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全国最佳邮票评选的这四十年
□王铁樵

父亲送给我的集邮册内页。

满洲里市人民邮电楼。兴建于1956年,竣工于1957年,2006年拆除。(2001年摄)

20世纪80年代,满洲里三位集邮爱好者合影,左起为王铁樵、邢新国、隋满芳。

全国最佳邮票评选获赠纪念封。

1980年全国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张。

1980年全国最佳邮票授奖大会现场。

1980年全国最佳邮票评选委员会主任宋兴民宣布获奖名单。

时任邮电部副部长成安玉在1980年全国最佳邮票授奖大会上讲话。
1964年4月8日,我的父亲王乃丰终于结束了在扎兰屯结核病医院长达三年多的住院疗养生活,回到满洲里的家中。这三年间,父亲因病无法回家,在被服厂工作的母亲李云福工作繁忙,又要抚养年幼的我与我的两个弟弟,没有能力和条件去探望父亲,父母只有通过“鸿雁传书”的方式沟通。父亲回到家中时带回了一本集邮册,里面夹着几枚印有蝴蝶、菊花、黄山、儿童图案的邮票和几张与病友的合影。父亲没有集邮和收藏的爱好,这些邮票是他见病友家里来信贴的邮票好看,便随意撕下信手夹在集邮册里而已,而那几张照片是他与病友疗养时的友谊见证。就是父亲不经意间带回的这本集邮册里的几枚邮票和几张照片触动了我的心灵和神经,于是我开启了集邮和摄影两个业余爱好,并几十年地一直坚持了下来。
回忆起我的集邮活动,应该是起步于1966年,时年12岁。有趣的是我集邮的初始之年正是文革运动开始,将集邮活动定性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那一年。受文革影响,特种邮票、纪念邮票的编号被取消了,后来被称作“文革票”的无任何标记邮票开始发行。那时我一有时间就去市邮电局,翘起脚扒着柜台,仔细辨认是否有纪念邮票出售,八个样板戏等邮票的图案明显就能分辨出来,而关于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邮票的字迹要隔着高大的柜台远距离仔细辨认,确认自己是否有。一旦发现有新邮票出售的时候就火速跑回家中,赶紧向父母索要几角钱,再跑回去买到手。当年没有集邮业务,更没有集邮报刊可阅读,只是凭自己想象,认为集邮就是搜集邮寄盖戳后的邮票,后来才知道盖戳后的邮票叫信销票。那时,每种邮票我买三四枚,在给姑姑、叔叔、舅舅们寄信时贴上,再请他们沿边缘剪下寄回来。再就是将新票随信寄给亲属,请他们给我家来信时贴上这枚邮票。城镇的亲属做得好一些,收回的成功率较高,而农村的亲属往往不在意这些,不将小孩子的事放在心上。而每当收回了一枚信销票,那几枚一样的邮票就随意使用了,不再保存。
1980年,随着国家文化复兴,集邮的春天来到了,《集邮》杂志复刊。可《集邮》杂志上半年为双月刊,又是在地级以上城市订刊发行,满洲里这个小城市根本就订阅不上。好在后来《集邮》杂志复刊号在新华书店出售时我买到了,但第二期是多年之后才复印到手。《集邮》杂志复刊后的第三期我就订上了,而且一直坚持订刊到如今。
《集邮》杂志是我集邮的启蒙老师,从这里我学到了许多的集邮知识,我期盼着每一期《集邮》杂志的到来,到手后如饥似渴地仔细阅读,并将每一年的《集邮》杂志装入档案袋珍藏起来。集邮业务恢复后,国家邮政部门又发行了邮票目录,我按照自己的收藏一一对照,发现竟然几乎收藏齐了全部的文革信销票(5枚35分、43分、52分高面值的除外)。我心里暗暗窃喜,还有几分自信和骄傲,这个结果是对自己集邮的一个鼓励,给我增加了新动力。
1980年,《集邮》杂志复刊伊始就开展了新中国建国三十年最佳邮票评选活动。1981年开始评选1980年最佳邮票,从此拉开了一年一度全国最佳邮票评选的序幕。吸引我走上最佳邮票评选漫漫征途的是1981年第5期《集邮》杂志上《关于1980年最佳邮票评选》的这篇文章,其中说道:“集邮绝不只是邮票的积聚,还包括对邮票的欣赏和研究。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艺术欣赏水平,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通过评选能够对群众的艺术鉴赏能力有所裨益,那就是达到了我们期望的另一个目的。这次赠送给选中者的纪念品是一个纪念卡,图案采用十二生肖中的猴,代表被评选邮票的年份。这种形式的纪念品将在今后的年度评选中继续下去。如果能连续12年获得,便会得到一整套十二生肖的纪念品,它不仅可以表示一个集邮者的持久力,也反映了他欣赏和研究邮票的水平。”当年所说的给选中者寄发的这个纪念卡,后来被确定为“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张”。假如能够连续12年选中最佳邮票便会获得一整套十二生肖纪念张这件事的确吸引了我,但我更加感兴趣的是如果坚持评选最佳邮票,可以验证一个集邮者的持久力和欣赏、研究邮票的水平,这两句话刻骨铭心地成为了我“评佳”的座右铭。而每当我参加一年一度的“评佳”活动时都会想起、回忆起这两句话,是这两句话使得我沿着四十年的“评佳”道路一直走下来。
1980年全国最佳邮票评选
1980年全国最佳邮票评选活动是由《集邮》杂志编辑部独家举办的,1981年第5期的《集邮》杂志内部夹着印好的选票和1980年全部邮票图谱,邮票图谱是为了供参加活动者投票时进行参考而印制的。参加活动者需要在1980年发行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中选出最佳纪念邮票和最佳特种邮票各一套。计票时以正式选票为准,自制选票无效,投票截止日期为1981年6月30日,外地以发信日戳为凭,过期无效。凡同时选中两套最佳邮票者,将赠送纪念品。
历时两个月的1980年最佳邮票评选活动,《集邮》杂志编辑部从全国各地(含香港、澳门地区)及国外共收回了12万张选票,占《集邮》杂志夹发选票的80%,选中的票数未有公布数字。J58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得票56313张,T44齐白石作品选得票42470张,以上双双获得最佳邮票。
1981年7月15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1980年全国最佳邮票授奖大会。邮电部副部长成安玉、阎晓峰和美术界、新闻界及专业邮票设计人员100多人参加授奖大会。评选委员会主任宋兴民宣布了1980年最佳邮票获奖者名单。阎晓峰副部长向获奖者颁发了奖杯。成安玉副部长代表邮电部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最佳纪念邮票原画作者范曾代表获奖者发言。已故艺术大师齐白石的儿子齐良已激动地说:“先父若能见到这样的盛况,该有多高兴啊。”人们纷纷向获奖者表示了祝贺。
这次活动我也非常兴奋地寄出了自己庄重的一票,而且幸运地选中J58、T44两套邮票。1981年7月25日,集邮杂志社寄发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封、纪念张各一枚。1980年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张图案是著名画家韩美林题为《悄悄话》作品中的一对小猴,由于名川设计,李庆发雕刻,北京邮票厂雕刻影写版印刷。
我参加这一年最佳邮票评选并选中获奖还引发了一段有趣的故事。满洲里当地老集邮爱好者邢新国老师也投票参加了最佳邮票评选活动,但是没有选中。他十分认真地去市邮电局分发投递部打听满洲里是否有人投票选中,当年挂号信是有登记的,而且邮寄封有明显的封皮文字图案标志。所以,邮电局分发人员告诉他:“有一个叫王铁樵的人选中了,有挂号信寄来。”听此消息令邢老师一惊,满洲里这个小城市集邮者寥寥无几,还没有听说有一个叫王铁樵的人。他一想自己没有选中,王铁樵却榜上有名,这个人一定是个岁数大的老年人,否则怎么有这么高的邮识水平呢。邢老师千方百计找到我,一见面他哈哈大笑:“王铁樵,原来是你这个小子呀!”我在二道街小学上学时,邢老师曾是我的体育老师,我记得他,但他学生多,只记得我这个学生的面容,没有记住我的名字。
通过这次最佳邮票评选,我与邢新国老师重新建立起集邮学问的师生关系。邢老师来到我家里,看了我的集邮册,教授我传统集邮和专题集邮的区分,并建议我将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分别夹入邮册,并教给我如何从信封上剪下邮票,水洗、晾干、压平等集邮方法。我也多次去邢老师家里欣赏他的邮票,邢老师收藏的邮票始于新中国初期,新中国老纪特票一应俱全,使得我这个集邮新生羡慕不已,赞不绝口。这期间,正是国家恢复集邮文化初期,各省市集邮协会纷纷成立并召开首届代表大会,发行成立邮协纪念张风靡一时,纪念张大多由北京邮票厂印制,非常精美。邢老师国内邮友多,有渠道获得这些邮协成立纪念张,并将备份送给我收藏,收藏纪念张成为当时我集邮的热点。
1980年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封和评选纪念张成为我参加全国最佳邮票评选活动的首藏佳品,我至今庆幸最佳邮票评选活动的第一年我就参加并选中获得纪念张。但由于邮识水平所限,不免也留下一些遗憾。也是由于受到佳邮评选宣传口径导向的影响,只是一门心思知道收藏纪念张,而忽略了纪念封的收藏(实际上纪念封的收藏要比纪念张的收藏更珍贵、更有意义)。我对1980年最佳邮票评选纪念封有保留的意识,却没有原件收藏的观念,为了将封皮能够夹入集邮册之中,我将信封剪开只将封皮文字和图案一面夹入集邮册中了。后来发现收藏纪念封的意义和价值,又重新制作了一个信封,将这一封皮贴上去,算是尽力弥补了当年剪开纪念封留下的遗憾。
1981年,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2月我成家立业,10月份,我的儿子王博早产出生了。所以,我参加最佳邮票评选活动的时间和我儿子的成长是同步的。
□本版图片由王铁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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