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962年）
□新华网新闻中心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
1961年4月8日，刘少奇到湖南省湘潭县许家垅（河东人民公社河塘大队长塘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时和社员许庆云谈话。
1961年5月4日，周恩来在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伯延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调查。图为周恩来在伯延人民公社和社员肖书义谈话。
1961，“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这期间，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随后，党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在条例起草和修订期间，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强烈反映的公共食堂等问题。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工业领域调整围绕降低钢产量等指标和整顿企业秩序展开。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经济工作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秩序，保证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为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是在经过一年调整、形势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还有很多思想疑虑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目的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大会的前一阶段是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这个草稿，毛泽东提议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直接印发大会，征求修改意见。经过与会者讨论，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报告包括三个问题：第一，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第三，党的问题。
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中，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958年以来取得的12个方面成就的基础上，特别指明了“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包括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农村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刮“共产风”和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等。
在“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问题中，报告指出，“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报告主要围绕“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展开。报告指出，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需要把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同分级管理的关系问题这样几个问题处理清楚。
关于“党的问题”，报告主要讲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经验告诉我们，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西楼会议、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刘少奇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主张。周恩来将陈云的意见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七千人大会之后，调整国民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在农业政策的调整中，一些地方进行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尝试，取得较好效果。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从1963年夏开始，各项建设事业呈现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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