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王淑英携乔勇和乔伟在扎赉诺尔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片中母亲脚上穿的是一双白鞋，这是母亲在给她的姥姥戴孝。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孩子们正在做游戏。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妇女和孩子正在推磨。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村民们正在休息闲聊。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男人们正在耕地。
母亲寄居在隆兴镇太姥姥家的那段生活经历她一般不愿提及，所以我们知晓的也很少。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们方才知道，我们的太姥姥家在隆兴镇上算是一家相对富裕的大户人家。在母亲的叙述中从未提及太姥爷，很可能太姥爷很早就过世了，是太姥姥在一直独撑康家。
母亲曾说：“我的姥姥在隆兴镇上颇受乡邻们敬重，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人品和人缘好。”我们的太姥姥对当时幼小的母亲格外疼爱，让母亲跟着她一起住一起吃，绝不允许家里人说我母亲半个不字。直到母亲出嫁离开太姥姥家之前，太姥姥从来没让自己的这个打小就失去父爱的外孙女做过农活和粗活。太姥姥深知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爹爹作古，娘亲改嫁，一个人孤零零地寄养在她这里，幼小的心灵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对母亲特别好。幼年母亲的命运是悲惨的，但幸运的是在太姥姥的呵护下母亲总算度过了那段漫长的时光。
当然，我们的太姥姥对母亲的百般呵护必然会引起家中一些人的抱怨和不满。但这些抱怨和不满根本无法阻止太姥姥对母亲的怜爱。在太姥姥家寄居的那些年里，母亲始终谨言慎行，从不多言多语，从不计较生活上的好坏，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将其埋在心底绝不示人，甚至连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尽量不让人察觉，无论是对太姥姥，还是对舅舅、舅母，对兄弟姐妹都始终毕恭毕敬。十多年的寄居生活让母亲养成了看人家脸色说话，遇事逆来顺受，将心里的苦楚深深地埋藏于心底的习惯。母亲有了苦楚不仅对太姥姥瞒而不说，甚至太姥姥都很难察觉母亲内心的苦楚，母亲隐忍、自闭的性格就是在那个特定环境下所形成的，这一时期特定生活环境也为母亲后来的身心健康埋下了一定的祸根。
我虽然没有见过太姥姥，但通过母亲断断续续的介绍，我能感知到太姥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试想，20世纪初的河北农村不仅经济非常落后，而且社会封建程度也达到极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对失去父亲、失去家庭的外孙女，太姥姥完全可以视而不见，没有承担养育的责任。但太姥姥不忍自己的外孙女再遭遇情感和生活上的折磨，力排众议将外孙女收到膝下，由自己亲自抚养。若干年后母亲曾说：“当年若不是你们的太姥姥将我收养在她身边，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母亲还说，我们的太姥姥育有三男一女。大舅爷、大舅姥一直在家务农；因家中的一些矛盾问题，二舅爷愤然离家出走，始终未归，曾有人在南边看见二舅爷当了国民党兵，还是个军官，全国解放前夕随军溃逃去了台湾；三舅爷先是在家中务农，20世纪40年代末也离家到外地去干活。
母亲说，我们的大舅爷、大舅姥对她的态度很不好，他们抱怨太姥姥对她过于袒护和溺爱，而且大舅姥为人吝啬且尖酸，经常当着外人的面就不客气地奚落她。当然，我母亲从没嫉恨过大舅爷、大舅姥，母亲说，她作为一个外姓人，常年住在姥姥家，白吃白喝不说，还不下地干活，难怪大舅爷、大舅姥会心生怨气。对母亲最好的人是三舅爷和三舅姥，不仅从未奚落过母亲，还处处照顾和庇护母亲，但凡有点好吃的总是想着母亲。母亲每每提及我太姥姥和三舅爷、三舅姥都会热泪盈眶，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母亲这一生最感到愧疚的就是没能在我太姥姥床前尽孝，太姥姥病重和离世这些事，母亲都是过后才知道的。我记得大概是1961年的一天，有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刚接到信时母亲还蛮高兴的，当母亲找人帮助念完信，回来的时候步履沉重，泪眼涟涟，跟谁也不说话，回到家里就躺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我那时刚七八岁的样子，从未见过母亲如此痛苦，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该如何劝慰母亲，只能坐在屋门口发呆。后来父亲下班回来，母亲如泣如诉很长时间。母亲那天破天荒地没做午饭，是父亲回来做的午饭。
后来，我长大一点后无意中问及此事，母亲才告诉我，那封信是我的小舅写来的，说太姥姥去世了。母亲边哭边说道：“我自小就住在姥姥家，是姥姥把我亲手养育大的。我和你爸结婚后就离开了隆兴镇的姥姥家，再也没回姥姥家住过。我在南申庄一个人生活最无助的时候，你们的太姥姥到时候就会让三舅爷带着人帮我种地、锄地、收庄稼。再后来你爸有了消息，我就跟随南申庄的一个乡亲去了扎赉诺尔。”
“有了你们兄妹之后，我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小家之上，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每天为了全家人的吃饭问题可谓是绞尽脑汁，就全然忘了尚在家中业已年迈的姥姥，姥姥忍饥挨饿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也确实没有想过姥姥。当年，你们的太姥姥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不说，为了我还得顶着家人的不满和压力，几乎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我的身上。然而在姥姥风烛残年之时，在姥姥饥饿难耐之时，甚至在姥姥痛苦的弥留之际，当年那个被姥姥视为掌上明珠的我竟然只顾自己的小家和自己的儿女，全然把姥姥给忘了，我才是真正的忘恩负义之辈呀！每每想到这里我不仅悔得肠子都青了，而且我都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有何颜面去见九泉下你们的太姥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母亲神形枯槁，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很难看到母亲脸上露出笑容。我至今还记得母亲曾连续花了几天时间赶制了一件素色镶白边的上衣，还上街去买了一双白色的女式球鞋，为故去的姥姥戴孝。我们的太姥姥因饥饿而亡故这件事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大的痛楚。
母亲天性聪颖，心灵手巧，凡是那个年代女孩子应该会的一应女红，如纺线、织布、裁剪衣服、缝补衣服、纳鞋底、做布鞋、绣花等，没有母亲不会的。在一应女红中母亲最拿手的当属刺绣，母亲不但长于刺绣，还长于刺绣图案的收集、整理和设计。
20世纪60年代末，父亲让我跟着大杂院里的张爷爷学做木匠活。有一段时间扎赉诺尔地区特别流行用烙画来做橱柜门上的装饰，但那个年代缺乏用来制作烙画的图案，最开始我尝试将家里墙壁上贴的年画上的花卉图案临摹下来，但年画图案太少，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要，母亲见状就将放在炕席底下的一些用于刺绣的花卉图案拿出来给我。母亲说：“这些花卉图案是我多年前刺绣时收集的，有的是我从别人那里临摹来的，有的是我自己学着画的，你拿去看看能否用得上。”母亲的这些花卉图案不仅帮了我大忙，而且我还将这些花卉图案借给一些喜欢搞烙画的同行所用。我岳母家厨房柜子的两扇门上的牡丹烙画，就是从母亲给我的花卉图案中遴选出来的。
母亲的刺绣技艺在当时的隆兴镇上也是家喻户晓，镇上好多女孩子都争相到太姥姥家向我母亲求教，有的来找母亲借花卉图案，一些待嫁的姑娘频频上门请母亲帮她们刺绣嫁妆。母亲本就是个古道热肠之人，再加上前来的不是康家的小姐妹就是前后院街坊邻居家的孩子，所以母亲有求必应，尽心竭力地传人技艺，帮助小姐妹们赶制嫁妆，为此，母亲赢得镇上人们的好评。
我与凤英结婚后，有一次去扎赉诺尔小站的老岳母家，饭后茶余闲聊时，老岳母突然聊起我的母亲。她意味深长地说：“当年在隆兴镇上，几乎人人都知道老街上的康家有一个住姥姥家的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冰雪聪明，眉清目秀、文文静静的，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绝对是百里挑一！我比你母亲小，常常在老街上跑来跑去，时常会看见你母亲独自一人坐在门楼下的阴凉处聚精会神地刺绣。”
我母亲说：“我在隆兴镇上住姥姥家的时候虽然很压抑，但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身边总有一些女孩子缠着我学刺绣。在南申庄独居时，虽然困苦重重，但唯有一乐，那就是身边总有一群女孩子向我求教刺绣技艺，或是聚在咱们家里一块做针线活。”
1971年，我陪母亲回河北老家南申庄时，有几位前后院居住的婶娘围坐在我身边对我说：“你娘当年可是咱这十里八村最有名的心灵手巧的人，闹土改时你娘还是咱村的妇救会主任呢。如果你娘不去东北留在家里继续当村干部，可能早就被调到公社当干部去了。”
1940年，刚刚走出校门的父亲先是误入煤矿的日本劳务系（劳务系是日本人管理矿工的部门），紧接着又被日伪当局列为伪满洲国征兵对象。旧社会时，坊间就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为了想办法脱逃征兵之事，祖父给原籍老家的五爷爷乔福章写了一封信，信中恳请五爷爷做主在老家帮助父亲选择一门亲事，然后便急匆匆安排我父亲回老家成婚。当时，祖父的想法是只要我父亲回老家成了亲离开了扎赉诺尔，或许就能躲过征兵这一劫了。
祖父的拜托我的五爷爷自是不敢怠慢，此外我的父亲乃是乔家“元”字辈中正儿八经上过学的，我的五爷爷也是我们乔家几代人中（特别是“福”字辈中）唯一上过私塾的人，所以五爷爷对我父亲非常器重，对我父亲的婚事格外地上心。为我父亲征婚的消息一经传出，上门提亲的媒人便络绎不绝，最后挑来选去，由五爷爷做主选定了寄居在隆兴镇上康家的外甥女，也就是我的母亲。就这样，父亲遵从祖父的意愿，只身一人辗转回到河北老家南申庄。
我的五爷爷对回家来娶亲的侄子非常偏爱，不仅亲自摸黑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德州车站去接我父亲，而且安顿我父亲在他家里居住，选定良辰吉日，并亲自张罗和出面为父亲和母亲举行了较隆重的婚礼。在20世纪的40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年轻人的婚姻与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父母手中。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前根本就没见过面，仅凭“三媒六证”就被定了终身。自此，我母亲离开了养育她十几年的姥姥，从隆兴镇来到陌生且贫困的南申庄，步入乔家而终其一生。
五爷爷乔福章当时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乡绅，我后来听父亲说，由于当年我们乔家在曾祖父主持下分家前后所形成的复杂关系所致，再加上五爷爷所特有的那种孤标独步的乡绅性格，所以，我五爷爷家与我们乔家各家的关系都有点紧张，各家彼此间来往甚少。我回老家时，我们本家的忠和哥曾对我说：“咱家五爷爷看穿着打扮就不是普通人，走在村子里遇到从不会主动搭话。但五爷爷独对你们家比较近乎，你们回家来五爷爷还主动请你们吃饭，我们和五爷爷家门对门住着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破窑柴湿亲情寡，寂寞锁愁哀无音”。婚后，父亲和母亲在老家南申庄的那座茅舍中度过了人生中最愉快、平静的一段时光。这期间，父亲曾经有过在老家长期居住下去的想法，但思虑再三还是觉得自己难以适应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另外，父亲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即自己不会说家乡方言，也难以适应农村那种装束，担心一旦遇到日寇清乡和扫荡，搞不好就会被当成八路军而遭遇不测。父亲的这种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年，我们乔家一个“元”字辈叔伯兄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生来就有洁癖，即或每天下地干农活也要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再加上天生皮肤白净，不知道的都误以为他是个教书先生。结果，在一次大扫荡时被一群日本鬼子堵在村子里，鬼子们看他的穿着打扮不凡，又看他手上没有茧子，就断定他是八路军，最后被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活活地捅死。可是将婚后的母亲一个人留在老家独自生活，父亲又不放心。就在父亲犹豫再三、进退维谷的时候，突然接到祖父发来的加急电报，催促父亲赶紧返回扎赉诺尔，如果当时父亲不返回扎赉诺尔，父亲回老家结婚时为其作保的保人和我的祖父都会面临牢狱之灾，万般无奈之下，父亲于1941年秋返回扎赉诺尔。父亲返回扎赉诺尔后不久就被强征为伪满洲国的国兵，送进了齐齐哈尔一带的新兵营。
上一篇 ：
下一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