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著名考古学家魏正一(居中)。
达兰鄂罗木河两岸昔日遍布黄柳。
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人拍摄的一张扎赉诺尔村镇近景照片。房子前边应是达兰鄂罗木河畔的沼泽湿地。
1925年时的达兰鄂罗木河大坝,大坝上可通行。
原达兰鄂罗木河古河道。
灵泉露天矿生产场景一瞥。
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灵泉露天矿的开采,导致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被人为改道,坐落在古河道上的东小屯、西小屯被整体拆除。灵泉露天矿从1960年建矿到2016年全面闭坑,前后历经56年,这些年里,灵泉露天矿以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露天矿井和为国家贡献了近亿吨煤炭而自豪。超过50年的开采,让原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古河道上形成了一个井田面积7.8平方公里,南北走向4.1公里,东西宽2.3公里,矿坑深度最深处达114米的巨大矿坑。
坦言之,灵泉露天矿在我国东北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贡献是以牺牲扎赉诺尔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灵泉露天矿未开矿之前,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堪称扎赉诺尔地区的“龙脉”。那时的扎赉诺尔地区西部丘陵草原地带泉眼密布,植被茂盛,东部盆地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穿城而过,沿河两岸是绵延无际的沼泽湿地,黄柳、芦苇等水生植物葱葱郁郁。那时的扎赉诺尔雨量充沛、水网密布,植物生物种类繁多,被誉为塞外江南。
然而灵泉露天矿的开采拦腰截断了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迫使河流改道,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而且随着后续的土方剥离和煤炭开采,又致使地下水被疏干,大面积的湿地和草原被彻底覆盖与破坏,最终导致扎赉诺尔变成周边草原严重退化、沼泽湿地枯竭得几近荒漠化的地区。每每看到这个已被废弃的巨大矿坑的时候,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扎赉诺尔的旖旎风光。
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有一弊就有一利。当你失去了某种东西的时候,或许你会在其他方面有意外收获。当扎赉诺尔人在为逝去的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而无限忧伤的时候,在为扎赉诺尔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而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却在不经意间收获了诸多历史遗存。这些在灵泉露天矿开采过程中所发现的历史遗存,不仅揭开了被尘封亿万年的历史奥秘,填补了扎赉诺尔遗址的诸多空白,而且让扎赉诺尔文化这一学术概念自此愈加完善起来。
20世纪30年代,以顾振权先生发现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为契机,揭开了扎赉诺尔遗址考古工作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在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左岸发现大量鲜卑古墓群,为研究史上拓跋部南迁大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5年,裴文中先生以“地层混乱”为由推翻了自己的扎赉诺尔文化学说,致使扎赉诺尔文化学说的研究工作遭遇滑铁卢。1973年,扎赉诺尔迎来考古工作的初春,最先迎来的是黑龙江省著名考古学家魏正一先生一行,此次考古调查是扎赉诺尔遗址考古工作史上规模较大、涉及内容较多、收获也较大的一次,也是为数不多的由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对扎赉诺尔区域进行的一次关于冰川沉积和冰缘现象的调查。
1956年,裴文中先生曾到扎赉诺尔做第四纪地质及哺乳动物化石调查,其间在扎赉诺尔附近各处均发现了罕见的“冰滑作用”现象,为此,发表了《哈尔滨黄山及内蒙古扎赉诺尔附近“冰滑作用”的初步研究》一文。1973年,魏正一先生一行对扎赉诺尔冰川沉积和冰缘现象畸形也进行过调查。198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黎兴国先生等对扎赉诺尔灵泉露天矿也进行过冰缘现象和晚更新世地层年代的调查与研究,后整理并发表了《内蒙古扎赉诺尔东露天矿冰缘现象及其地质时代的初步研究》。1995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王苏民、吉磊等对灵泉露天矿南段第四纪沉积剖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首次揭开了扎赉诺尔区域晚第四纪湖泊沉积的奥秘,并著有《呼伦湖晚第四纪湖相地层沉积学及湖面波动历史》一文。2008年,以崔显义等科技工作者组成的科考队围绕着呼伦湖形成的历史与变迁这个核心课题,对扎赉诺尔史上地壳变动、火山喷发、冰川活动、断陷盆地、湖泊形成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是扎赉诺尔考古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林一璞先生等人在灵泉露天矿遗址发现距今11460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内蒙古博物馆著名考古学家汪宇平先生率队来扎赉诺尔矿区进行考古调查,在蘑菇山首次发现扎赉诺尔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还发现了灵泉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煤矿矿工在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古河道先后发现了晚更新世猛犸象、披毛犀骨骼化石。这几次考古发现不仅震惊国内外,而且再次将扎赉诺尔文化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扎赉诺尔区(当时叫扎赉诺尔矿区)曾被划归黑龙江省管理整整十年时间(1969年——1979年)。从1973年开始,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对扎赉诺尔遗址的考古工作非常的重视,多次派考古专家组和专家学者到扎赉诺尔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客观地推动了扎赉诺尔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为扎赉诺尔回归内蒙古自治区区划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3年,黑龙江省博物馆著名考古学家魏正一先生率队深入到灵泉露天矿,对矿坑地质剖面进行了现场勘查,其间征集到三枚人头骨化石,收集到一批石器、骨器和动物植物化石。在调查期间,还到灵泉沙子山新石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石器、骨器、陶片,并由此证明沙子山是扎赉诺尔古人类的一个重要居住区。魏正一先生一行人还在多处观察到冰川沉积和冰缘现象,此外他们还对呼伦湖区域的地质和古生物进行了考察。
1975年,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派专家组来到扎赉诺尔做文物调查,其间在扎赉诺尔煤矿又征集到三枚古人类头骨化石。为此,黑龙江省的考古学家魏正一先生曾著有《扎赉诺尔第四纪地质新知》《呼伦湖地区地质和考古调查简况》《呼伦湖的形成与变迁》《北国佳湖话达赉》《扎赉诺尔新出土的猛犸象》等文。黑龙江省著名史学家于志耿、孙秀仁著有《中石器时代的扎赉诺尔人》一文,并在他们两人合著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要》中论述了扎赉诺尔旧石器文化问题。据闻,黑龙江省考古人员先后在扎赉诺尔灵泉露天矿征集到多枚古人类头骨化石,大多被黑龙江省博物馆和有关部门收藏。
虽然裴文中先生于1965年否定了自己所提出的扎赉诺尔文化学说,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扎赉诺尔遗址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他始终在关注考古学界对扎赉诺尔遗址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并于1975年委派其嫡传弟子林一璞先生带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东北野外队来到扎赉诺尔遗址——灵泉露天矿进行了首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这次考古发掘应该说收获巨大,虽然此次发掘没有发现和收集到古人类头骨化石,但却在距离地表10米深约11460年的粉沙层中发掘到了人类股骨和腓骨,再次证明了万年以前的扎赉诺尔区域内确有古人类活动,也证明了在这之前所发现的数枚古人类头骨化石与此次发现的历史遗存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在此次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件带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鹿角化石,该化石与在南煤沟遗址南部6米深层位上发现的一件有人工加工痕迹的大马鹿鹿角化石具有相同特征,这些有明显加工痕迹的鹿角化石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远古时期该区域确有人类活动的事实。
在11460年的粉沙层的同层面还发现了细石核、打制石器、中空石锤等。众所周知,细石器是用锤击法打制出的细石核、细石叶等,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时代。细石核等细石器的再次发现,也揭示了制作这些细石器的古人类所处的历史年代。在此次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骨器,其中典型的骨器有:骨鱼镖、骨锥、骨刀柄、骨雕等。这些制作精美的骨器说明早在万年之前扎赉诺尔人就已经掌握了制作加工骨器的方法。据此,也可以证明扎赉诺尔遗址出土的骨刀柄其加工制作年代明显地早于哈克遗址和昂昂溪遗址。另外,从发现的骨刀柄的制作加工年代也足以证明扎赉诺尔遗址和哈克遗址、昂昂溪遗址之间不仅在史前时间上具有明显的梯次关系,而且在历史遗存的内在文化上也有不可分割的继承关系。黑龙江省著名考古学家于志耿、孙秀仁在《中石器时代的扎赉诺尔人》一文中论及扎赉诺尔文化趋向时曾明确指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钢钵好赉和齐齐哈尔市昂昂溪早期文化遗址,则是这种中石器文化的接续者”。两位考古学家著述该文时,哈克遗址尚未发现。这在一定意义上又佐证了裴文中先生曾经提出的扎赉期文化在前,龙江期文化在后,两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依次和递进关系的论点。在此次发掘中的同层位上首次发现了一件黄褐色素面夹砂陶片、几件黑色有痕迹的陶片,陶片上虽然尚未形成明显的纹饰,但依稀可见当年古人类在原始制陶阶段已经开始萌生了某种审美意象和源自于生活的某种象征符号。
这些首次发现的古陶片揭示出远古的扎赉诺尔人于万年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原始的夹砂陶制作技艺,而且根据扎赉诺尔史前文化的流向也可初步判定,扎赉诺尔很可能就是中国北方地区古陶制作的源头。关于此次发现的古陶片,林一璞先生在《扎赉诺尔文明起源》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中国远古文明在20世纪提出的仰韶文化及其后发现的许多文化都未能超过扎赉诺尔发现陶片的年代,达到年代为11500年前的,截至目前唯有扎赉诺尔中石器遗址一处。中国最远古的文明是从扎赉诺尔起源的。”
扎赉诺尔遗址古陶片的发现也一度将扎赉诺尔文化推至史学界争辩的风口浪尖之上,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有万年前遗存的古陶片。虽然扎赉诺尔遗址发现了万年前的古陶片,但考古学界不予承认。林一璞先生此次受老师裴文中先生之托率队到扎赉诺尔遗址做考古发掘,在灵泉露天矿北侧的一处地质剖面的第四层和第五层进行观察和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特别是在第五层顶部所获得的木质标本经碳—14测定为11460年,在第四层上部发现的木质标本经碳—14测定为6000年,这样居于第五层上部和第四层下部的人骨化石、石器、骨器、陶片和古生物化石均应为距今10000年以上。这些考古成果有力地证明了裴文中先生对扎赉诺尔文化的推断。
时间到了1978年,裴文中老先生亲率两名助手在黑龙江省文管会和呼盟文物站有关领导的陪同下,第四次来到扎赉诺尔遗址做考古调查,其间在第三炭所的旧址又征集到一枚人头骨化石。关于裴文中先生第四次到扎赉诺尔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的详细情况始终未见到有关报道和资料介绍,所以笔者在整理到这里的时候也感觉有点无从下手,难以借助翔实的资料与大家来共同分享裴文中先生对扎赉诺尔文化的那种执着与不弃。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裴文中先生不顾身体年迈和长途劳顿而执意扎赉诺尔之行,或许就能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我们能感觉到的是裴文中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对扎赉诺尔文化的关注与研究。如前所述,1965年时裴文中先生突然以“地层混乱”为由自己否定了扎赉诺尔文化学说,自此,裴文中先生对扎赉诺尔文化学说几乎三缄其口。裴文中先生当时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扎赉诺尔文化学说暂且不论,我们仅从文革后期国内政治环境刚刚开始松动裴文中先生便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先委派其弟子林一璞率队到扎赉诺尔遗址做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紧接着裴文中先生又亲自率队第四次奔赴扎赉诺尔遗址现场做深入的考古调查这两件事,足可见裴文中先生对扎赉诺尔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与期待,可以感觉到他对扎赉诺尔文化研究的那种深厚感情,似乎也可隐约地感觉到他对当年自己否定扎赉诺尔文化学说的那种不甘。
□本版图片部分由老冀提供,部分来自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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