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辽史·太祖本纪上》载，辽太祖神册元年，辽太祖西征，首先征讨了突厥、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同年，又以重兵震撼燕云地区和西南各部族。在东、南、西南的局势得到稳固后，便将武力征讨的重点转向了契丹族政权统治区的北方和西北。
      而分布于辽朝北部的游牧部落主要是游牧于呼伦贝尔地区的乌古部和游牧于克鲁伦河流域的敌烈部。乌古部与敌烈部人口较多，实力较强，与契丹部和战频繁。辽太祖要巩固政权，就必须解决后顾之忧。神册四年，辽太祖亲征乌古部，使乌古部失去了与辽朝抗衡的能力，成为辽朝统治下的部族之一。之后，又集中兵力对敌烈部、阻卜部进行征讨，至此，各部族纷纷臣服于辽朝。但因为乌古、敌烈、阻卜各部族以勇敢彪悍、善骑射而著称，不甘心臣服，叛服无常，致使辽军疲于征战之中。开泰三年即公元1014年，“敌烈部人夷刺杀其酋长稍瓦而叛，邻部皆应，攻陷巨姆古城”。
      据史料记载，乌古部位于辽朝上京道北部，活动区域南抵洮儿河上游，北至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流域，西与敌烈部、阻卜部相接。其主要活动区域在谐里河（乌尔逊河）、胪驹河（克鲁伦河）、海勒水（海拉尔河）一带。敌烈等部攻陷巨姆古城这一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辽时的扎赉诺尔区域是乌古、敌烈、阻卜各部与辽朝统治者反复征战的主要活动区域。
      《辽史·太宗纪》载“乌古部水草丰美”，是西北边疆诸游牧部族中经济较为发达，实力较为雄厚的一部。也因此，与之相邻的敌烈、阻卜部在对待与辽朝关系问题上常常跟随乌古部的步伐，采取一致的行动。由于乌古、敌烈诸部时常叛辽，南下抄掠契丹族的人口、马、牛等，对辽朝西北疆域构成严重威胁。所以，促使辽朝统治者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北部草原地区的治理。
      辽太祖对漠北蒙古的经略，首先是从对居住于呼伦贝尔一带的乌古、敌烈部的征讨开始的。据《辽史·太祖本纪（下）》记载：神册四年（919年），“九月，征乌古部、敌烈部”，辽朝控制了从辽上京到呼伦贝尔、阴山北部与漠北高原连接的蒙古地区腹地。天赞三年（924年），辽太祖又展开了大规模的对漠北蒙古高原的征伐。最初，辽太祖西征的目的并不是要将漠北蒙古和西域纳入其直接行政统治范围，而只是致力于保障漠北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商旅交通，并与漠北蒙古的阻卜等部落建立起宗藩朝贡关系。但辽朝统治稍有松懈，乌古等部便旋起而复叛。为了实现对漠北蒙古高原乌古等部长期统治，不得不设置乌古部详稳司、敌烈八部详稳司、乌古部节度使司和西北路招讨司等管理机构，以镇抚之，并在西北边陲屯兵驻军。
      据史料记载，辽朝在漠北地区最早设立的管理机构是三河乌古部详稳司和敌烈八部详稳司，后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和西北路征讨司。设立的官职有西北路招讨使、西北路兵马都部署、阻卜都详稳、总领西北路军事等。
      西北路征讨司以军政合一的方式加强对漠北地区的管理，也就是说，西北路征讨司集行政管理与军事管理两大职能于一身。其行政隶属关系是，由上京道授权西北路征讨司进行管辖，不受泰州辖制，属于中央特别行政区，而军事防御体系则由西北路征讨司管辖。西北路征讨司为了强化对呼伦贝尔地区的统治，又设置了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
      当时，上京道管辖范围很广，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现蒙古国大部、现俄罗斯南部和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而西北路征讨司辖有上京道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包括东起克鲁伦河、西至阿尔泰山、北到色楞河下游、南抵大漠的广大地区。上京道在呼伦贝尔地区设置了通化州，作为呼伦贝尔草原广袤区域的行政管理中心。到金代，通化州军民南迁600里改设泰州，泰州位于现黑龙江泰来县塔子城。
      西北路征讨司的治所最早设在胪驹河（克鲁伦河）流域，后迁至土拉河流域。统和二十一年（1004年），西北路征讨司的治所迁到镇州。关于辽代镇州的位置，史学家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镇州位于蒙古国布尔干省的青陶勒盖古城，一种观点认为镇州位于蒙古国中央省的日木登吉古城。
      由西北路征讨司所辖的通化州和通化州古城城址位于陈巴尔虎旗境内，名为陶海古城。经史学家考据后认为，陶海古城就是史上的回鹘可敦古城。陶海古城是辽代西北路征讨司控扼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流域的乌古、敌烈、阻卜等部族的一处军政重镇。当时，西北路征讨司下还设有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但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的治所位于哪里，目前尚未见有确切说法，按常理推断，通化州即当时呼伦贝尔域内的最高行政指挥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陶海古城即回鹘可敦城是已知当时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的治所是否有可能就设在陶海古城呢。还有一个说法，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可能设在辉河流域的白音乌拉古城（又称巴彦乌拉古城），因为根据史料记载，白音乌拉古城是辽代著名的静边城所在地。
      辽代统治者为加强对漠北草原的扼守，在呼伦贝尔域内的呼伦湖、贝尔湖以及谐里河（乌尔逊河）、胪驹河（克鲁伦河）、海勒水（海拉尔河）、辉河流域设立了一定数量的边防城。据《辽史·地理志》记载，10世纪初前后共在呼伦贝尔区域内设置了9座边防城。但根据当代的考古调查，在呼伦贝尔市域内现已发现规模不等的辽代边防城就已达30多个，如黑山头古城、陶海古城（史称可敦古城，又称河董城）、巨姆古城、赫拉木图古城、金马桩古城、黄旗庙古城、白彦诺尔古城、辉道古城（即西苏木古城）、煤田古城、高台子古城、九村古城、王家屯古城、白彦乌拉古城、那吉古城、头站古城、昂格日图城址、宝木渔场城址、小浩特罕城址、锡尼河西城址、伊和乌拉城址、浩来宝特城址、和热木图城址等。
      另据郭文发老师所著《从远古走来》中的《辽代古城知多少》一文载，距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150公里处尚有一座甘珠花古城。在乌尔逊河入呼伦湖（达赉湖）口处即吉布胡朗图附近发现了史上著名的皮被河古城。在乌尔逊河畔的嘎啦达坂还发现了一座古城（名称不详）。
      呼伦贝尔域内的辽代古城建筑规模与形制不一，一般特征是：城墙高大，马面、角楼、瓮城等军用设施齐全，有的设有内城和外城，有的有护城河，几乎所有古城均建在地理要冲和险地之上。呼伦贝尔域内辽代古城建筑规模不等，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黑山头古城规模最大，陶海古城规模第二，白彦乌拉古城再次之。扎赉诺尔巨姆古城建筑规模在目前呼伦贝尔域内所发现的几十座古城中属于中等规模。古城建筑和占地面积最小的是那吉古城、头站古城和伊和乌拉古城。
      据《辽史·地理志》载，“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也就是说，陶海古城曾一度驻军两万之众，这就足以说明陶海古城是辽代在呼伦贝尔域内所设置的屯军规模最大的军事重镇。白音乌拉古城即静边城“置兵千余骑”。另据有关资料介绍，辽代一般规模古城驻军500余骑不等。根据以上寥寥记载，足以可见当时辽代在呼伦贝尔域内设置古城数量之多、驻军之众，也充分说明辽时呼伦贝尔草原在漠北草原中其抵御外夷、控制占领区、巩固辽代边疆统治的重要战略地位。而扎赉诺尔巨姆古城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背靠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西南扼克鲁伦河、呼伦湖（达赉湖），东北扼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北抵辽边墙，乃重要军事之要冲。
      辽时边患严重，迫使上京道和西北路征讨司不仅在呼伦贝尔域内修筑多处边防城，屯军戍边，同时还在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时沿呼伦贝尔草原西北部修筑了一道辽边墙（俗称辽长城），这样，就构成了外有辽边墙内有边防城的互为支撑的边防体系。这道辽边墙起自额尔古纳的上库力，经俄罗斯的后贝加尔、呼伦贝尔满洲里和新巴尔虎右旗后进入蒙古国，在克鲁伦河以北和乌勒吉河以南向西南延伸，最后终止于乌勒吉河源与鄂嫩河源之间的沼泽地中，全长 700余公里。辽边墙均系土筑，从底至顶一般高1.5米，底宽8米左右，外挖长壕，是典型的深沟高垒的筑墙方式。这种较原始的筑墙方式虽然无法与后来的明长城相提并论，但在以骑射为主要军事作战手段的辽代来说，还是具有较强防御功能的。
      关于辽边墙究竟是辽代所筑还是金代所筑，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论，有说是辽边墙，有说是金界壕。众所周知，辽金时期古泰州辖内共有两道古边墙，而这两道古边墙都穿越呼伦贝尔域内。第一道是起自根河南岸，经额尔古纳东岸的上库力，经由满洲里之北穿越俄罗斯境内，最后延伸到现在蒙古国的肯特山麓、乌勒吉河源与鄂嫩河源之间，全长700多公里，这是最靠北的一道古边墙。第二道是东北起自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经嫩江右岸、扎兰屯，西南沿兴安岭经索伦、突泉、克旗贡格尔草原、蓝旗，再沿阴山西延至黄河后套，全长2500公里。据《金史·地理志》载，第二道古边墙乃金代泰州都统婆卢火所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金界壕考》一文中对此做过详细考证，史学家们对此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经由满洲里的这道古边墙是否金代泰州都统婆卢火所筑。
      最早调查记录经由满洲里的这道古边墙的人是俄罗斯学者克鲁伦特金，他于1864年调查这道边墙后，将其称为成吉思汗边墙。1897年屠寄受清政府委托绘制《黑龙江舆图》，并附图称经由满洲里的古边墙为金源边堡。民国11年（1922年），张家所著《呼伦贝尔志略》称经由满洲里的古边墙为兀术长城。俄罗斯人阔尔马左夫所著《呼伦贝尔》称其为拓跋鲜卑的国界。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一文中说“女真人在呼伦贝尔草原也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其中最有名的是两条边墙。一条边墙在草原的西北部，沿着额尔古纳河而西，中间经过满洲里直到呼伦湖（达赉湖）的西边，长约数百里。这条边墙显然是为了防御蒙古人侵入呼伦贝尔草原而建筑的”。国内知名史学家冯永谦先生和米文平先生也曾对经由满洲里的古边墙进行过考据，后冯永谦先生在《岭北长城考》一文中指出：“绵亘于克鲁伦河及额尔古纳河这道界壕即金初之旧疆，是极为明显的，并从中可以窥见这道界壕的修筑年代……而今所论之金初界壕，亦是我国中古时期在大兴安岭北部留下的又一道规模宏伟的长城，且为我国最北的一道长城”。关于经由满洲里的这段古边墙，冯永谦先生没有武断地认定是由金人所筑，只说是“金初之旧疆”，似可理解为是金人在原辽边墙基础上又修筑的。故而，经由满洲里的这道古边墙长期以来被称为金界壕、金长城、金边墙等。
      随着近年来考古学界对经由满洲里的这段古边墙的反复考证，金界壕之说已难成论。1975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和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人员联合对呼伦贝尔草原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普查结束后写了一篇报道，称这道边墙是为防黑车子室韦“经常向辽朝侵扰因此修此边墙防御之，所以这道边墙可以初步断定为辽代边墙”。近年来的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也证明，经由满洲里的这道古边墙应是辽边墙。理由是，1964年在辽宁朝阳西五家子乡柏树沟村西北柏木山山坡下发现了耶律延宁墓志。墓志一开头就是：“大契丹国故保义奉节功臣，羽厥里节度使……公威极北之疆境，押捩之失围，闻见归降，例皆森耸……以统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於羽厥里疮疾而薨”。这里所说的羽厥指的就是乌古和敌烈。再就是若干年来，在北边墙内侧南边墙以外区域内的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辽边墙和诸多古城内极少发现有金代文物，但辽代文物却几乎随处可见，特别典型的出土文物有辽代布纹瓦、篦纹瓦、篦纹陶片、铁箭镞、石磨等，几乎遍布全境，而北边墙以外很少发现辽代古城与辽代文物。所以，随着考古发掘和发现，大多学者越来越倾向经由满洲里的与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辽代巨姆古城相对应的古边墙应为辽代所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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