突然狂泻不止，几度昏迷，你凤海叔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驮着咱娘俩就往医院跑，幸亏抢救及时才脱离危险，那一次若不是你凤海叔及时相救恐怕你就夭折了。现如今你长大了，我把这些陈年往事告诉你，到啥时候咱也不能忘了人家的恩德呀。”
母亲来到扎赉诺尔后要面对的是一系列生活上的考验，但对我母亲来说，当时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如何处理好与我父亲的关系。父亲出生在扎赉诺尔，再加上幼年时我祖母就不在了，曾与祖父到处漂泊，早就适应了东北的生活习俗，与母亲的生活习惯相差甚远。再就是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根本就没有婚姻基础，父亲在老家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彼此间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随即分开漫漫十年，母亲对父亲的生活习惯依旧十分陌生。
父亲服兵役回扎赉诺尔后就进入扎赉诺尔小学校担任代课教师、教师，后来在党的培养下又成为当时扎赉诺尔“最高学府”的一校之长。而留在老家的母亲虽然也曾参加过村里的土改，当过村妇救会主任，但归根结底母亲还是个农民，此时母亲与父亲之间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母亲与父亲团聚之后，即使父亲没有流露过对母亲的不悦，敏感的母亲也还是心有所感。
这一段经历母亲自不会向我们后辈表露什么，但我深知母亲千里迢迢来到塞外绝不是来与父亲理论十年得失的，而是心甘情愿投奔父亲一起白头偕老的。故而，母亲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去观察并努力地去适应父亲的生活习惯，用自己真挚的情感去赢得父亲的认同。
在我的全部记忆中，父亲与母亲始终相敬如宾，从未发生过一次口角和争执，从表面上看家中生活上的事情父亲从不过问和干预，但实际上家里的大事还是母亲交由父亲来做主。父亲确有儒雅之风范，家中有些事情明明不符合他的想法但他从不斤斤计较。母亲虽没什么文化，但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她早已深谙妥协这门艺术。母亲知道妥协不仅是自己用来缩小与父亲之间差距的一把钥匙，也是用来维系这个家庭稳定的一个坐标。可以这样说，从老家来到扎赉诺尔的母亲是在牺牲自己十年青春的基础上，又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来克服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不适应，并以巨大的自我牺牲来赢得家庭的和睦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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