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复原的扎赉诺尔人头骨像。

 

内蒙古知名考古学家汪宇平，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的发现者。

 

20世纪80年代初，汪宇平率队在蘑菇山脚下首次发现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

 

扎赉诺尔区委和区政府特邀专家学者，对扎赉诺尔人头骨和鲜卑人头骨化石进行现场考古分析和取样鉴定。

 

2019年召开的扎赉诺尔人类头骨化石年代测定结果发布会。

 

沙皇俄国统治中东路期间的矿山机械工厂。

 

俄罗斯人组成的扎赉诺尔煤矿井下救护队。

 

 

 

      关于北露天矿（俗称北煤沟）的过往历史，鲜有资料可供查询，建国后扎赉诺尔煤矿有关部门编撰的《煤海今夕》和《扎赉诺尔煤矿志》对这座俄国人开发的露天矿都记载得较为粗略。

      家父生前曾同我说起过一些有关北煤沟的事。家父说，当年开挖北煤沟的时间他不知道，他对当时的情况没有什么记忆，后来他才知道我们的祖父那时候在北煤沟当铁道木匠。由于祖父来矿上时间早，又有技术，再加上祖父为人很仗义，在矿上人际关系不错，很多从河北老家南申庄及周边村庄来的老乡都愿意投奔祖父到矿上干活。在祖父手下干活有两点好处，首先祖父从不克扣工友们的工资，其次跟着祖父干活一般不会遭受把头们的欺压。如原解放街小学张保证老师的父亲张喜可老先生就是从河北老家来投奔祖父的。

      最早，笔者不知道三十年代的北煤沟矿坑下已经安装有轻便铁轨和重轨。轻轨上行驶的是用人推的轱辘马子，重轨上行驶的是运输煤炭的最老式的蒸汽火车。笔者在整理《谩忆三十年代之扎赉诺尔》一文时，有幸看到张智文先生帮助我们搞到的一些扎赉诺尔煤矿的老照片，在其中的一张老照片上可清清楚楚地看到20世纪30年代时北煤沟矿坑下就已经铺设轻便铁轨，有人力推动的轱辘马子车将剥离出的土方或挖出的煤炭运到坑下的转运场卸装，然后再用人工将煤炭运到重轨上的火车皮前，装运工人用背筐或肩挑把从轱辘马子上卸下来的煤炭通过走跳板的途径装上火车运往东北各地。那时虽有火车，但尚没有装卸机械，在矿坑下无论是一次装卸还是二次装车都只能依靠人力完成。

      家父说：“我记得你们的祖父说当时咱们家的房子就在北煤沟靠东边的地方，房子是花钱租的，是一间很低矮的土坯房。”但我对那个房子没有一点记忆。当时的北煤沟算是扎赉诺尔最早的有一定规模的居住区之一，其次就是南菜园子了，这两片居住区一南一北都是围绕着矿坑建成的。早年在北煤沟一带居住的人家比在南菜园子居住的人家还要多一点，后来北煤沟因坑下失火和遭受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河水倒灌逐渐废弃了，在矿坑周边居住的人家陆续搬迁到扎赉诺尔区街里的八乍市和南菜园子一带。南菜园子居住区之所以一直以来比较兴旺，是因为居住在南菜园子不仅能种菜养家糊口，而且那里靠近逐渐兴起的八乍市，否则也难逃荒芜的命运。父亲还说，当年在北煤沟居住区附近有好几家小商铺和小饭馆，那时这一带比街里的八乍市热闹。那时在北煤沟附近还有一座很小的土地庙，香火旺盛。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逐年加大对煤矿的投资，但囿于当时“先生产后生活”指导思想的制约，绝大部分的国家投资都用来修复和建设新矿井，其中只有较少部分用于投入建设职工住宅。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煤矿建设职工住宅的高峰期，当时新建的职工住宅主要集中在扎赉诺尔原东风路和满航路两侧，其次就是灵泉矿地区建设的职工住宅最多。尽管矿上每年建设不少职工住宅，但由于僧多粥少，很多刚入职的新职工和临时工一开始是分不到房子的，于是很多人就跑到北煤沟东面一带去自建房，并在那里形成了一大片以简易土坯房为主的居民区，最初这里被人们称为盲流屯，文革期间取名为赤卫村，后来扎赉诺尔区老百姓又给这里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名称叫小台湾。刚开始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叫小台湾，后来才逐步弄明白这里的用意。原来，北煤沟东面的这片居住区所处位置的周边环境的确很特殊，横亘在小台湾西侧的是早已废弃的呈枣核状的一个南北向的巨大矿坑，其南面则是东西走向的301国道，与国道并行的是高出地面几米的滨洲铁路路基，公路加铁路将小台湾与扎赉诺尔区街里分割开来，小台湾的东面和东南是一片呈半弧状开阔的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河道和剩余的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河面，而小台湾的北面则与二子湖的沼泽湿地相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周边环境将这里围成一个类似岛状的居住区，这可能就是小台湾之名的由来吧。

      南煤沟诸多历史遗物的重大发现让国内外考古学界为之一振，从此考古学家们对扎赉诺尔遗址高度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在南煤沟北段发现的第一枚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后，扎赉诺尔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说到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就不能不提到时任扎赉诺尔煤矿副矿长的顾振权先生，很多资料里介绍说顾振权先生是扎赉诺尔煤矿矿长，其实不然。1923年——1935 年期间，扎赉诺尔煤矿矿长由俄国人出任，名字叫杰鸠凯乌依次奇，此人是苏联收回中东铁路路权后，中东铁路管理局派出的矿长，他任扎赉诺尔煤矿矿长长达12年，直到1935年苏联将中东铁路路权及扎赉诺尔煤矿卖给日本后，他才离开扎赉诺尔煤矿。顾振权先生是由苏方聘用的副矿长，具体聘任时间不详。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顾振权先生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学专业，毕业回国后被苏方管控下的扎赉诺尔煤矿聘为副矿长。顾振权先生可能是受所学专业的影响，对地质考古工作颇为热爱，甚至有点痴迷。1933年，日本经济调查会第一部的五条为正到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做社会调查，其间日本人曾到北露天矿进行调查。五条为正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方面调查报告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地质调查的原口九万氏要带着他的助手中井氏去煤矿，我也加入了他们当中，三个人一起拜访了煤矿事务所的副矿长顾振权。”“原口九万氏说我们都是化石学者，顾振权就把从煤矿里挖出来的鹿角给我们看，说着不合语法的英文跟我们交谈。我们拜托他带我们到煤矿转转，他自己走在最前面，捡起一个贝壳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风太大我没有听清楚他说的话。”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顾振权先生听说来矿上调查的日本人是化石学者，就误以为他们也喜爱研究出土文物，并随手将其收集到的鹿角拿给他们看，并喋喋不休地向他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殊不知这些人是冒牌的化石学者，他们对出土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也根本不懂，这让顾振权先生非常失望，说了一些可能是很不满意的话。

      顾振权先生当时是矿上的副矿长，可能是负责煤矿生产的副矿长，但是他绝对没有责任去关注和管理在采矿过程中所发现的那些历史遗存问题，对这些历史遗存的发现和重视纯属是他个人的癖好。我们揣测在顾振权先生发现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之前，在南煤沟和北煤沟开采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历史遗存出土，只是当时的采煤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河北、山东的农民，其中能识几个字的人都凤毛麟角，他们不可能有历史文化方面的意识。再说这些每天都处在饥寒交迫状态下的挖煤工人哪里有心思去关注这些文化问题，即或当时有人在剥离土方和挖煤的过程中发现人头骨化石，恐怕也会觉得看见骷髅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

      另外，我们在阅读相关资料时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矿坑边缘的覆土中发现某某历史遗存。为什么一些历史遗存多是在覆土中被发现的呢？对此只有一种解释，即那些历史遗存大都不是矿工在矿坑中作业的时候首先被发现的，而多是从矿坑运送到地面上的覆土中被赶来考察的专家学者们所采集到的。例如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存柳枝编物说是在矿坑下的第七层即砂砾层中出土的，但等专家们赶到现场时却是在南煤沟的覆土中看见的，现在说的柳枝编物在矿坑下的第七层是事后还原的结论。

      1943年，日本考古学家嘉纳金小郎在北露天矿的覆土中发现了第二枚古人类头骨化石。而第三枚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是1944年裴文中先生到扎赉诺尔遗址进行考察时在第三采炭所的覆土中发现的。

      经过以上分析，我认为第一个发现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的人肯定不是顾振权先生，而是有人将在矿坑中或矿坑边缘的覆土中偶然发现的人头骨化石的消息报告给了矿上的把头，而把头又将这方面的情况报告给了时任副矿长的顾振权先生。由于顾振权先生本身就对地质考古学感兴趣，而且他也知道在矿井下或覆土中发现历史遗存的重要价值，所以他能及时赶赴现场进行初步考据。

      顾振权先生能将所发现的历史遗存悉数收集和保护起来，还能积极地配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到遗址现场进行发掘和考据，而且积极主动地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发现的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足以说明顾振权先生慧眼识珠，绝非等闲之辈。如果不是顾振权先生慧眼识珠，如果不是顾振权先生热爱考古工作，可能我们对扎赉诺尔历史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还要向后推迟若干年，那些出土于南煤沟和北煤沟的历史文化遗存可能连昙花一现的机会都没有，甚至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顾振权先生虽然是扎赉诺尔史上发现并认知人头骨化石的第一人，但他毕竟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无法对人头骨化石做出科学的鉴定。于是，他邀请时任伪满洲国长春国立博物院自然部部长、考古学家藤隆次之来到扎赉诺尔对人头骨化石进行考古鉴定。考古学家藤隆次之鉴定后认为，这枚人头骨化石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类头骨化石，他遂将这枚人头骨化石定名为“扎赉诺尔猿人”。我们暂且不论藤隆次之的殖民者身份，应该承认考古学家藤隆次之先生的考古鉴定结果是科学的，是富有远见的，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顾振权先生首次发现了扎赉诺尔古人类头骨化石，是藤隆次之先生最早提出了扎赉诺尔古人类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期，内蒙古著名考古学家汪宇平先生率队对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根据考古发掘结果专家们初步断定，早在旧石器时代扎赉诺尔就已有人类存在。汪宇平先生的判定与此前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扎赉诺尔古人类说是相吻合的。

      2019年，受扎赉诺尔区委和区政府的委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扎赉诺尔人头骨和鲜卑人头骨化石进行现场考古分析和取样鉴定，在此基础上又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专家对扎赉诺尔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进行了碳十四测定，其测定结果与此前历次考古鉴定结果并无二致。此次测定结果为此前考古界曾经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扎赉诺尔人”观点、思路和学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此举又将扎赉诺尔历史文化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从1933年到2019年，前后跨越80年的考古鉴定过程和鉴定结果无不证明万年前扎赉诺尔古人类的客观存在，特别是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鉴定结果进一步佐证了扎赉诺尔古人类学说。我们在回眸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历史之时，不能忘记在扎赉诺尔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的顾振权先生，不能忘记最早提出“扎赉诺尔猿人”学说的考古学家藤隆次之先生，不能忘记依据扎赉诺尔古人类头骨化石而提出“扎赉诺尔文化”的裴文中先生。是他们让远古的扎赉诺尔人有机会回归历史研究的视野，是他们当年以科学之慧眼给名不见经传的“扎赉诺尔人”闯入世界考古学殿堂的机会，也使远去的“扎赉诺尔人”在万年之后还能有机会为扎赉诺尔现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本版图片由老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