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在河北省景县南申庄笔者的母亲王淑英（后中）与干姊妹合影。
20世纪40年代中期北方农村各种各样的农具。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一位农民正在水井旁打水。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一家人正在吃饭。
20世纪40年代中期北方农村的一角。
父亲从老家返回扎赉诺尔之前，曾对母亲许诺说：“我回去后多则三两年，少则一两年就一定回来接你。”然而父亲和母亲谁都没有想到，此次一别竟然就是十年时间，正所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在这漫长的十年间，父亲和母亲几乎没有鸿雁传书。出现这样的情况既不是父亲言而无信，也不是父亲见异思迁，而是因为父亲被强征兵役期间严禁与家里通信，即使想通信也必须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方可。父亲退役返回扎赉诺尔后的那段时间，由于战乱关里和关外音信不通。就这样阴差阳错，父亲没有依约回老家与母亲团聚，也没有接母亲来扎赉诺尔。
父亲被强征入伍后不久，我的祖父对新婚后不久就被撂在老家南申庄独自一人苦苦支撑生活的儿媳着实放心不下，于是祖父特意回了一趟老家，与家中的五爷爷商量之后，为母亲的生活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安排。然令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想到的是，祖父从老家返回扎赉诺尔后不久就因突发疾病不愈而故。母亲哀痛地说：“这是我自嫁入乔家后第一次见到来自关外的公公，也是我平生最后一次见到公公。”
母亲面对炼狱般的生活，漫漫十年从未动摇过对父亲的信任，独自守着那个土阶茅屋期待着父亲的佳音。借用李商隐在《嫦娥》一诗中的诗句，母亲乃是“姮娥无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父亲返回扎赉诺尔后，母亲不得不独自一人支撑起这个空落落的家。所谓支撑并非指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做饭、洗衣之类的家务，而是要独撑起我们乔家这一脉的门面。
母亲要经营家里的几亩薄田，这几亩薄田所获收成直接关系母亲的生存问题。问题是，母亲在离开隆兴镇我们的太姥姥家之前从来没有下过田，没有担过水，没有干过任何的农家活，现在独撑门面，一切都得自己独自来承担，其难度可想而知。
一开始的时候，乔家院里的人们大多不看好母亲，认为家里没有男人撑着过不了多久母亲就得灰溜溜地逃回隆兴镇我们的太姥姥家去。然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母亲虽是一个柔弱女子，但心理上却极为刚强。母亲自打与父亲成婚以后再没回太姥姥家住过一次，也从未向太姥姥诉过南申庄之苦，而是毅然地挑起自立门户的重担。母亲发誓要告别过去赖以生存的“温床”，既已为人妇就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母亲知道隆兴镇我们的太姥姥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她，只要有求于太姥姥，她老人家一定会鼎力相助，但母亲深知太姥姥掌管那么大一个家不容易，她再也不能给太姥姥添麻烦了。
开始的时候母亲还曾对乔家本家的近亲们抱有一些幻想，期望能够得到前后院的帮助，但事与愿违，旧中国时的河北农村在极度贫穷的情况下出现了人性的异化。父亲在返回扎赉诺尔之前给母亲留下了9亩薄田，按理说这9亩薄田养活母亲一个人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父亲没想过这地是怎么来的。在母亲接手这9亩地之前，我们家的这9亩地已无偿交给本家的四爷爷家耕种，现在突然要从四爷爷家收回来，四爷爷家岂能高高兴兴地将那几亩地拱手送还？父亲给母亲留下田地走了，母亲却得罪了四爷爷全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母亲怎么可能过得好。
此外，就算母亲顺利地将属于自己家的耕地收回来，但此时的家中除了母亲外没有其他任何劳动力，也没有耕牛，无论是送粪、春翻、播种、夏锄、秋收这些农活几乎都靠母亲一人，其艰辛程度毋庸讳言。后来，我的祖父回老家后目睹了我母亲一个人种庄稼的艰辛状况，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同我的四爷爷家商量，原来的那9亩地还是再交由他家耕种，全部收成都归他家，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我母亲在他家吃一日三餐，不求吃好，能吃饱就行。
四爷爷家本就人口多，地不够种，于是就再次接手了我们家那9亩地。祖父的初衷是好的，将家中的9亩地继续交由四爷爷家耕种，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四爷爷家的经济状况，缓解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还可免去我母亲辛劳。按理说，祖父提出的这个办法应该是两全其美的，最大的受益者当属我四爷爷家，而我母亲充其量也就是个“食租客”，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我祖父想象的那样简单。
母亲将9亩地的使用权再次交给四爷爷家后，母亲不用再劳动了，每天去四爷爷家吃三顿饭（且母亲还主动帮四爷爷家做饭）。开始时四爷爷家还蛮高兴的，但之后四爷爷家人每天都看到母亲去他们家“吃白饭”，厌烦心理与日俱增，于是就开始当着母亲的面指桑骂槐，那段时间母亲每日是噙着泪去四爷爷家吃饭的。如此羞辱日复一日，四爷爷家人见母亲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最后就干脆不让母亲进他家门了。
开始的时候母亲的想法无非就是隐忍，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我的祖父回老家的时候跟四爷爷家共同商定的，两家老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但母亲没有料到，这样令人屈辱的情况不仅没有因为时间而淡化，反而越来越严重。母亲无奈之下只好去找我的五爷爷，请五爷爷出面说和。五爷爷见他出面调解依然无效，就直接做主将我们家的9亩地又收了回来。
事后母亲说：“我非常感谢你们五爷爷的帮助，如果不是你们五爷爷出面，想把土地收回来都很困难。我宁可自己受万般之苦，也不愿再登人家门遭受羞辱了。”若干年后，母亲再忆及那段心酸往事时竟已没了抱怨，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时你四爷爷家人口多，家中也很穷，都是穷惹的祸。”再后来，老家的四奶奶一行人来扎赉诺尔的女儿家探亲，我母亲闻之，不仅提着礼物前往探望，还热情地邀请他们到我家吃饭和小住。那时年轻气盛的我很是不理解母亲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然母亲却说：“过去的那些事都过去了，人总是要向前看的。不管怎样她还是长辈，千里迢迢来到咱家门口，咱总不能装作不认识吧。”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渐渐地理解了母亲这种不念旧恶、宽以待人的高风亮节。是啊，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够换位思考，都能放下宿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更加美好。
母亲在我们的太姥姥家寄居的那些年里从来没担过水，也从来没下过田，是在我太姥姥的呵护下长大的。然而母亲嫁入我们乔家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似乎是要把过去没有吃过的苦统统补上。母亲常说一句口头禅，这都是命呀！母亲说：“那时候每天天不亮我就得扛着锄头下地，晚上回来时已是满天星斗。看人家晌午都有人去送饭、送水，而我只能啃口自带的干粮，喝上口凉水。晚上回到家里不管多累都要到村北头的那个水坑子里去担那又苦又咸的水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吃。若是遇到头疼感冒爬不起炕来的时候，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也没有，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面对生活的艰辛和残酷，母亲始终咬牙坚持，因为不种地就没有饭吃，就没有余粮换取火柴和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如果自己不咬牙坚持，不仅没有退路，更看不到任何希望，可以说母亲是凭着心里深藏着的那些许希望硬生生地挺下来的。这期间，母亲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只有母亲一个人知道。尽管如此，苦苦支撑中的母亲没有对父亲有丝毫的抱怨，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她心里始终记得与父亲的约定，远在扎赉诺尔的丈夫一定会在某一天回来接她，一定会在千里之外的那个地方等着她。
母亲常说：“眼是懒蛋，手是好汉。别人能干的活我就能学着干，别人一天干完的活我两天也能把它干完，只要自己不放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从隆兴镇我们太姥姥家嫁入南申庄的我们乔家，母亲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过程，从原来的那个“手不提篮，肩不担担”的弱女子蜕变成为庄稼院里的一把手，成为能够独担家庭重担的家庭主妇。原本那些对母亲独自操持农桑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仅不再怀疑，反而对母亲肃然起敬，原来一些想看母亲笑话和热闹的人也不得不钳口结舌。都说“十年磨一剑”，母亲用自己十年宝贵的青春以及无可辩驳的事实赢得了南申庄老老少少对母亲的刮目相看。我父在其《家史简忆》中曾经这样深情地写道：“我返回扎赉诺尔之后，淑英就（在南申庄）独立门户，自己经管着9亩薄田，勉强维持着温饱，勉强生活下去。这期间她遭受了许多的苦楚，遭受了很多的罪。”
当母亲面对着那几亩薄田，也有动摇甚至绝望的时候，每每都是隆兴镇我们的太姥姥和小舅在最关键的时候派家人来到南申庄帮助母亲。在太姥姥看来，虽然自己心爱的外孙女出嫁了，但她心里仍旧放心不下这个自己最偏爱的外孙女。可以说在母亲苦熬的那十年时间里，若是没有太姥姥和小舅家适时地伸手帮助，母亲要想凭一己之力度过那一道道难关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当年，母亲在向我们倾诉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每次帮助母亲的几乎都是太姥姥和小舅家派的人？我们乔家的人怎么都不肯出手呢？对此，母亲是这样解释的：“南申庄村子不大，若按姓氏来分就是乔、尹两大姓。按说我们乔姓本家人口不算少，没出五服的本家也不在少数。但乔姓本家绝大多数都处于接近贫困的状态，就是想帮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咱家里没男人，也是门可罗雀的原因吧。”虽然母亲这样说，但我却从母亲的话中听出一些弦外之音，那就是人性在作祟。母亲苦苦独撑家门时，肯于出面帮助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是在看笑话、看热闹，难怪有人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此话当真不假。
母亲回忆那段往事时还说过这样一段话：“那时你们的爷爷和爸爸都不在老家，你爷爷回趟老家之后不久就病故了，你们的爸爸返回扎赉诺尔之后就一直杳无音信，别说往家里寄点钱来，就连一封家书也没有，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村里的一些人甚至误以为你们的爸爸不要我了，为此还有人劝我别再傻等了，该走就走一步吧。试想，那时你们的爷爷、爸爸都不在家，没人给咱撑门面，所以人家就瞧不起咱家，况且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肯于搭把手帮助咱的就更少了。当然，咱们乔家本家也不乏心地善良之人，如你大爷爷家的仓大爷（仓大爷是我大爷爷家的长子，是当年乔家本家人给予我母亲帮助最多的人）、仓大娘不忍心看我一个人苦苦地挣扎，就隔三差五地帮我做点地里的活。再有就是咱本家已经出了五服的乔庄元一家也给我不少的帮助。除了少数乔家本家人之外，住在咱村东头的尹大林和尹凤岐兄弟两家也非常厚道，给咱帮助不少。”
我还记得母亲曾对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情：“当年你出生在故城县吕町村的姥姥家，待你满月之后我才抱你返回南申庄我们自己的那个家。那时的农村非常落后，生活条件和卫生都非常差，譬如农村刚出生不久到会走之前的小孩子没有用尿布的，当时家家都是给小孩子在身子底下铺沙土，小孩子把屁股底下的沙土尿湿了就再换上新的干爽的沙土。所需沙土都要到村子外边较远的沙土坑里去挖，然后再用手推独轮车推回家来，经晾晒后还要用大铁锅将其炒熟，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一种消毒方法。那时，给你垫身子用的那些沙土都是你大林叔和凤岐叔帮助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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