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父亲诞辰百年的离殇之语
 

□乔勇  乔伟

1962年7月28日， 扎赉诺尔矿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最后一排左起第六人是父亲乔春元。

1951年7月，扎赉诺尔解放街小学部分师生赴扎兰屯参加夏令营活动并与当地教师合影。右一是父亲乔春元。

 

1951年7月，扎赉诺尔解放街小学部分师生赴扎兰屯参加夏令营活动后留影纪念。左一为家父乔春元。

 

1960年，父亲乔春元（第二排右起第五人）参加扎赉诺尔矿区卫生院成立庆祝活动后与相关人员合影。

 

 

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终于进驻扎赉诺尔。东北民主联军的到来不仅结束了扎赉诺尔地区混乱的社会状态，还标志着先后被沙俄和日寇侵占的扎赉诺尔地区自此开始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全新发展历程。父亲说，东北民主联军进入扎赉诺尔的那一天，全校师生整齐列队到车站去迎接，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之前父亲被强行征为伪满洲国国兵的时候，曾随队驻守热河一带，对八路军有所耳闻，但那时他所听到的都是对八路军负面的宣传。刚刚进入扎赉诺尔的东北民主联军没有统一的军装，不仅衣冠不整，武器也长短不齐。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东北民主联军是有些误解的。但随后大家便发现东北民主联军纪律性很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得到做得到，是当地人所见到的纪律最严明的军队，军民关系很快就融洽了。

扎赉诺尔当地的人们之前从未见过八路军，也没见过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对军队的认识和印象皆来自原驻守在扎赉诺尔地区的东北军、“9·18”事变后侵入满扎两地的日伪军警、1945年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后进入满扎两地的苏联红军。当地人的印象中，东北军军纪较为涣散，日伪军警凶蛮残暴，苏联红军中部分士兵存在酗酒、抢劫、奸淫妇女等恶劣行径，这些军队的形象与进入扎赉诺尔的东北民主联军形象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东北民主联军进入扎赉诺尔之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共产党。父亲和大家一样，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是通过眼前这些共产党人开始认识了共产党，并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到最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党的怀抱之中。1946年9月，扎赉诺尔人民政府成立了，扎赉诺尔小学校被正式纳入人民政府的管理当中。

学校是当时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党组织格外重视和培养积极分子的地方。父亲作为小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员参加了工作队组织的各种培训班，接触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逐步懂得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道理，明白了党的宗旨是为了彻底推翻剥削阶级，让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正如父亲所说：“当时我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新青年，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很快。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不做亡国奴。作为一个适逢新时代的青年，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只有跟党走才能不做亡国奴，这是父亲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最基本的理解。由于父亲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经入党介绍人田种智（当时任扎赉诺尔矿区党委宣传委员）介绍，于195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父亲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党领导下的解放事业、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矢志不渝。

谈及当年的这段历史，父亲总是感慨地说：“我出生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饱尝了军阀割据、外强入侵、民不聊生的悲惨生活。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我算是与党同龄，我的肉体生命是爹娘给的，我的政治生命是党给的，如果没有党真不知道我的一生将会是什么样子。”父亲对党感情至深，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下，他从未失去理想和信念，从未对党产生过怀疑，即使在文革惨遭迫害之时也从未对党产生过丝毫的动摇。

父亲他们那一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引领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党也有过失误，走过弯路，但瑕不掩瑜，父亲绝不允许有人以偏概全，肆意地否定我们党的丰功伟绩，否定历史，党的发展历史和所走过的光辉道路是他们生命的全部。

1951年，解放街小学校长周世恩先生调任满洲里市机关学校任教，家父从灵泉分校回到街里的解放街小学接任校长职务。父亲从一个临时代课老师到后来接任校长，得益于周世恩校长的慧眼识珠，更重要的是党组织的重点教育和培养。接任解放街小学校长后，父亲深知自己阅历尚浅，也明白党组织和全校教职工对自己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在父亲任校长职务的五年时间里，一边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治校水平，一边团结和带领全体教职工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推进和普及教育工作。父亲说，当时学校面对的突出问题有三个：一是随着社会的转型，部分教师的政治思想水平还难以适应新社会、新形势的需要。为此，学校每周日全体老师都不休息，利用休息时间开展政治学习，进行思想讲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保全体教职工在思想和行动上能达到上级党组织的要求。二是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扩充后的教师队伍的业务素养存在着参差不齐的问题。为此，学校每天晚上都安排教学业务能力强的老师为全体教师进行业务辅导。三是当时社会上的文化意识非常淡漠，有相当多的适龄儿童不能按时入学，于是父亲和全体老师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利用部分节假日深入到企业、居委会和家庭开展社会调查，一对一地劝导学生家长让适龄儿童入学。

父亲说，20世纪5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宝贵时光，虽然白天上课晚上学习，节假日都不休息，大家以校为家，甚至吃住在学校，但是没有人有怨言。大家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把做好教师工作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大家的那种革命干劲是发自内心的，用火热、激情、高亢来形容那段时光一点也不为过。在此期间，父亲由于过度的紧张和疲劳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严重的时候几乎是吃什么吐什么，即便如此，父亲也从未休息过一天，父亲的努力和付出赢得了上级党组织和全体教职工的一致好评。

1956年4月，父亲因工作业绩突出，又年轻（那年父亲34岁）有文化，被破格提拔为扎赉诺尔矿区人民委员会副区长。此时的父亲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却不料上任后不到半年时间突然被免去副区长职务，改任扎矿区党委宣传委员。1957年9月改任扎矿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任职仅一个多月时间被调任扎赉诺尔矿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副科长。1959年10月至1960年6月改任扎矿区文教支部专职书记（负责范围包括小学校、区医院、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院等）。1960年6月至1962年3月改任扎矿区人民公社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62年3月至1962年11月调任扎赉诺尔中学专职书记。1962年11月以后父亲调任扎区文化馆馆长、电影院经理。直到文革前夕，父亲被调回扎矿区人民委员会任文教科副科长。

父亲回忆说，从1957年9月直到文革前夕自己被一再贬黜，开始甚是不解。后来，区委一名领导曾找父亲谈过一次话，并很委婉地告诉父亲组织上在查阅敌伪档案时发现了一个与父亲同姓名的日伪密侦。言外之意，父亲如果有隐瞒的历史问题应主动向组织上交代。父亲很明确地对该人讲，也希望他能向组织上转达，自己除了被强征为伪满洲国国兵外，无论是在日伪时期还是在马希山政府时期从未参加过敌特组织，也没有对组织上隐瞒任何历史问题。至今也不清楚这次谈话是不是组织上安排的，之后组织上未对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作出过结论，而父亲却始终处于政治上不被信任，职务上控制使用的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父亲没有因此而消沉，反而是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组织调动，不管安排做什么工作，父亲始终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父亲感到了很沉重的压抑感，有一种难以向任何人倾诉的委屈。

 

 

□本版图片由乔勇、乔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