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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办公楼的故事(上)
2022.08.17 18:11
□刘生林

1949年11月,在满洲里二道街100号院里中方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合影。右起第三人为刘凤梧,右起第七人为苏军顾问,他抱着的孩子是刘生林。
 

 1952年8月,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办公楼竣工验收。
 

刘生文于1953年留影。
 
瓦列列于1957年6月留影
 
1951年1月,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功臣在二道街100号合影。
 
 
1949年10月,原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1月,时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六分部十七大站站长的刘凤梧,被任命为满洲里空军办事处主任,负责接收苏联空军的教练机和油料。刘凤梧是我的父亲,他接到任命后,我们全家也跟随他来到了满洲里。刚到满洲里时我们住在二道街100号院,那里是日伪军遗弃的住宅,我的二弟刘生满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
1950年9月18日,满洲里空军办事处与海军办事处合并,新成立了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驻满洲里基地转运站,我父亲任副站长。从此以后,包括米格15战斗机、喀秋莎火箭炮、T34坦克、反坦克无后坐力炮、机枪、步枪在内的各种武器和弹药、油料等大批军用物资开始经由满洲里转运到国内。米格15战斗机不是直接从空中飞越国境到达满洲里的,而是拆下机翼装在火车上,用苫布盖上,在夜间运到满洲里。每一批米格15战斗机运到后,我父亲都亲自办理交接手续,亲自带领部队押运到沈阳。米格15战斗机由苏联技师装上机翼,经苏联飞行员试飞合格交付给中国空军以后,我父亲才返回满洲里。
这一切事宜都是秘密进行的,以至于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美国的飞机被中国飞机击落后,美国人才发现中国突然拥有了大批的米格15战斗机。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大批苏军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始进入满洲里。最初参战的苏联飞行员是在满洲里基地转运站换上中国志愿军的服装后,身上不留任何苏军标识才转运到中国的空军机场。满洲里基地转运站既是军用物资的转运站,也是苏军人员的转运站。那时的满洲里基地转运站设在二道街100号院里,院里的房屋和设施破旧不堪,一些押运军需物资的苏方人员到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办理交接手续时,经常抱怨这里简陋、落后的接待条件。
苏方长途押运军火列车的人员押运整列车的武器弹药到达满洲里后,不管中国人有多着急,在前线急需武器弹药的关键时刻,他们依然坚持下车返回到奥特堡尔(1958年更名为后贝加尔斯克)洗完澡后再回来办理交接手续,这就导致大批的武器弹药搁置在满洲里,不能及时地转运到前线去。
前线催要弹药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地打来,看着运到家门口的武器弹药不能接收,我父亲急得暴跳如雷。转运站将这个严重问题迅速报告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解决落后的接待条件,保证武器弹药的迅速供应,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付巨款批准满洲里基地转运站按照苏联的外事接待标准,修建一座集接待和办公于一体的办公楼。
我父亲入伍前盖过房子,懂得一些建房用料和用工的知识,被指定为甲方代表,负责监督建筑的质量和进度。1951年6月,部队把工程包给了东华公司。施工过程中,我父亲发现不法商人有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行为,随即向满洲里法院提出控诉,但由于个别领导人包庇不法商人,法院迟迟不予处理。好在党中央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通过运动排除了走法律程序的相关障碍。满洲里法院依据事实做出判决,迫使不法商人退还了材料款6亿多元,相当于现在的6万多元。
事后,我父亲加强了财务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把拨款制改为实报实销的审批制,切实保证了工程质量。工程竣工后,结余了工程款近30亿元,相当于现在的30万元。
办公楼建成后,我父亲聘请了厨艺高超的西餐厨师,设立了西餐厅。优越的居住条件和正宗的俄式美餐让住在这里的苏方人员很满意,军列入境后,苏方人员争先恐后地来办理交接手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交接不及时的情况。
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办公楼是当时满洲里的建筑中外观最漂亮、设施最先进、装潢最高档的。办公楼共有三层,一楼是转运站首长和军、政机关的办公室,二楼是苏联顾问和来宾居住的高档客房,以及餐厅、台球室、阅览室、舞厅和会议室,半地下的地下室是西餐厨房和单身机关干部宿舍。
虽然时光飞逝,往事如烟,但是发生在这里的很多故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1952年,我刚5岁,大人们忙于朝鲜战争的相关工作,没人看管小孩子。有一天,我跑到大楼里的党委办公室去玩,高度近视的党委秘书赵路叔叔忙于处理公文没有看到我,我拿起他刚用完还没来得及放回保险柜的部队公章当玩具,在墙上一通乱盖,当赵路叔叔发现我时,墙上已经盖满了红色的章印,这还了得!为此,赵路叔叔挨了个警告处分。
新办公楼建成时,家属宿舍还没有建起来,父母整日忙于工作,我们一家人暂时吃住在新办公楼一楼西侧的两个房间里。1953年的一天晚上,我明明记得是和妈妈睡在南屋,第二天起床发现自己睡在北屋,到妈妈的房间一看才知道,妈妈在夜里给我生了个小弟弟,因为那年部队开展学文化扫盲运动,三弟因此起名为生文。另外同年出生的还有苏联顾问别洛乌索夫的儿子瓦列列。
 
 
 
□本版图片由刘生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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