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000年，战大成任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20世纪90年代，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的学生在学校的操场上放飞模型飞机。
20世纪90年代，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的学生在上自然课。
20世纪90年代，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的学生在上音乐课。
20世纪90年代，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的学生在阅读书籍。
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领导向流动人口失学儿童赠送校服和学习用品。
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教师为流动人口失学儿童举行少先队员入队仪式。
曾经为流动人口失学儿童义务补课的三位教师，左起：王翠红、雪源、刘秀萍。
1992年，我从大兴安岭林区调转到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现满洲里市第三小学）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自从我1965年参加工作以来，有许多事情可以拿来一说，但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是1994年发生的那件事。
199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校园里享受一天最美好的时刻。早晨上课铃过后，校园里干净且安静，教室里不时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那些读书声听起来有些稚嫩，整个世界好像都被净化了，每天这时我都会站在校园里感受自己工作的意义。我非常享受这段时光，这也是我一天中心情最愉悦的时候。
这时校门外走进来一个小女孩儿，她是我们学校学前班的，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男孩儿，他没有跟着小女孩儿走进校园，只是站在校门外探头探脑地往校园里张望。我问小女孩儿那个孩子是谁，她说是她的哥哥。
于是我和小女孩儿有了下面的对话。“你哥哥几岁了？”小女孩儿回答：“11岁。”我又问：“他怎么没上学呢？”答：“交不起学费。”我接着问道：“那你怎么来上学呢？”答：“妈妈说哥哥耽误了，不能再耽误我。”
我又接着问道：“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的？”小女孩儿说：“妈妈是保洁工，爸爸是木匠。爸爸在工地盖房子的时候腿摔折了，在家养病。”我想了想问道：“你们是本地人吗？”答：“不是，是从吉林来的。”
我心想，果然是这样。像这样没有本地户口的孩子入学前要交400元借读费，这在当年可不是一笔小钱。
我看了看校门外的小男孩儿，问道：“你哥哥念过书吗？”小女孩儿答道：“念过一年级。”我又问：“后来怎么不念了？”答：“爸爸妈妈总在外边打工，就不念了。”
我让小女孩儿把哥哥喊进来，问他还记不记得学过的字，他说还认识几个。我指着学校院墙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几个大字问他认识哪个，他说认识“人民”两个字。我又问了一下他家里的情况，然后问他愿不愿意上学，他说愿意。我问他如果上学能不能好好学习，他看了看我然后坚定地说：“能。”我告诉他我是校长，如果想念书下午请他妈妈来学校找我。
下午小女孩儿的母亲果然来了，我又进一步核实了她家的情况。她家是外地来满人员，平时租房住。现在丈夫腿摔伤了，不但没有收入，而且看病还要花钱，她每个月的工资维持四口人的生活都十分困难。我问她：“为什么让女儿读书，不让儿子读书呢？”她说：“儿子11岁了，已经耽误了，让他上一年级年纪太大了，让他上别的年级又跟不上，既然儿子已经耽误了，就绝对不能让女儿也耽误。”我被这位母亲重视孩子教育的思想所感动。我告诉她，学校决定收她的儿子入学读书，并且免收所有费用，包括400元借读费和课本费、校服费等。我还告诉她，如果家里生活确实有困难，学校可以考虑免收她女儿的借读费。
这位妈妈既惊喜又疑惑。我对她说：“我是校长，明天早上就可以把你的儿子送到学校来了。”最后这位母亲将信将疑地走了。
女孩儿母亲走后，我找来了马春娟老师，她当时是二年级某班的班主任，是一位1992年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我把情况向她做了介绍，告诉她要把那个男孩儿分到她的班，语文方面主要教他识字写字，数学方面主要教他四则运算。我还告诉她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列入学校对她这个班级的考核内容，但是到期末考试时这个孩子的成绩如果能达到及格，将对她和任课老师进行奖励。
马春娟老师虽然年轻，却十分有爱心，她不但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还在星期日到男孩儿家去家访，并买了一袋面、一袋米、一桶豆油送去。马老师还发动全班同学为这个男孩儿捐赠衣物和学习用品。没几天，这个男孩儿的母亲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个男孩儿入学后学习非常认真，经常帮助班级做一些事情，还帮助同学做值日，大家都很喜欢他。令人惊喜的是，期末考试时他的语文、数学成绩都及格了。他在三小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后来听说也读了初中。
这件事发生后，我就一直在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发布这么多年了，理论上学龄儿童都应该依法入学受到教育，但像这个小男孩儿一样的失学儿童一定还有很多。我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一些学龄儿童在卖冰棍，每当看到这种状况，我总在想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我派学校的工会主席夏春芹、大队辅导员杨静文到道南街道办事处进行调查，因为道南有大量外来打工人员居住，这样的孩子应该会很多。街道办事处非常支持我们工作，帮我们统计了一下，在他们所知的范围内共有30多个这样的孩子。我们请办事处的同志为我们找了一间教室，办事处负责召集孩子，学校派当时负责团支部工作的雪源老师带领王翠红、刘秀萍等团员每周日去给这些孩子义务上课。
上了几周课后，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有些问题。一是学生没有把这间教室当成一所学校，学生觉得在这学习是临时性的，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少。二是这间教室离市区比较远，当时满洲里还没有立交桥，老师们每次骑自行车去教室都要过铁道，有时候因堵车要等很久。于是我们决定把授课地点转移到学校来。我们请办事处通知这30多个孩子的家长到学校开会，研究孩子学习问题。
这30多个孩子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10岁，最多只上过二年级。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把他们分到相应的班级。于是我们决定先办补习班，每个星期日让他们到学校来上一天课，语文方面教孩子们识字写字读课文，争取让他们尽量多地掌握国家扫盲标准中规定的会读会写2000个常用汉字，数学方面就教他们简单的整数四则运算。
30多名家长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了学校，我对他们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并强调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希望家长能够对自己孩子的未来负责，每个周日要保证把孩子送到学校来。三道街小学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所名校，能让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是家长们的愿望。家长们听到学校的决定以后都非常兴奋，表示一定会按时把孩子送来，并对学校表示感谢。
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课本是用过的旧书，由大队部派人从在校生那里收集而来，教师由全校党团员义务担任，教导处排出任课教师的课表。总务处工作人员为每个学生准备一个书包，书包里有文具盒等学习用具和语文、数学练习本。
第二天星期日，家长们如约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正常上课后，这些孩子学得很认真。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我还特意为这些孩子安排了音乐课和体育课。音乐课老师用手风琴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对手风琴特别感兴趣，下课了围着手风琴又看又摸，觉得很新奇，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从来没见过手风琴。体育课上让孩子们随便踢球玩儿，这种简单的运动就让他们十分高兴了。
当时天气非常热，我看到有些孩子还穿着毛衣和厚厚的裤子，有些孩子的鞋还破了，我让总务处工作人员把学校仓库里原来仪仗队的衣服拿出来发给这些学生一人一套。小女孩儿是白上衣蓝裙子，男孩儿是白上衣蓝裤子，从此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校服，像个学生的样子了。
我问他们：“入过队吗？戴过红领巾吗？”大多数人回答没入过队也没戴过红领巾。一个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将来可能没机会入团入党，但是如果在儿童时期连少先队都没入过，红领巾也没戴过，将来会很遗憾。
我吩咐大队辅导员杨静文、雪源为每个孩子准备一条红领巾，专门为这些孩子举行了一次入队仪式，让他们都戴上红领巾。入队仪式非常正规，出队旗、唱队歌、敬队礼，并且邀请了时任团市委书记黄艳茹、市教育局领导田喜丽等参加。
后来因为有的家长回老家，有的家长到外地去打工，还有些家长根本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就想让孩子在家里多干活，所以一个学期过后这个班只剩下20多个孩子。这20多个孩子基本认识了常用汉字，也基本上掌握了整数的四则运算。学校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学习状况把他们分到了相应的班级，这些孩子最后都从三小毕业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快30年了，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非常欣慰。我很感谢当年为这些孩子义务上课的党团员老师们，我和我们学校的老师共同努力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对那二十几个学生来讲，我们的努力让他们有了文化。对社会来讲，我们让社会少了二十几个文盲，减少了社会负担。
进行义务教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也不能少”。但仅凭我们的力量是远远做不到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能少一个就少一个吧。
□本版图片部分由雪源提供，部分由王铁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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