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裴文中。
1978年，裴文中先生来到灵泉露天矿进行考察。
哈克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
哈克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玉斧。
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出土的打制石斧。
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出土的斧型器。
继顾振权先生在南煤沟北段发现第一枚古人类头骨化石后，1943年日本考古学家嘉纳金小郎又在北露天矿的覆土中发现了第二枚古人类头骨化石。一时间扎赉诺尔北露天矿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引起当时日本学者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正处于沦陷区的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先生等人的高度关注。
1944年，裴文中先生受藤隆次之先生之邀来到扎赉诺尔煤矿做考古调查，其间，在北露天第三碳所附近的人工堆积物中又发现了第三枚古人类头骨化石。北露天第三碳所的确切位置在扎赉诺尔小站水道街南侧、原胜利小学校的东南方向。这座立井是日本人在此开挖的，因井下流沙特别大不得不放弃其开采计划，矿井废弃后在此处遗留了一个大沙包。
在第三碳所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器和其他历史遗存。裴文中先生的首次扎赉诺尔之行，不仅研究了之前发现的历史遗存，而且还亲自在北露天第三碳所的人工堆积物中进行了抢救式发掘，发现了第三枚古人类头骨化石，同时还发现了伴生的石器等。这些发现让裴文中先生陷入了沉思，让他回忆起于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主持发掘并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那次考古实践，他顿感眼前的考古发现绝对非同一般，甚至有一种预感，扎赉诺尔古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很可能会对中国北方古人类发源的研究产生某种重大影响。
裴文中先生应是带着这些挥之不去的沉思离开扎赉诺尔遗址的。自此，扎赉诺尔古人类的发源问题和中国北方文明起源问题成为裴文中先生的研究课题。也正是因为有1944年扎赉诺尔之行的深邃思考，才有了裴文中先生对扎赉诺尔古人类头骨化石标本的高度关注。因为裴文中先生与藤隆次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相应的联系，故而他知道顾振权先生所发现的第一枚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标本就存放在长春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内。所以，在日寇投降后的第二年，裴文中先生就邀闫文儒先生（著名考古学家）前后三次北上长春去索要和接收扎赉诺尔古人类头骨化石。
1945年日寇投降后，虽然国内政局尚处于动荡状态，但裴文中先生却始终对扎赉诺尔遗址和扎赉诺尔古人类头骨化石研究魂牵梦萦，于是，1947年裴文中先生第二次来到扎赉诺尔遗址做进一步的考古调查。此次的扎赉诺尔遗址之行是裴文中先生在没有任何束缚情况下的一次独立考古调查，也是一次深邃的史学思考之旅。裴文中先生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年即1948年就发表了《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在该文中他明确地提出，扎赉诺尔遗址是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并首次提出了“扎赉诺尔文化说”。他在该文中指出：“扎赉诺尔文化约相当于欧洲阿舍利文化，中国北方文明的起源与扎赉诺尔文化有关”。
阿舍利文化乃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虽然扎赉诺尔文化无法与早期阿舍利文化相媲美，但裴文中先生认为扎赉诺尔文化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中国北方文明的起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赉诺尔文化很可能是中国北方文明的源头。裴文中先生还据此提出了北方文明各文化期关系，即扎赉期文化——龙江期文化——林西期文化——赤峰期文化。但遗憾的是，不知何因，裴文中先生于1965年突然以“地层混乱”为由推翻了自己的扎赉诺尔文化说。关于裴文中先生推翻自己曾一度积极主张的学术观点之事，现已成为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在裴文中先生提出扎赉诺尔文化说和中国北方文明的起源与扎赉诺尔文化有关的观点之后，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争论。
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在《关于扎赉诺尔文化年代的一点意见》中指出：“从石器总体上看，扎赉诺尔文化比黑龙江省昂昂溪的细石器文化显得略逊一筹，判断它可能是新石器中期或稍偏晚的一种文化，其绝对年代达不到距今一万年左右”。如考古学家安志敏在《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14断代和问题》一文中指出：“不能用第五层的碳—14数据来代表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所在的第四层的年代，至于古老动物化石与陶片共存，恰好表明第四层是经过扰动的地层，所谓人头骨与陶片可早到亿万年以前的说法缺乏根据”。还有学者认为，扎赉诺尔遗址出土的万年之陶片与扎赉诺尔旧石器时代特征不符，理由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发现距今一万年古陶片的先例，最早发现古陶器是在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年。
笔者认为，当时在史学界就“扎赉诺尔文化”问题存在一些争议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时还没有发现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缺乏相应的佐证。而且当时国内尚未发现有万年前的古陶片、骨刀梗等历史遗存，突然把扎赉诺尔历史文化遗存摆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之前，难免让一些人接受不了。那时，尚未发现扎赉诺尔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承继者“哈克文化”，突然将扎赉诺尔文化提高到中国北方文明的起源高度之上，恐也让人难以接受。
但仅凭这些学术上的争议就让裴文中先生断然否定自己曾经积极主张的学术观点确实难让人信服，更何况当时争论的焦点无非是“地层混乱”和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与古陶片可否断代在一万年之前的问题，而不是扎赉诺尔古人类到底存不存在的问题。1982年，古人类学家林一璞先生率队再次来到扎赉诺尔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终于在断层的第五层发现了人头骨化石和木质标本，并对这些最新发现的历史遗存进行碳—14测定，最终测定其年龄为11460年，此次考古调查成功破解了所谓“地层混乱”的难题。2019年，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相关人员再次对扎赉诺尔人类头骨化石进行年代测定，再次证明其年代最远的人头骨化石确已超过一万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跨越近40年的两次碳—14测定均证明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确已超过一万年。随着扎赉诺尔遗址考古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为“扎赉诺尔文化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佐证。例如，1980年内蒙古著名考古学家汪宇平先生率队来扎赉诺尔做考古调查，在蘑菇山首次发现了扎赉诺尔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证明在30000——10000年之间扎赉诺尔区域已有古人类活动遗迹。
从1985年开始，原呼伦贝尔盟、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家相关考古机构对海拉尔哈克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联合国中亚考古队、KIP国际学校、纽约大学、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文物局等诸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也纷至沓来，对哈克文化的考古文物及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和研究，一致认为，哈克遗址是一处早期先民及古代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聚落遗址，对研究北方草原地区早期文化和古代游牧民族的发展壮大，以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哈克遗址是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论的新佐证；哈克文化对于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神话时代的认证，尤其是玉器文化的源头，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证明。
还有专家认为，近代以来，史前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不断地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在长期的研究中，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认为是黄河流域，然而，红山文化的发现与考古物证，把中华文明史追溯到了6000年前。哈克文化的横空出世，是人类史学界、华夏文明史学界、考古文物界、民族宗教研究界的大事件，它将中华文明史的发端继续往前推，并且对于史学界关于中华大地上各个文化多元一体的论点给予有力的证明。如果证明哈克文化是推进中华文明发端的重大历史支点的话，那也就证明了70多年前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所提出的扎赉诺尔文化很可能是中国北方文明源头的推测是正确的。
随着国内考古的不断发现，以北京为区域中心的北方陶器发源地不断呈现在我们面前，如被称为中国北方古陶中心的于家沟、南庄头、转年三个遗址所发现的陶器距今时间大都在10000——9000年左右。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所发现的陶器距今9000——14000年左右。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万年左右的陶器。在广东英德的牛栏洞发现了距今9000——10000年的陶器遗存。至此，国内没有发现万年前陶器遗存之说已被彻底打破。这些考古发现无疑证明了当年裴文中先生所提出的扎赉诺尔文化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代宗师站在上世纪60年代的考古前沿对中国北方文明源头的一个重大预判。
那么，为什么一生治学严谨的裴文中先生会断然否定自己所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观点呢？笔者认为这件事情可能与当时国内风云突变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国学术界发生了震惊全国、震惊中央高层领导的郭沫若和高二适关于《兰亭序》真伪之争，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文艺界正处在开展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所以，这场学术之争从表面看是以学界的专家学者为主，围绕着学术问题而展开的一场争论，但背后却是一只看不见的政治之手在推波助澜。一场争论之后有很多参与这场学术争鸣的名家、文人等都被卷入了斗争，由此可见当时学术界政治生态已经处于危如累卵的状态。
裴文中先生很可能因为自己所提出的前卫的学术观点而受到来自某些层面的政治压力，或者是预感到了某种危机，不得已而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否则不会那么巧合，《兰亭序》真伪之争和否定扎赉诺尔文化学说都恰好发生在文革前的1965年。回顾扎赉诺尔文化学说的往事，我们应该承认由于受当时考古环境和历史大环境所制约，学界对裴文中先生所提出的富有预见性的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或争议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年的这些争议绝大多数确属于学术范围，不排除有的人居心叵测地将学术之争上升到政治层面，致使裴文中先生遭受来自政治方面的胁迫。裴文中先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政治问题上本就非常敏感，再加上裴文中先生在扎赉诺尔考古问题上又与日本人有过接触，所以，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裴文中先生不得不违心地做出妥协。
试想，假如裴文中先生所提出的“中国北方文明的源头来自扎赉诺尔文化”这一论点能够成立的话，那无疑就等于否定了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历史文化之源头说，中国历史文化源头就会由单一的黄河文化、中原文化而转向多元文化源头论，就等于承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甚至中国人类发展的5000年文明史都将要重写。所以，裴文中先生的这一重大学术观点绝对难以被当时政治所左右的史学界所接受。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文明史形成的历史贡献得不到史学界的正视和承认，许多考古成果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例如，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理论中，就始终没有把东北地区古人类考古包括在内，如对扎赉诺尔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扎赉诺尔文化对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明之影响的问题视而不见。在四川古蜀国三星堆文化遗址考古获得重大发现之前，史学界对中华文明之起源几乎众口一词，唯中原夏商之文化。而当源远流长、高度发达、自成体系、璀璨耀目的三星堆文化客观地摆在那里，填补了我国在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领域的诸多重要空白的情形下，史学界再也无法回避，这时才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的多源一统的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经过超百万年，特别是近万年以来多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祖先各族群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团聚的结果，是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的结果”。言外之意，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古蜀国之三星堆文化等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历史文化源头。
□本版图片部分由老冀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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