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冀

嘎仙洞遗址内石刻祝文的发现者米文平先生。

嘎仙洞遗址入口。

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出土的如意纹织锦的线图。

 

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出土的四乳四神规矩纹铜镜。

 

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出土的双耳平底铜鍑。

扎赉诺尔博物馆馆藏的北魏时期人物车马俑一组。

 

      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之上，其历史遗迹遍布扎赉诺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鄂温克旗和海拉尔区等地。但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后，核心部落的活动区域究竟在哪里，至今尚未看到考古学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笔者妄加推断，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后核心部落的主要活动区域很可能就在扎赉诺尔的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两岸。笔者之所以做这样的推测，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是据《魏书·序纪》载，宣皇帝讳推寅时期，“南迁大泽，方圆千里”，至匈奴故地。历史上之“大泽”即呼伦湖，而扎赉诺尔位于呼伦湖北岸，在呼伦湖湖区范围之内。

      二是有专家考证后认为，当年拓跋鲜卑部可能是率众告别嘎仙洞后，沿根河河谷一路向西到达根河下游，自根河进入额尔古纳河右岸，再溯额尔古纳河到达其源头处的扎赉诺尔。

      三是从呼伦贝尔各地所发现的鲜卑古墓数量来看，在扎赉诺尔区域先后发现300余座鲜卑古墓，是呼伦贝尔各地鲜卑历史遗存最多的地区，其次才是海拉尔谢尔塔拉，其他旗市如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鄂温克旗虽都发现鲜卑墓葬，数量相对较少。

      四是扎赉诺尔位于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两岸，北接额尔古纳河，东接海拉尔河，南接呼伦湖，西边是广袤的丘陵草原，这里河流纵横，水草丰美，既能满足从大鲜卑山迁徙而来的鲜卑人发展游牧经济的需要，还可满足鲜卑人渔猎生活的需求。

      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河面宽阔，河水浅，无湍流，河两岸有大面积的沼泽湿地，易于人畜饮水和用简单的工具捕猎鱼类，而且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东岸是相对较高的台地，易于人类集中居住，又无水患之忧，河西岸则是广袤的湿地和丘陵草原，易于游牧和军事组织。从军事角度看，鲜卑古墓群位置三面环水，一面开阔，可守可进。所以，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鲜卑人最终选择将核心部落安扎在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的东岸台地之上。

      五是从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鲜卑古墓群所发掘出土的文物上看，具有出土文物数量多、等级高的特点，这些文物既有当地制作的，又有外来输入的。其中，褐色陶器、骨器、角端弓等显然是继承扎赉诺尔新石器时期传统文化的文物。而那些具有汉代文化特征的珍稀出土文物，如飞马纹鎏金铜饰牌、三鹿纹金饰牌、四神规矩镜、如意纹织锦、木胎漆器奁、双耳平底铜鍑、琥珀琉璃串珠等几乎都是出自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这些历史遗存既代表了南迁大泽的拓跋鲜卑部的核心文化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反映了南迁而来的拓跋鲜卑部与中原地区在商业、文化交流方面的密切关系，至少说明当时南迁而来生活在扎赉诺尔区域的鲜卑人其文明程度较其他区域更为先进。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出土的高档生活用品绝非一般鲜卑人所能拥有，足以说明逝者生前的经济状况良好，且在部族中享有较高的地位。

      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呼和浩特和海拉尔博物馆看到扎赉诺尔鲜卑古墓出土的如意纹织锦、四神规矩镜之后曾说，《鲜卑传》谓鲜卑于建武二十五年始与东汉王朝通驿使，这件事也从墓葬中发现的织有“如意”字样的丝织物和汉代的规矩镜得到了证实。

      拓跋鲜卑部走出大鲜卑山，南迁大泽来到呼伦贝尔草原，来到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是一个部族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过程，是部族深思熟虑的结果。

      公元前50年前后，大鲜卑山南麓（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通辽、赤峰和吉辽两省的西部）生活着拓跋鲜卑人的同族乌桓和东部鲜卑人，此时的东部鲜卑人以游牧经济为主，并开始接触农耕文明，其生产力、政治组织、部族战斗力很强大，且与中原“始通役使”，始受汉朝封号。

      而此时位于大鲜卑山北麓的拓跋鲜卑部势力相对较弱，如果他们从大鲜卑山北麓南下进入辽河上游区域将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与同族东部鲜卑人发生战事，要么被融入东部鲜卑，很显然从大鲜卑山北麓南下对拓跋鲜卑部来说是行不通的。

      如果翻越大鲜卑山进入松嫩平原还是不行，因为此时统治松嫩平原的是扶余人，他们已进入半渔半农的社会形态，人口众多，国力雄厚，以拓跋鲜卑部当时的实力难以取而代之，如若强行闯入则充满险阻和变数。

      在这种形势下，决意走出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部唯一可取的迁徙路线是先向西进入大泽，因为大泽一带河流湖泊密布，草原千里无垠，资源富集，回旋余地极大。此外，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即迁徙大泽不会遇到强敌和阻碍，因为当时的北匈奴刚刚从这一区域退走，那里属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真空地带。

      事实证明，当年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不仅成功地避开了不利的区域，而且南迁大泽在呼伦贝尔草原和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生活繁衍了150多年历经八代人后，拓跋鲜卑部成功地由一个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落后部族蜕变成为驰骋草原的游牧民族，掌握了当时北方草原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能，成为草原上新的霸主。除此，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来到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后，通过收编、征掠、联姻等途径主动与北匈奴遗留下来的旧部、老弱和妇女进行融合，从而实现了部族人口的快速增长。为此，史籍上有“鲜卑父胡母”和“胡父鲜卑母”之说。

      拓跋鲜卑部来到呼伦贝尔草原和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后，充分利用草原游牧经济的优势，逐步构建起鲜卑铁骑，建立起较完善的军事组织。在建立和完善军事组织的同时，拓跋鲜卑部还对原有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进行新的整合，形成以拓跋推寅为核心的思想统一的部落联盟组织模式，为后期建立皇权体制奠定了基础。

      所以，我们说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来到呼伦贝尔草原和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后，不仅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建立起以铁骑为核心的军事组织，完善了部落联盟组织模式，还利用天时地利迅速地扩张了人口，使走出大鲜卑山后的拓跋鲜卑部在15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由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形态步入“青壮年”形态，为再次南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为集聚阴山盛乐，建都云中，最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

      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的重大发现一度曾使国内很多历史和考古学家把寻找《魏书·序纪》中所记载的鲜卑石室的目光集中到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因《魏书·序纪》在提到拓跋鲜卑起源时曾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在《魏书·礼志》中有一段关于幽都和石室的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然《魏书·礼志》中所记载的大鲜卑山何在？幽都和石室何在？这些都无从查考。千百年来，史学界聚讼纷纭，甚至有人竟认为“鲜卑山乃具神话之意味，未必能指出今为何地”，而成了千古之谜。1963年，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就多次提到，西汉时期鲜卑人就游牧于呼伦贝尔。但鲜卑山在哪里仍是个谜，已被历史学家称为千古之谜了。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的发现，让苦苦寻找鲜卑石室的考古学家们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并将期待的目光聚焦于呼伦贝尔。

      1979年2月20日，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先生在黑龙江省考古学会上曾见到著名历史学家年逾古稀的游寿先生，他曾询问米站长，在呼伦贝尔域内有没有大的石室，并嘱他回去后读一下《魏书》，在今后的考古调查中，要注意寻找鲜卑石室。

      米文平先生不负使命、不负众望，凭借着史籍上的一些线索和考古工作者特有的敏锐思维与判断，凭借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职业精神，三赴嘎仙洞，终于在洞内的石壁上方找到了被苔藓所覆盖的《魏书·礼志》上所记载的那篇祝文，从此，揭开了大鲜卑山和幽都、石室之面纱，揭开了困扰史学界的千古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说，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的发现，不经意间竟成了揭开史学界关于鲜卑祖庭千古之谜的催化剂。

      1960年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进行鲜卑古墓发掘的同时，又在距古墓群南约0.5公里处发现了一座古城。该古城历经千年风雨剥蚀早已残垣断壁，被茂盛的牧草所淹没，极不容易被发现。发现时，古城墙残留得很低，城池西部为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古河道，城池西墙已被河水冲没，南、北、东三面城墙残高约1米，东墙长145米，南北墙各长155米，呈方形。东墙中部有一凸出的四方平台，高约1.5米。经发掘，城内所见遗迹和遗物很少，采集到的陶片多为轮制，火候较高，纹饰为篦纹，与辽代中京及上京遗址所发现的陶器相差无几。在古城内还发现了五处灰坑。

      据《辽史·地理志》和有关史料记载，位于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东岸的辽代古城史称巨姆古城。关于巨姆古城的始建时间说法不一，目前见于有关资料记载的巨姆古城其始建时间为辽代天庆元年即公元1111年。

      但也有资料记载，开泰三年即公元1014年，“敌烈部人夷刺杀其酋长稍瓦而叛，邻部皆应，攻陷巨姆古城”。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巨姆古城的设置时间，但却记载了敌烈部叛乱，攻陷巨姆古城的时间。若按《圣宗纪》记载，巨姆古城的始建时间肯定早于公元1014年。不同的史料记载致使巨姆古城始建时间前后相差了约一百年。开泰三年的辽朝皇帝是辽圣宗耶律隆绪，而天庆元年的辽朝皇帝是天祚帝耶律延禧（辽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著名考古学家、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逸友先生在《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一文中，曾根据《辽史·地理志》辽代行政建制的有关材料得出太祖、太宗两朝建置城最多，世宗、穆宗两朝设置不多，景宗朝仅增置一州，圣宗、兴宗两朝增置较多，道宗朝仅兴建了一城，天祚帝未设置（边城）的结论。据此，笔者认为，因天庆元年天祚帝未设置边城，所以，巨姆古城的始建时间即公元1111年似可不作参考。而《圣宗纪》记载的巨姆古城被敌烈部攻陷的时间即公元1014年可作为巨姆古城始建时间的重要参考。另外，陶海古城（史称可敦城，又称河董城）始建时间也可作为参考。据《辽史》记载，由于阻卜诸部叛服无常，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即公元1003年修可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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