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父亲诞辰百年的离殇之语
 

□乔勇  乔伟

 

1959年，解放街小学全体女教师合影。第二排左三是宋玉兰老师。

 

1968年，扎赉诺尔矿区人民委员会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右二是父亲乔春元。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扎区山北路家中庭院里的母亲王淑英。

 

1981年春，父亲乔春元携爱女乔伟在苏州某景区留影。

 

1979年，满洲里和扎赉诺尔部分教育工作者欢送乔春元（前排右四）、白质文（前排右五）荣退留念。

 

 

“黑云压城灵涂炭，悲鸟号木嗟茫然”。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党和国家皆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父亲也自此开始长期无休止的被揪斗、隔离、关押和劳动改造。在文革开始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中，父亲成为扎赉诺尔地区第一个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游街示众的历史反革命。在文革前期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中，父亲被彻底打倒，并被长时间地隔离审查。在1974年席卷全国的群众专政运动中，父亲又被抓捕并关押在牛棚中长达数月之久。牛棚位于现扎区岗楼的道边南侧，这里最早是解放街小学的教师宿舍院。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早年父亲是居住在这里的主人，后来父亲则是被关押在这里的囚徒。群众专政运动告一段落后，父亲又被遣送回原单位接受监视劳动改造。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时父亲身上穿的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一件黑色的对襟棉袄，在棉袄的后背上缝着一大块白布，上面用墨汁写了父亲的罪名，然后又用红墨水打了一个大大的叉，非常醒目。父亲每天上下班都要背着这块白布走过大街小巷面对路人的冷眼，曾经的解放街小学校长、文教科副科长被人指指点点，其心理压力之大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

夏天，父亲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在工宣队的监督下去劳动改造，冬天，回到机关所在地给工宣队烧炉子。在文革期间，父亲唯独侥幸逃过了挖肃运动，否则结局一定会很不好。晚年时的父亲谈及这段往事之时，情绪总会有点失控，甚至会流眼泪。父亲说：“我之所以能逃过挖肃这一劫，是我的老同事建北小学校长宋玉兰老师拼命保护的结果。”在挖肃运动期间，宋玉兰老师虽惨遭折磨，但她实事求是，绝不承认父亲是内人党的上级和领导。当时从牙克石林管局来的那些工宣队认为父亲属于板上钉钉的历史反革命和内人党骨干分子，可以先暂时放在一边，先集中精力对那些潜藏的内人党党首和党徒进行突审，这也是父亲躲过此劫的原因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父亲不是出卖同事苟且偷生之辈。文革后期，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始全面落实政策，强加在父亲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均被彻底否定，父亲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文教科副科长之职。当父亲拿到那份为他落实政策、洗去一切不白之冤的红头文件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老人家期盼这一天足足盼了20多年。

“久陷囹圄盼锦书，蜡炬有芯亦踯躅”。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了，对父亲来说无疑是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父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既不想找那些背叛他、伤害过他的人去算旧账，也不在意落实政策后官职的大小，更不想利用恢复的权力去捞取点什么，他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在退休前的几年时间里，为拨乱反正后的扎赉诺尔教育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弥补文革给扎赉诺尔教育事业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时也弥补一个老教育工作者荒废业务长达十年的遗憾。然而，父亲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点期望也未能如愿。1979年初，扎赉诺尔矿区革委会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配合落实干部政策推出一项临时优惠政策，允许达到相应条件的在职干部提前办理退休，并安排一个子女顶岗接班。当父亲听到可以“提前退休子女可接班”的消息后，顿时陷入一种矛盾和挣扎的状态，因为自己唯一的女儿下乡返城后在学校做临时代课老师。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也不会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去换取既得利益，父亲清楚地知道，干部提前退休子女顶岗接班肯定是一项过度性政策，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如若提前退休，可以用自己的牺牲来为子女换取安稳的工作，但必须以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代价。眼下好不容易度过了文革浩劫，刚刚看到一线的曙光，刚刚能在众人面前挺起腰板走路、说话，终于有机会能伸开臂膀为自己终生挚爱的教育事业做点事情了。如果不提前退休，自己唯一的女儿获得正式编制时间遥遥无期。对于父亲这一批劫后余生的干部来说，面临着退与不退的艰难抉择。面对两难的选择，父亲最后只能选择提前退休，解甲归田，让爱女接班。父亲1979年12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的当天，黯然写下了一首小诗：“为女退休隐山庄，被逼无奈自毁伤。虚度夕阳非吾愿，自此沉居暗陌桑”。

提前退休这件事情对父亲的打击是沉重的，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父亲陷入迷茫难以自拔之时，又遭遇我的母亲病故的打击。1980年2月20日，我的母亲因受父亲牵连，在文革期间长期遭受精神摧残，多病加身久治不愈，终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之所以接受提前退休的严酷现实，是因为退休后在家中可以和爱妻相濡以沫，但母亲的骤然离去打破了父亲对晚年的一切美好期望。在父亲的心目中，母亲虽然来自于穷乡僻壤，是一名普通家庭妇女，但母亲聪颖通达、贤淑温良、善解人意，处处与人为善，善于勤俭持家，堪称相夫教子之楷模。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父亲曾一度万念俱灰，幸得母亲在生活上百般呵护，在精神上尽全力地劝导，终使身陷泥淖的父亲没有走向绝路。父亲曾动情地说：“在那生不如死的年代，是爱妻淑英给了我隐忍活下去的信心。”

母亲去世前后，父亲写下了诸多感念和追忆母亲的诗文。1980年的除夕之夜，万家灯火，鞭炮雷鸣，而此时的父亲却陷入焦虑和悲恸之中。因为父亲已预感到母亲的不测，并含泪写下了一首《庚申岁恸感》，并在诗作的后记中写道：“想爱妻淑英自与我结成伉俪以来，先是天各一方，音信不通，她独自一人在原籍老家苦苦支撑，吃糠咽菜、饮泣吞声。建国后始得团圆，膝下育有一儿一女，虽箪食瓢饮，但却乐在其中。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弥艰，野菜果腹，但四口之家围席而坐，却不胜温馨。十年文革，因受我牵连而饱受折磨，几近崩溃之边缘。否极泰来、枯木逢春，吾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得到澄清，爱妻方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抬起头来面对世人，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如今，子女已经长大成人，虽非芝兰玉树，也算都有了自己的前程，且千呼万唤的孙儿也咿呀学语于斗室之中。吾原来陪伴爱妻的时间甚少，现已闲赋在家，终于可以补苴罅漏，如影随行地相守而安度晚年了。然万万没有料到，爱妻积郁成疾，卧不能起。看着病床上气息微弱的爱妻，想明年此时此刻吾尚能否与爱妻执手泪眼，心中五味杂陈，痛心入骨之至。于是，含泪于案牍，写下了这首凄凄之诗。”

1980年，父亲在《怀念淑英》一诗的后记中写道：“淑英同志的一生，完全是在各种难于抵御的困境中挣扎度过的。淑英同志离世较早，没能亲自目睹到现在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淑英同志的离世也是我晚年余生中最大的不幸。”

1981年，父亲在《中秋思亲》一诗的后记中写道：“今中秋节乌云遮月，秋风悽人，使人百感交集。想1979年中秋佳节与淑英同志在林区好里堡与亲友们欢度佳节与叙旧赏月的愉快情景，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我们伉俪深情竟然成‘他乡同赏月，归来永离别’之诀别凄情。故而，今秋无人伴我赏月，只能哀思於斗室，‘怀旧心碎，默然悲思’，我切身地体会到了古人所说的那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愁绪。此时此刻，有人全家团圆，有人纵酒赏月，有人思念远方的朋友，独我司马青衫是也。”

2000年，父亲在《怀念淑英同志离世廿周年》一诗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在淑英离世廿周年之际，静忆往时，深感耄耋之年失去老伴而令生者深受孤寂之苦楚，也深感淑英伉俪之情，忠贞可亲，实乃贵也。”

 

 

□本版图片由乔勇、乔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