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焱

20世纪30年代，父亲姜洪志、母亲杨翠凤合影。

20世纪20年代的卖货船。

 

青年时代的父亲姜洪志。

 

青年时代的母亲杨翠凤。

 

 

□摘自网易

20世纪20年代鸭绿江上的双桅帆船。

□摘自网易

1929年，鸭绿江上的单桅艚船。

□摘自网易

20世纪30年代的鸭绿江岸边。

 

□摘自搜狐

20世纪30年代的鸭绿江。

 

 

 

小时候听人议论，我家遭过难，一场冲天大火烧毁了房屋，烧死了人，烧得片瓦不留，一片灰烬。具体情况请允许我从头说起。

我的父亲姜洪志，字松山，生于1909年，卒于1978年。宣统元年（1909年）9月13日，父亲出生在山东省掖县平里店石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有四个兄弟，一个妹妹，父亲排行第三。全家八口人靠一亩三分地维持生计，家大口阔，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维持生计，爷爷除了种地外还做点酱油、醋拿出去卖。

父亲9岁的时候就能跟着爷爷去集市上卖货了，10岁那年，爷爷见我父亲比两个哥哥有灵气，又懂事爱说话，于是硬撑着把父亲送进私塾读书。读了两年半私塾，因为爷爷年迈体弱干不了活，东挪西凑也凑不上学费（每年三块大洋），所以父亲自己做主不念书了，回家帮忙打理田地。

父亲14岁那年，爷爷托人把父亲带到安东（今丹东市）学做生意，在一个山东老乡开的店铺里当学徒。

父亲当学徒的地方在鸭绿江边的一个板式小房，房屋格局跟现在的小杂货店差不多。他和一个伙计住在店老板家的偏厦（正房侧面的简陋小屋）里，那房子四面漏风，夏天还好，冬天就只能挨冷受冻。父亲很早就体会到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有多么不容易，怎样活下去、怎么才能挣到钱是他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小铺卖货，首先要学会算账、记账、打算盘。老板又凶又苛刻，学算盘时让你的小拇指和无名指夹一块铜钱，用其余三个指头拨弄算盘珠，如果铜钱掉了就拿戒尺打一下手掌或打一下后背，同时学习用毛笔记账，记不对没饭吃。在这样严厉的教导下，父亲算盘打得很好，又快又准。学会算账就要开始工作了，店里由师兄和老板娘打理，父亲和老板坐上摆渡船到鸭绿江上卖货，货品有烟、酒、洋火、毛巾、胰子等，买主有江上打鱼的渔夫和艚船运货的船员，朝鲜人有时也买一些。大客户是艚船上的人，他们运货时间长，在船上一待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

父亲早晨四五点钟起床给老板娘倒尿盆，然后收拾货，六点左右就摆船出发，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收船。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当夜幕降临，船头船尾点起了煤油灯，江面上点点的小灯闪烁。父亲劳累了一天，两条胳膊酸痛无比，饥饿感与疲劳感充斥着全身。尽管这样，他还要用尽最后的力气划着桨，船桨拍打水面的声音在幽静的夜晚中连贯而细长。船靠岸后，夜黑得就像要把人吞噬一样，为了能早点休息，他只能硬着头皮背上剩货磕磕绊绊地往回赶。

就这样辛苦一年，到过年时算下来老板给五块大洋让你回家过年。平时不开工钱，因为店主包吃包住。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父亲对出关赚钱抱着极大的幻想，可事实证明关外的钱也不好赚，他那么辛苦就拿回五块大洋给奶奶。奶奶抚摸着父亲带有冻疮的手说：“三啊，咱别去了，好赖能吃上一口饭，让娘守着你。”父亲的学徒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虽然钱没赚到多少，但磨炼了意志，学到了本事。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愿意离开故土远赴他乡求生存呢？回到家乡，生活依然十分窘迫，父亲想了个办法谋生路，和爷爷商量，全家人吃地瓜饱腹，省下面粉做成烧饼去集市上卖，换点零钱补贴家用。但天有不测风云，爷爷因积劳成疾得病去世，对这个家来说爷爷去世无疑是雪上加霜，什么长远计划都没有了。父亲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他让我大大爷给地主家扛长活，二大爷学做木盆，父亲自己去找一个姓姜的本家，求人家带他出关去东北，因为听说越往北走钱越好挣。旧社会让别人帮忙带出关里等于现在让人家帮忙给找个工作，你家一分钱不拿人家是不愿意带的。父亲给本家大爷磕头，请求带他出去，并誓言日后必将涌泉相报，最终说服了本家大爷，带他一起走了闯关东之路。

父亲于1926年来到满洲里，在木匠铺当学徒，一年就学会了木匠的基本手艺。学徒挣不了多少钱，只够自己的日常开销，于是父亲想自己单干，老师傅说：“你小子毛还没长齐就想飞了？”“不信你等着瞧。”父亲让我二大爷从关里来再带一个小工，于是三个人租了间房开了木匠铺。开始只是做凳子、桌子，铺子小没名气，做了一屋子凳子卖不出去。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买了张红纸，自己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大字贴在门板上。上联：店虽小价钱公道，下联：凳子稳桌子结实，横批：快来买吧。贴上对联果真有点作用，开始有人光顾木匠铺，我想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广告效应吧。经营上，父亲主张薄利多销，家具买两个就给打折，买的越多越便宜，最后给钱就卖，因为满洲里木材便宜，木匠只要肯多花力气就能挣钱。逐渐父亲接的活多了，钱也挣了一些，可以往家里寄了。

转眼父亲到了结婚的年龄，奶奶要给父亲张罗媳妇，父亲不同意，“先给大哥二哥张罗吧，我以后再说。”30年代初，父亲听说有个姓杨的人家从苏联回满洲里定居，杨家有个大姑娘待字闺中，他突然眼前一亮，认为机会来了。父亲托人去说媒，自称是做生意的老板，杨家长辈同意见面，父亲择日买了件长袍穿上去了杨府。

父亲见过杨老爷子，互相寒喧了几句，之后杨老爷子对父亲的家庭情况、生意情况进行询问。一听说铺面只有三个人，杨老爷子嘴上没说，心中却想管理三个人算什么老板，充其量是个小领班的。亲事当时没定下来，父亲心里有些没底，就去问媒人，媒人给的回答是等等再说。怕有人捷足先登，没过两天父亲买了两盒点心，一包苏式面包，穿了套西服，扎上领带，把自己装扮一番再次前去见杨老爷子。施礼就坐后，父亲在杨老爷子面前说起自己的铺面将来如何扩大、如何招工等。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这次父亲西装革履帅气不少，再加上说得有声有色，杨老爷子面带笑容地说：“等着听信吧。”

礼金送到，喜讯传来。1931年，我的父亲娶了我的母亲杨翠凤。大家都说，老三娶了一个洋媳妇，这话是不对的，我的母亲不是洋人，是归国华侨。遗憾的是母亲没受过教育，但眼界宽广，当时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母亲。

我父亲真有商人的头脑，娶了我母亲等于找了个聚宝盆，我母亲能说一口地道的俄语，她带来不少苏联客人到我家的木匠铺定做家具，不是光做凳子那么简单，大立柜、二节橱、五斗橱等都做了，父亲在岳父面前说的话真的变成了现实，铺子扩大了，雇了大工匠，工人也多了。

父亲很刻苦努力，他学会了画画和雕刻。他做的俄式家具上加了装饰图案，价格也跟着提上来了。有我母亲的帮助，我家木匠铺生意越来越兴隆。木匠铺要用很多材料、工具，上的货多了，没地方放，父亲就在木匠铺旁边开了一家五金杂货店，做好的各式家具也摆在店里卖。没几年我的大大爷、二大爷、四叔（做皮鞋的）、五叔都来到了满洲里。我的姑姑嫁到了哈尔滨。40年代初，奶奶也从老家来到满洲里。我们全家在父亲的努力下生活有了基本的改善，不用在老家挨饿了。

除特别标注外，本版图片由姜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