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冀

扎赉诺尔蘑菇山旁的达兰鄂罗木河。

扎赉诺尔鲜卑墓陈列厅。
 

扎赉诺尔蘑菇山鲜卑古墓群远景。

扎赉诺尔蘑菇山鲜卑古墓出土的马形金饰件。

 

扎赉诺尔蘑菇山鲜卑古墓出土的双禽绞颈纹铜饰牌。

 

拓跋鲜卑迁徙路线图。

 

      关于呼伦湖湖盆构造的成因有专家指出，第三纪末（距今200万年），受地壳挤压，该区域内产生了两条北北东向的大断层，即嵯岗断层和西山断层，形成了湖西剥蚀高地与湖盆西部的陡崖，湖东岸至大兴安岭西麓地面向湖掀斜抬升，形成东高西低的呼伦贝尔高平原。乌尔逊河东岸的沉降中心渐次西移至今天的呼伦湖一带，即现今的呼伦湖盆地雏形。

      通过专家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呼伦湖盆地的形成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在呼伦湖盆地尚未抬升形成之前，扎赉诺尔盆地曾是一个很大的湖泊，也就是说，在呼伦湖尚未正式形成之前，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不存在，是扎赉诺尔盆地内湖泊的一部分。

      随着呼伦湖盆地逐步抬升形成，呼伦湖盆地地貌景观从海拔高度上看形成三级地形特点：一是湖盆西北部的东北—西南走向呈低山丘陵状，最高海拔为1000米；二是呼伦湖南部及东部呈东高西低，最高海拔为700米；三是环湖沿河流发育的湖滨平原、冲积平原最高海拔为600米，地形面自上游向下游倾斜，冲积平原在近湖区逐步过渡为沼泽湿地。

      专家学者所说的冲积平原，大概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从呼伦湖北端的小河口向北至现在的铁道北与海拉尔河相连的这一大片区域。冲积平原的成因既有自末次冰盛期以来冰床、冰盖融化强烈冲积的结果，也有呼伦湖形成后由于湖水面多次升高，湖水向外倾泻，与海拉尔河之间相互冲击作用的结果。在洪水反复的冲击过程中，因为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是呼伦湖和海拉尔河之间唯一相连接的通道，所以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两岸形成大面积的沼泽湿地，沼泽湿地是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外溢的结果。

      关于呼伦湖的形成时间，国内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黑龙江省地质和考古学家魏正一先生在对呼伦湖湖区地质和古生物进行考古调查后，曾发表过《呼伦湖的形成与变迁》的论文。该文认为，呼伦湖盆地的形成时间应在1亿年以前，也就是说，呼伦湖盆地的形成时间应是在晚侏罗纪—早白垩纪期间。

      著名地质学家王乃樑先生在《呼伦贝尔盟达赉湖的形成及其变迁的初步分析》一文中指出，250万年前的第三纪之前，湖区地势较高，处于剥蚀环境，没有大湖存在。当时呼伦贝尔草原凹陷最深处在乌尔逊河与辉河之间地区。上新世以后，凹陷中心逐渐西移到呼伦湖位置上。按照王乃樑先生的考据，呼伦湖的形成时间应是从250万年前开始逐步形成的。

      中国科学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著名科学家王苏民先生率队曾于1991—1994年期间对呼伦湖古湖泊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借此发表了《呼伦湖—古湖泊学研究》一文。该文认为，约距今3万—2万年前的末次冰盛期时呼伦湖尚不存在，呼伦湖于1.3万年前在河流沉积的过程中成湖。其理论依据是：呼伦湖盆地广泛分布一套逾百米的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在扎赉诺尔附近经密井钻探，在钻孔底部发现一层砂砾层，该砂砾层与灵泉露天矿剖面的砂砾层相符，经测定这套砂砾层的形成年代为末次冰盛期（末次冰盛期结束于1.6万年）。所以，王苏民先生等据此断定呼伦湖的形成时间应为1.3万年前。

      以上专家学者关于呼伦湖成因、成湖过程与成湖年代的论述和判定虽然各自都有相应的论据和判断，但唯有王苏民先生等人耗时三年左右时间，对呼伦湖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了深井钻探，并将钻探结果与灵泉露天矿剖面砂砾层进行对照分析。因此，王苏民先生得出的呼伦湖成湖时间应该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根据这一推断证明，末次冰盛期以前呼伦湖尚未形成，当时的扎赉诺尔盆地（包括呼伦湖盆地和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的部分区域）还是一片湖水汪洋状态。如果说呼伦湖确系形成于1.3万年前，那么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作为扎赉诺尔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呼伦湖的姊妹河，其形成时间与呼伦湖应是同步的。可否做出这样的推测，当呼伦湖湖盆逐步抬升之时，扎赉诺尔盆地的一部分即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古河道却在河流冲积之下持续产生沉降。一面在抬升，一面在沉降，最终导致呼伦湖湖盆与扎赉诺尔盆地形成一定的落差，扎赉诺尔盆地即灵泉以北、西山断层以东与海拉尔河相连接的大片区域则成为相对独立的河流与沼泽湿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史上之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

      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所承载的那些历史奥秘

      曾经的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绵延流长，像一位古道热肠的月下老人将亘古的达赉湖、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牵连在一起，在塞北的草原绿洲—扎赉诺尔区域勾画了一幅从远古人类到近代文明的历史画卷。

      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又像一部写满了原始文字的帛书，记载着侏罗纪时期以来的生命经历，带着第四纪冰期时的历史痕迹，带着远古以来无数次的沧海之变，在深深的古河道下留给我们诸多的生命色彩和文化律动。

所以，我们有理由骄傲地说，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不仅是扎赉诺尔的母亲河，还是孕育扎赉诺尔古人类和扎赉诺尔文化的摇篮。我们作为扎赉诺尔人的后裔，不仅要深入地研究和继承扎赉诺尔文化，还要尝试不断地去揭开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面纱。

      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是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成长摇篮。1959年4月，扎赉诺尔矿务局为了开发建设露天矿，在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河道之上修筑拦水坝，在河东岸的台地上取土时偶然发现了大批古墓葬，工作人员将施工中所发现的情况及时上报给内蒙古文化局。之后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考古专家郑隆等受命来到扎赉诺尔达兰鄂罗木河（木图那雅河）畔的拦水坝施工现场做初步调查，现场清理了两座古墓，但当时还难以确定是什么时代和哪个民族的历史遗存。

      从目前各方面所披露的资料看，说当年扎赉诺尔煤矿在筑坝施工取土时发现了古墓，并及时上报了自治区有关部门，恐此说法是不够严谨的。刘富海先生在《东小屯记事》一文中写道：“1959年秋，我和父亲到圈河周围打羊草，那时圈河在施工，工人们从河东岸取土用轱辘码子车堆到河中筑堤，为的是挡住河水，开掘露天煤矿。河东岸大约七八米高，取土现场白花花一片人骨。其中明显是头骨，且大多数都碎了。”通过这段纪实性回忆我们可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即扎赉诺尔矿务局工作人员在施工中发现古墓群的事情属实，后来也确实向上级有关部门做了汇报。但在古墓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并未立即停止施工，也未对遗址现场进行必要的保护，到当年秋季时仍在紧张地施工。这些遭到严重破坏的古墓就是鲜卑古墓。根据刘富海先生的记述，在取土施工过程中至少几十座鲜卑古墓被彻底毁坏掉了。

      1960年夏，郑隆等考古学家再次来到扎赉诺尔古墓现场进行考古调查，最终发现此遗址处有300余座古墓，经过40余天的努力共清理了31座墓葬，回去后经过深入的研究，终于拿出了初步考古研究成果，并在国内权威期刊《文物》上发表了《扎赉诺尔古墓群》一文。该文认为，扎赉诺尔古墓群应是汉代的遗存。文中写道：“扎赉诺尔古墓群是继察哈尔右翼后旗二兰虎沟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出土遗物具有当地特色，如褐色陶器、骨器、桦树披盖、铜鍑及铜饰件等，其中铜鍑、铜饰件曾在内蒙古各地出土过，同时并存之轮制灰陶罐、织锦、漆器及规矩镜等均为汉代中原遗物。可见汉代北方各族间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因此，这一发现为研究汉代北方游牧部落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众多，震惊国内考古学界。专家们认为，这是首次在呼伦贝尔草原腹地的扎赉诺尔发现鲜卑人的踪迹，鲜卑古墓群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好，实属罕见，是我国唯一一处原生态的古墓遗址，堪称“北国第一古墓群”。为此，呼伦贝尔著名考古学家赵越先生说，郑隆先生是最早发现呼伦贝尔鲜卑遗迹的人。

      郑隆先生的这一重大发现和准确的历史定位，为后续的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的研究乃至于呼伦贝尔区域内鲜卑历史的研究都具有奠基石的作用。继扎赉诺尔发现鲜卑古墓群之后，考古学家们又在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完工，新巴尔虎右旗的克尔伦，鄂温克旗的巴彦呼硕，海拉尔区的谢尔塔拉牧场也相继发现鲜卑古墓，出土了大量的鲜卑遗物。这些鲜卑古墓让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家们在感到兴奋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疑问与思考，即在扎赉诺尔发现如此大规模的鲜卑古墓，在呼伦贝尔境内多地发现鲜卑古墓葬，这些鲜卑历史遗存与史上鲜卑族的发展、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究竟有什么渊源关系呢？

      考古学家们的这个疑虑直到1980年才获得解答。1980年 7月，呼伦贝尔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先生在鄂伦春旗的嘎仙洞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从而证明了嘎仙洞就是《魏书》上所记载的北魏拓跋鲜卑先祖所居之石室，破解了拓跋鲜卑的发源地之谜。该石刻祝文不仅证明了史籍上所记载的大鲜卑山就位于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的北段，还由此揭开了拓跋鲜卑部迁徙历史的秘密。约在公元100年时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走出大鲜卑山密林，沿根河河谷，最先到达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后，又到达额尔古纳河的源头地即扎赉诺尔区域（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和标注，额尔古纳河的源头就是位于现扎赉诺尔以北的二子湖和俄罗斯的阿巴该图一带），并由此分布呼伦贝尔草原各处。

      关于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之历史，史学界始终有不同的见解。有专家认为，拓跋鲜卑部走出深山密林，离开嘎仙洞祖庭迁往大泽即呼伦湖，这明明是西迁之举，怎么能说是南迁呢，难道是《魏书·序纪》搞错了吗？还有专家说，史籍所载之大泽并非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呼伦湖，而应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辉河湿地，理由是在伊敏河流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鲜卑古墓。还有专家说，南迁大泽中的“大泽”不是呼伦湖，而是贝加尔湖，理由是贝加尔湖比呼伦湖面积大。还有一种说法，即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中的“大泽”绝非呼伦湖，而应是沿今甘河及嫩江西岸而下的嫩江下游区域，只有这样判定，其迁徙的方向才堪称南迁。

      面对关于拓跋鲜卑部南迁大泽的种种说法，内蒙古著名史学家林幹先生则坚定地认为，通过对扎赉诺尔、谢尔塔拉、完工、东乌珠尔等鲜卑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拓跋推寅率众于公元100年前后离开大兴安岭密林，西迁至额尔古纳河源头的扎赉诺尔区域，而且迁徙可能是分若干次进行的，史上之“大泽”就是呼伦湖。黑龙江省著名考古学家魏正一先生认为，“今鄂伦春自治旗境内鲜卑石室嘎仙洞的发现，证明了拓跋鲜卑于东汉年间从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迁到呼伦湖地区的这一史实的可靠性”。那又如何解释“南迁”之“大泽”呢？笔者妄加推断，唯一解释应是，《魏书》在撰记拓跋鲜卑部南迁历史时，将第一次之西迁大泽和第二次拓跋诘汾于150年后率部离开大泽而南迁盛乐、云中两件事统称为“南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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