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时二卡湿地一角。
秋天时二卡湿地的芦苇。
塔头墩是圈河湿地的一种标志性植物。
水烛又名蒲草、蒲棒。
昔日黄柳遍布达兰鄂罗木河两岸。
水烛的种子长有毛絮，可靠风力和水力传播。
种类繁多的柳条编制品。
当年圈河湿地生长的水生植物中以芦苇、菖蒲、水葱、蒲草等植物为主。
芦苇是圈河湿地盛产的一种草本科水生植物。每当春天来临，根植于浅水之中的芦苇几乎是追着刚刚融化的冰水最先向上伸出剑锋般的绿叶。这些嫩绿的苇叶很快就拔节而起，尽最大的努力向空中伸展，仿佛是在迎接从南方回归的鸿雁，并在茂密的苇丛中恭候它们在这里筑巢产卵。
当盛夏来临之时，茂密的芦苇伸张着修长的枝茎，在微风吹拂下尽情地摇曳，将一望无际的湿地笼罩起来。成群结队的鱼儿在苇根间穿梭，或觅食或嬉戏；鸿雁、野鸭、天鹅、灰鹤等飞禽或在空中盘旋觅食，或在芦苇与蒲草间的巢穴里孕育着生命。
圈河湿地最美的季节当属初秋，绵延之湿地、幽幽之苇荡，有道是“黄柳随风横玉笛，芦花不翻做银鸥”。芦花飘逸，宛若一群白天鹅在空中翩跹起舞，于是就有了《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曼妙诗意。北方无竹枝，当却有蒹葭。我们身处北方看不到竹子，但可以从随风起舞的苇丛中体会到元代画家李衎和清代画家郑板桥所画的墨竹的韵味。
圈河的夏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秋冬之际却总是不约而至，刚刚还在浅水微风中的芦苇、蒲草不经意间墨绿的新装就已黯然褪色，茎秆和苇叶开始渐渐地枯黄，但茎秆顶端的那一簇簇芦花却犹如簪缨，不失婀娜与浪漫。尤其是在初冬的月色下，当你伫立在茫茫的芦苇荡前，你一定能体会古人所写的“秋水芦花一片明”的意境。当隆冬大雪封湖之际，圈河湿地中茫茫的芦苇已不再独有观赏之功能，但这是当年古人类最期待的时节。因为经过霜冻后的芦苇是御寒的最好材料，可以覆盖木架上为“屋”，可以用来铺“榻”，可以用来为“薪”。直到万年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圈河湿地里生长的芦苇依然还是扎赉诺尔人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资料。
当时，呼伦贝尔盟公署曾在扎赉诺尔专门设有一家芦苇公司。每年进入冬季后，公司就开始收购芦苇，并在小站铁路车站北侧设有芦苇储存、打捆、转运的货场，然后根据上级有关部门下达的计划调拨任务，通过铁路货运将成捆的芦苇运送到海拉尔造纸厂和外地造纸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届时也会面向社会收购苇帘子，待第二年夏季生产时用苇帘子遮盖砖坯。那时，每当进入冬季后，一些有车马的居民都会赶着马车到圈河湿地去割芦苇，回来后或直接卖给芦苇公司，或组织亲友用芦苇编制苇帘子卖给各家砖厂。
圈河湿地还盛产蒲草，也叫蒲棒，学名叫水烛，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蒲草浑身是宝，部分茎可以食用，花粉可以入药，雌花俗称蒲棒，晒干后可以用来填充枕头。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扎赉诺尔人对蒲草的认知实在是太简单了，不知蒲草可以食用而且还是一种难得的美食，也不知道蒲棒的根部可以用来入药治疗小便不畅、消化不畅、食欲不振和产后乳房胀痛等病症，当时只知道将蒲草的茎秆割回来晒干后用来编织坐垫和蒲篓。我们大杂院里的张奶奶是个心灵手巧之人，张家叔叔负责到圈河湿地割蒲草，回到家晾晒在院子里，待蒲草八成干之后，张奶奶就端坐在家门口开始编制坐垫、蒲篓、蒲扇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种生活物资极度缺乏，棉花最为紧缺，每人每年只供应几两棉花，如果谁想用新棉花做一件棉袄那是很奢侈的事情。当时，各家各户入冬前一般都是先将旧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找弹棉花的弹一弹，然后在旧棉花上再絮上一层薄薄的新棉花。即或如此，凭票供给的棉花仍不够用，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棉花的替代品。于是，就有人跑到圈河湿地里去采蒲棒，回来晒干后将其弹成絮状，用来填充在鞋帮里替代棉花。用蒲棒绒做成的棉鞋其蓬松性与棉花相差无几，但御寒性却相差甚远。当年凡是穿过用蒲棒绒做成棉鞋的几乎无一例外脚都被严重冻伤过。尽管如此，有就比没有强，能替代就比没有替代物强。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圈河湿地不仅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黄柳、芦苇等生产原料，提供了狗鱼、鲶鱼、虾、河蚌、泥鳅等优质动物蛋白和肉类食物，提供了可以充饥果腹的各种野菜，还为我们提供蒲棒来做棉花替代品。
在圈河湿地里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成簇的塔头墩，它是沼泽湿地里最常见的一种标志性植物。那时候大家都特别讨厌塔头墩，因为它在沼泽地里很是碍事，稍不注意就会被它绊个跟头。塔头墩裸露于浅水之上，塔头墩与塔头墩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虽然互相不挨着，但若即若离。塔头墩的下半部分与枯草、烂泥融合在一起，几乎不分彼此，上半部分顶着一丛细密的叶子。
塔头墩的生命力极强，不管遇上多严重的干旱或是洪涝，它都不会枯死，只要有了水它就会立即重现生机。有人说，塔头墩是沼泽湿地中的胡杨，甚至比胡杨的生命力还要顽强。有资料介绍，塔头墩被称之为生长于沼泽湿地中的植物化石，一个直径60厘米左右的塔头墩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形成，一丛塔头墩的生命最长可达十万年之久。
塔头墩不仅是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植物族群中的重要一员，还是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兴衰的历史见证。遗憾的是，在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改道之前，人们关注黄柳、芦苇、蒲草、鱼类、鸟类，甚至关注水鳖虫，却没有任何人关注过圈河湿地中的那些其貌不扬的塔头墩。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改道之后，沼泽湿地大面积消失，塔头墩也自然随之消亡，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圈河湿地塔头墩的消亡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保护环境有多么重要，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可逆转和再生的，即或有数万年生存历史的活化石级的植物也难逃厄运。
杨柳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笔下抒发情感的比兴之物，《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乃柳科植物之统称，而柳科植物又分为很多种类，如垂柳、旱柳、白柳、红柳、枫杨柳、紫柳、腺柳、杞柳、大白柳、大叶柳、细柱柳、棉花柳、黄柳等，而生长于扎赉诺尔圈河湿地中的乃为黄柳。
黄柳属灌木类，主要生长于内蒙古东部与辽宁西部的沙丘上和沼泽湿地中，它具有耐寒、耐热、抗风沙、易繁殖、生长快等特点。无论是上古时期，还是20世纪初叶以及五六十年代时，圈河湿地到处都长满了一丛丛茂密的黄柳。黄柳作为一种次化石级的木质植物，数万年来陪伴在扎赉诺尔这片土地上的各种文明身边，并在创造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草原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圈河湿地的黄柳在扎赉诺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初叶，扎赉诺尔煤矿的采掘技术与工艺都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最开始的时候井下采煤是人从巷道里往外背，再后来主巷道运输开始用马拉车，主巷道以外低矮巷道的运输还是靠人往外背煤，而那时井下的运输工具包括马车上装煤用的车厢和矿工背煤用的筐都是用黄柳编制而成的，就连矿工头上戴的柳冠斗（安全帽）也是用黄柳编制而成的。
可以说，那时候依依之黄柳与矿工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如老百姓盖房子屋顶檩条上的覆盖物用的是黄柳编织的柳条笆。建好房子后一般每家每户都要圈一个大院，而当时圈院子所用的原材料除了木桩外，其余的主要是用一块块柳条笆围成。扎赉诺尔小站、东小屯、西小屯、南菜园子等早期居住区内所建房屋几乎都是用黄柳编制的条芭覆盖而建成的。当时扎赉诺尔最早的灵泉菜园子和后来红旗公社各生产队的菜地都建有防风障，而这防风障全部都是用从圈河湿地割来的新鲜柳条插到菜地垅边之上而形成的。
黄柳是那时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如生产工具中的土篮子、柳条筐都是用黄柳编制的。土篮子是当时每家每户必备的生活工具，无论是挑土、盖房、收煤、种地都离不开土篮子，甚至上街卖菜或买菜也都要使用土篮子。那个年代想要吃点新鲜时令蔬菜没地方去买，想吃就得自己种，所以，只要是房前屋后有点空地的就想办法种点蔬菜，而豆角、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些蔬菜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必须用架条将其支护起来，能做这种架条的材料就是黄柳。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自上而下地开展了一场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的工作，好多机关干部家属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辞去了公职。矿区人委为了给区直机关的干部家属们安排点工作，就依托当地的黄柳资源创办了一家集体性质的编织厂，主要产品是手工编制的柳条芭、柳条筐和土篮子等，并将这些编制的产品供给煤矿和市民所用。
如若我们再追根溯源，圈河湿地的黄柳其历史文化价值是极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柳是我们探究扎赉诺尔远古历史与文明的一把钥匙。如前文所述，远古时期的扎赉诺尔人以渔猎为生，在掌握制作和使用砍砸器、尖状器等石器类工具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投掷工具和弓箭。扎赉诺尔人之所以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发明出诸多的复合型工具，这恐与扎赉诺尔人当时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他们将石簇或骨簇镶嵌在黄柳之上创造出了投掷工具，用黄柳做弓板，用皮条做弦创造了最原始的弓箭，用黄柳做箭杆，再镶嵌上骨簇或石簇就成了箭矢，在黄柳的一端系上骨鱼鳔就是最原始的垂钓工具。
古人类对黄柳的实际应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27年，俄国考古学家多尔玛秋夫在南煤沟距离地表8.5米至13.5米深的地层中首次发现了柳枝编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佟柱臣先生曾在《东北旧石器时代问题》一文中对柳枝编物有专门的记述，他认为，柳枝编物的发现堪称扎赉诺尔考古史上的又一重大收获，它用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明了远古时期的扎赉诺尔人在掌握了石器工具、骨器工具、弓箭制作技能的同时，还掌握了用柳枝进行编织的技能。有专家指出，柳枝编物的发现间接地证明了远古时期的古人类为了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天，最早发明的很可能是地穴式建筑，而柳枝编物则是古人类用来构建地穴式建筑的一种建筑材料。
黄柳还与史上驰骋北方草原上的狩猎、游牧民族——东胡部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白玉东教授在谈到东胡族族名的来源时曾指出：东胡并非因为居于匈奴东而被称之为东胡，从《史记》开始，东胡族称就被史学界给误读了。绝大多数甚至于全部历史学家都把这个词看作是汉语词汇，理解为匈奴东面之“胡”。其实，东胡是古阿尔泰语的一个词，东胡实际上是通古（斯）一词的异写。而通古的“通”意为柳树丛，“古”为河流，如果将“通古”直译过来就是“柳条河”或“河岸上长满柳树的河”之意，所以东胡的族称其本意是居住在河岸长满柳树的河流边的族群。白玉东教授对“东胡”和“通古（斯）”的诠释首次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即史上的东胡部族发源地是一个长满了柳树的河流、湖泊密布的地方。
□本版图片部分由老冀提供，部分来自美篇网和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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