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父亲诞辰百年的离殇之语
 

□乔勇  乔伟

2002年夏，父亲乔春元登临泰山之上。

 

 

父亲乔春元退休后在扎区山北路旧居前留影。

 

 2002年夏，父亲乔春元在山东济南趵突泉景区门前留影。

 

 2002年夏，父亲乔春元在老家河北景县景州塔下留影。

 

2002年夏，父亲乔春元在北京王府井商业步行街留影。

 

 

父亲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人生的导师。父亲一生酷爱读书、藏书，闲来最大的嗜好就是看书，节假日最愿意光顾的地方是扎区新华书店。父亲爱读书的嗜好对我影响至深，我身上的那点文化基因皆来源于父亲。我记忆中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红日》，第一本连环画是《三毛流浪记》，第一本外国文学是从扎区文化馆的图书室借来的《屠格涅夫散文诗》。

文革之前，记得家中桌下的大柳条包里藏有父亲的百余本书籍，那包是父亲心目中的至宝，一般不示人。我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常常趁父亲上班不在家时偷着翻出看一看，只可惜这些珍稀的书籍在“破四旧”运动中迫于当时政治压力，父亲痛心地一把火烧掉了。

父亲一生酷爱旅游，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去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写下了百余首有关游历的诗作。我平生第一次知晓并读过的刊物是文革前父亲常年订阅的期刊《旅游》。受父亲的影响，我也酷爱旅游，但往往都是蜻蜓点水般地一掠而过，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打卡式旅游。父亲则不然，他对名山大川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在游历的过程中追求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体验。

父亲一生酷爱品茗，只不过在那个物资极度缺乏的年代，美其名曰品茗，实际上不过是泡上一壶茉莉花茶而已，就是这样的茶还经常买不到，有时还要托人去买点几毛钱一斤的茶叶来喝。我喜欢喝茶也是受父亲的影响。儿时，我只要发现父亲在泡茶喝，我就会跑过去凑热闹，拿出家里为数不多的几只小酒盅放在炕桌上，父亲倒上茶，他喝一口我就陪着喝一盅，就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茶文化的种子。

父亲喜欢搞点小收藏，收藏的范围比较杂，有民国时期的纸币，有在达赉湖沿岸捡的玛瑙石，有在南京雨花台买的雨花石，有在蘑菇山上捡的安山岩石片等。父亲最爱的还是他率队出差宜兴时买的紫砂壶。

父亲的离去，让我们这个原本就不完整的家更加破碎了。1980年，母亲英年早逝，刚刚退休回家的父亲还没缓过神来就陷入了孤独状态。被劝退回家对父亲本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来相依为命的伴侣又突然离去。面对接踵而来的无情打击，父亲没有因此而颓废，他将所有的苦楚独自吞下，依然如故地支撑着这个家。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对我来说，父亲的鼓励和支持极其重要。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函授学习期间，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是父亲帮我料理家务让我不用分心；1984年我被调到满洲里市工作，又将家交给父亲；2000年我被调到呼煤集团去工作，照旧又是将家交给父亲。那些年我常年在外工作，无暇照顾家，但因为家中有父亲在，我无后顾之忧。可能有人不愿意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我不管年龄几何都愿意栖息在父母的羽翼之下，因为有父母家中就有中流砥柱。

父亲的离去，让我们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孤寂，顿觉自己老了，鬓边开始微霜，面色斑驳而憔悴。虽然父亲平时不唠叨，但是唠叨起来一定是有重要的话要说，我们从来都不觉父亲唠叨，因为有父亲在你耳畔不时地唠叨几句，那说明你还年轻，你还有机会沐浴在父爱的阳光之中。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已经具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且膝下已有儿女，但不管你年龄多大，在父母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有父母在，就会有人嘘寒问暖；有父母在，不管你远行何方，总会有人牵挂；有父母在，无论是阴天下雨，还是刮风下雪，总会有人嘱你多穿些衣服；有父母在，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人为你倾其所有；有父母在，当你在工作上取得一点点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嘱你戒骄戒躁，当你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时，他们会给你鼓励和支持。有道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唯父母的唠叨一去不复返。

父亲离去后的某日入夜，我独自一人卧坐在父亲的软椅上，眺望窗外茫茫之夜空，孟夏初日的夜空不觉间被缕缕浊云所遮掩，透过纱窗徐之而来的夜风甚觉凄凉，楼前月下的那几株老榆树更觉枯枝疏斜，唯手端盏中的茶汤尚感些许暖意。古人常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又岂知“悬车”思“期颐”之也？于是便收拢视线，问渠思绪，泫然于案上，写下了这首《悼慈父》：慈父遽然阊门去，桑园顿失乐融融。吾呼苍天风骤起，素绢狂缟漫苍穹。骤悟人间梅鹤短，堪恨浮生亦绝情。冀盼凭阑为幻境，与父再品墨上鸿？

“欲问家翁身前事，可否踏月寻茂陵？”我对父亲过去的了解还是从文革时开始的，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父亲曾在解放街小学当过老师。文革伊始，父亲就首当其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冠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言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白天被拉去游街批斗，晚上回到家里要写检查，检查写了一遍遍，但始终无法过关，几乎每天都写到凌晨时分。罪名越来越多，检查也越写越多，到后来不要说写就连抄都抄不过来，若到时交不上检查就会被冠以顽固抵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其结果只能是遭受更惨无人道的批斗，无奈之下，父亲才想到让我帮他抄写检查材料。我是在帮助父亲抄写检查材料的过程中开始渐渐地了解到父亲的过去，也过早地接触了一些社会性的东西。随着文革噩梦的结束，强加于父亲头上的那些罪名被彻底推翻，父亲方卸下背负了几十年的沉重包袱，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但对过往所发生的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父亲还是不愿去提及。直到1979年离休之后，父亲才开始袒露心扉，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算真正地走进父亲的精神世界。父亲去世前耗尽最后一点心血，历经几年时间终于整理完成我们乔家这一脉的《家史简忆》（2015年出版的《扎赉诺尔记忆》（一）中更名为《“闯关东”落户扎赉诺尔之艰辛历程》）。阅读完父亲整理撰写的《家史简忆》，不仅对乔家这一脉繁衍生息的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家史简忆》对父亲的过往历史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的祖父叫乔福印，祖母叫乔王氏。据父亲回忆，我的祖父、祖母大约是在1918年来到扎赉诺尔的，父亲于1922年5月21日出生在扎赉诺尔。父亲2岁时，扎赉诺尔煤矿不景气，日子过不下去了，无奈之下祖父便携全家去额尔古纳北部的一个边陲小镇吉拉林讨生活。父亲5岁那年，我的祖母因病故去。当时，祖父在吉拉林给人家放马，无法照顾年幼的父亲，只好让邻居帮忙照顾，年幼的父亲不仅痛失母爱，从幼年时起就寄人篱下。大概是在父亲6岁时，为了谋生祖父携带年幼的父亲到处漂泊，先后到过黑龙江的兰西、亚布力、齐齐哈尔、哈尔滨。这期间，祖父进山伐过木头，给人家种过地，靠卖苦力为生，期间虽开过一个小旅店，但最终也没挣到钱。在哈尔滨漂泊时生活最为艰难，一度乞讨为生。大概是在1934年前后，祖父不得已又带着父亲返回扎赉诺尔投奔我的大爷爷。

我祖父一辈兄弟五人，祖父排行第二，我的大爷爷叫乔福堂，是我们乔家最早来到扎赉诺尔的，以养马、赶斗子车为生，在当时扎赉诺尔养马人和车把式中享有盛名。我的大爷爷自从离开河北老家到最后病故一直没有回过老家，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扎赉诺尔这片土地。

 

 

 

□本版图片由乔勇、乔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