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期，母亲王淑英站在扎赉诺尔区山北路旧居的房门前，此时的母亲神情已现倦怠。
20世纪60年代中期摄，左一是笔者的姥姥康荣，左二是笔者的小舅王兰生。
1981年初春，笔者的父亲乔春元和妹妹乔伟在上海外滩留影。
2001年，笔者的儿子乔雪松和其女朋友暑期时回到满洲里，笔者的父亲乔春元冒雨陪同二人前往国门景区观光。
2013年笔者携爱妻回乡祭祖探亲，其间回到河北故城县小庙乡吕町村。此时，敬爱的姥姥、舅舅、舅母均已作古，只留下一幢已无人居住的老房。
母亲一生坎坷，盛年又积郁成疾，最后不得不带着诸多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当属我们的父亲。母亲卧在病榻上说：“你爸刚刚提前退休，心情很压抑，还没缓过劲儿来，我又不争气地病倒了，一旦哪一天我先走了，到那时你爸身边连个陪他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我知道你们俩都是好孩子，不会不孝敬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一生真的很不容易，刚一出生就没了娘，年幼的时候就跟着你爷爷到处去讨生活，好不容易考上学还没钱交学费，刚能帮家里搭把手了又被抓去当了伪满洲国的国兵。当兵还没回来你爷爷就去世了，待你父亲好不容易逃出那个虎狼之窝回到扎赉诺尔时连个家也没有了。那个时候，你爸真的是孤苦伶仃、生存无望呀！幸好先是遇上贵人，接着又遇上‘光复’，再后来八路军来了，你爸还当上了国家干部。现在虽然我们都老了，但总还能相互搀扶着往前走，一旦我走在你爸的前边就苦他一个人了。”此时的母亲不为自己的疾病担忧，却深深地忧虑父亲今后的生活和处境。
除了父亲外，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当属膝下唯一的女儿。那时，乔伟刚刚接父亲的班被安排在东方红小学当老师，总算是子承父业，工作有了着落，但眼见已到谈婚论嫁年龄的女儿尚未婚配，母亲担心有生之年不能目睹自己的女儿步入婚姻殿堂，那将是她毕生最大之憾事。然造物主就是如此这般地绝情，就没有再多给母亲一点点时间，让母亲了却那点并不奢侈的心愿。
母亲健在的时候还常念叨一句话“为人不见孙，死了也不甘心”。笔者与爱妻凤英算是奉母命而完婚，然孙儿雪松呱呱坠地恰好在他奶奶离世前的四个月。孙儿的降生对遭受病痛折磨的母亲来说无疑是见到了一缕久违的阳光，算是上苍给母亲的最后一点慰藉。母亲在临终前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孙儿，她对孙儿的喜爱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就在母亲去世的前两天她还硬撑着坐起来，让我们把孙儿给她抱过来看看，勉强抱了一小会儿，最后喃喃地说：“奶奶实在是抱不动了。”
母亲可能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不得不向我们敞开多年紧闭的心扉，将积郁在心中多年沉甸甸的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与我们。母亲说：“我刚出生不久父亲就不幸病故，在那人情寡淡、世态炎凉的农村，我娘无法在婆家寡居下去，只好抱着我回到了隆兴镇的娘家寄住。有句老话叫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我娘领着我寡居在娘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万般无奈之下，为了生存我娘不得不改嫁到故城县吕町村的王家。我姥姥怕我娘带着我改嫁过去会惹夫家不悦，且也怕我遭受虐待，于是姥姥就将我留在身边跟着她生活。”
母亲说：“姥姥家一大家子人，难免有人对我久居姥姥家微词载道，唯有姥姥和小舅一家对我特别好，唯恐我受一点委屈。”母亲的此番话语我能听明白，既是在告诉我她一生命运多舛，也是要告诉我们不能忘了隆兴镇上的姥姥、小舅一家对她的养育之恩。
母亲还说：“我跟你父亲结婚后不久，你父亲就被迫返回扎赉诺尔去当伪满洲国的国兵了，此时的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守着那三间草房和几亩地。虽然我知道一个妇道人家要撑起这个家肯定是很难的，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隆兴镇的姥姥家去住，不能再给她老人家添乱。即便如此，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每每还是隆兴镇上的姥姥让小舅来帮我种地、锄地，只恨我此生再无机会报答姥姥和小舅的养育之恩了。”
母亲在她最后的时刻还特意嘱我说：“老家的你兰生舅舅与我不是同父，但胜似同父，他发自肺腑地尊我为姐，我亦愿意尊他为弟，我们姐弟俩几十年从未心生嫌隙。我们姐妹几人只剩你舅舅一人留在老家陪伴你姥姥，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将来若有机会你一定想办法帮你舅舅从老家带出一个孩子来，只要能带出来一个他们整个家就活了。”母亲弥留之际所思所想的全是别人，唯独没有她自己。
母亲曾经告诉我，她的姥姥家就住在景县隆兴镇的老街上。2002年我陪父亲回老家祭祖探亲之时，曾特意路经隆兴镇，并在镇上的那条老街上转了好一阵子。父亲在此追思的可能是当年他回老家与母亲完婚时曾到隆兴镇接亲的那段难以忘却的记忆。而我来此想寻找的则是母亲豆蔻之年寄居在姥姥家时的生活场景。2013年，笔者和爱妻凤英回老家祭祖探亲，又特意来到我母亲曾经生活过的隆兴镇的老街上瞻望。笔者曾想在此逗留几日打探母亲姥姥家的后裔之所在，但思虑再三，又怕冒昧，毕竟几十年没有联系了。尽管如此，笔者每次回老家祭祖探亲都会特意路经母亲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地方。每每到此，哪怕就是在老街上走一走，沿路看一看，似乎都能在此感悟到母亲的气息，也似有代母亲回姥姥家省亲的归属感。
母亲突然故去之时，也恰是我刚为人父之际。此时的我方深切地领悟到“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老话的真谛。母亲曾泪眼盈襟地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儿呀，我真的是怕把你们放在手心里一不小心攥碎了，但若是把你们含在嘴里又怕含化了，你和妹妹就是我的命呀！”这就是母亲赐予我们的母爱。
有道是，乌鸟之情、羊羔跪乳。然母亲健在时，我们忙于学习，忙于工作，却唯独疏忽了我们应该给予母亲的最起码的关爱。母亲忽然离去了，方觉应反哺母亲，然却为时已晚。有人说，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儿。可儿女是否又能常常念及自己的老母呢？即或老母健在时，我们所有的孝敬之举若与母亲所给予我们的生命和爱相比岂不是判若云泥。当我们沐浴着母爱的时候似乎并未觉得母爱是那么珍贵，当我们终于知道“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时，再想反哺母爱的时候很可能就已经失去了亡羊补牢的机会。反哺母爱一旦错过了就永远无法再去弥补，留给我们的只能是永远的悔恨和遗憾。笔者虽自恃不是一个道德上有严重缺失的人，然在反哺母爱的问题上最终还是落得个自叹自责、噬脐无及的境地。
母亲既不是社会名媛，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母亲就是一个来自河北农村的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母亲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母亲天生丽质，绝非粗俗之辈。
父亲在《怀念淑英同志离世廿周年》一文中曾这样回忆并评价母亲：淑英自小聪颖过人，一应女红皆在同龄人之上，虽非出身大户人家，但却温文尔雅、待人周全，颇受小镇父老之垂怜。父亲在《怀念淑英离世廿五春诗》中评价母亲：回眸淑英一生，倍感其生之于蓬蒿之囿，与吾相结于患难之中，蜗居于柴门牖户，期盼于挣扎之篱，困惑于是非混淆之境，膏肓于光明杳来之时。纵观淑英一生，虽出身寒门，但却不啻豪门子弟；虽然一生平淡，但平淡中却活出了做人之真谛；虽未有何壮举，但却活得真实。妻君淑英虽然去了，但却依然活在家人、亲友、邻居们的心里。父亲对母亲的评价绝非谬赞之词，这是父亲在经历了对母亲由不知到知，由一般认知到用生命来认知的全过程之后所给予母亲的中肯且深邃的评价。
不仅家父对母亲做如此评价，凡熟知母亲的人、凡与母亲有过交集的人几乎无不对母亲交口称誉。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75年，我们家从原解放路一胡同5号的那个大杂院搬迁到西山后的新居时，几乎每隔几天就有街里的老邻居们三三两两越过西山来看望母亲。有几个女孩子曾因家境困难上不起学，穿不上衣，母亲曾尽其所能地接济她们。她们来到我家，拥着母亲就“乔娘、乔娘”地喊个不停。我们的母亲就是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所写的那样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命运多舛寄寒篱，幸有梧桐可为栖”。母亲出生在河北景县青兰乡的小王庄。笔者在整理此文稿时曾上网查阅河北景县青兰乡所属各行政村情况，但其中均没有小王庄，后又查阅《景县志》也未见记载。但母亲的生前记忆肯定是不会有错的，唯一的可能是后来在频繁的撤乡并镇的过程中或划并到了别的乡镇或是更改了名称。
关于小王庄的情况母亲谈及甚少，因为其中隐含着一段关于母亲苦楚的身世，母亲自是不愿去揭开这段历史的伤疤，母亲自觉病入膏肓才肯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讲述她那段鲜为人知的凄怆身世。
母亲说，你们姥姥的娘家是在河北省景县的隆兴镇上，姥姥家姓康。原来的隆兴镇是这一带最大的乡镇，也是这一带的经济重心，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隆兴镇大集的，当年康家在隆兴镇上算是较殷实的大户。姥姥成年后下嫁到青兰乡小王庄的一个王姓人家（母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我们说起过她生父之姓名），在母亲尚处襁褓之时，母亲的生父突然暴病身亡。由于姥姥下嫁到小王庄王家的时间较短，且生下的又不是男婴，所以势利尖酸的王家绝不愿养育这孤儿寡母，逼迫我姥姥离开王家。姥姥没办法在王家寡守下去，被逼无奈只得回隆兴镇上的娘家苟且偷生。
在封建社会，女子丧夫则被认为是克夫，是不吉利的人，不仅婆家人不愿留，娘家人对回家寡居的已嫁出去的姑娘也难以容留。在旧中国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一个被冠以“克夫”之名的女人既无力与社会抗争，也无法摆脱生存的重压。所以，当时摆在姥姥面前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再嫁他人。就这样，我姥姥被迫改嫁到河北省故城县吕町村的一个王姓人家。改嫁后的王家在吕町村里算是个中等户，姥姥嫁过去的时候王家前房留有两儿一女，姥姥嫁到王家去后，又为王家生育了一儿一女。
姥姥改嫁到吕町村王家时，我母亲尚为孩提，如果姥姥带着我母亲改嫁过去必然会导致对方家庭关系的复杂化，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姥姥非要带我母亲嫁过去的话或许这门亲事就泡汤了。无奈之下，我太姥姥便同意将我母亲留在隆兴镇康家由太姥姥亲自抚养。
姥姥虽然改嫁，改嫁后的夫家人口较多且生活压力很大，但姥姥对寄养在娘家的母亲愈发疼爱，时刻惦记。母亲与姥姥之间的感情并未因家庭的骤变而生疏，反而愈加深厚。在我的记忆中，只要逢年节母亲都会主动地给原籍的姥姥家寄点钱去，每次15元到20元不等。现在看来这点钱似乎少得可怜，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这却是父亲月工资的20%。
我的舅舅王兰生也始终与我们家保持着联系，隔三差五地给我们家写信，尽管每次来信的格式和内容几乎大同小异，开头总是那句老生常谈“姐夫、姐姐见字如面”云云，但这些信对于身在扎赉诺尔却时时刻刻都在思念故乡，期盼家中有鸿雁来书的母亲来说是最珍贵的宝贝，每每见到邮递员来的时候，母亲总是欣喜若狂的，常常是等不及父亲下班回家便迫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去找识字的邻居帮她念信。
虽然姥姥和舅舅在农村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但他们从不向我母亲张口要钱。我记得大概是1964年前后，吕町村姥姥家的那几间土房已经破旧不堪，如不翻建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舅舅才来信提及家中准备翻修房子之事，也是第一次张口向我们家要钱，在信中还没好意思说要多少钱。于是母亲与父亲商量后，决定给姥姥家寄去300元钱。当时家中没有那么多存钱，母亲还是向院里的邻居借钱才凑够这300元钱的。此后，我舅舅再也没向我们家张口要过钱。母亲健在时，什么时候给姥姥家寄钱、寄多少钱我父亲从不干预。我们长大一点后的职责乃是按照母亲的意思负责给姥姥和舅舅写信，并按照母亲的吩咐上街里的邮局去办理汇款。
□本版图片由乔勇 乔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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