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青云

 

20世纪80年代，汪青云（右）与门诊主任敖桂琴合影。

20世纪80年代，门诊医务人员合影，左起：汪青云、祝桂芳、敖桂琴、付芷玲、马英秀。

 

20世纪80年代，汪青云（左）与门诊主任敖桂琴合影。

 

20世纪80年代，汪青云在医院大楼前留影。

 

20世纪80年代，门诊医务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张淑清、夏玉杰、汪青云；后排左起：闫双全、刘树龙、李文祥。

 

 

三、铁路医院的沿线保健所

我实习期满后，时常被派到满洲里铁路医院下设的保健所工作，当时，每个保健所配置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清扫员。最远的保健所是赫尔洪得保健所，早晨我们坐3904次客车到赫尔洪得保健所上班，大约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下午三点多我们坐389次客车回到满洲里，通常到家时在晚上五点半左右。

在赫尔洪得保健所工作的时候，我们日常接触的铁路职工并不是很多，因为车站比较小，工务段和车务段的职工加起来一个班就三五十人。常来保健所看病的多是赫尔洪得周边的蒙古族老乡、铁路工人家属和无业人员等。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时期，到保健所来看病取药不需要花钱，所以我们的工作很忙，每天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因为保健所满足了沿线的老乡和居民就医的基本需求，所以他们对我们工作人员非常好，经常把家里种的蔬菜、新鲜的牛羊肉、在附近河流湖泊打来的鱼送到保健所来给我们，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有的时候住得比较偏远的老乡家里有老人或孩子得了疾病，他们会骑着马、套着车来请我们出诊，路程有十几二十里地，回来的时候常常误了时间，赶不上旅客列车，只能搭临时车回家。所谓临时车就是铁路上路过的货车，我们请车站发个调度命令，让货车在车站停下一分钟，我们利用这一分钟登上货车的守车（挂在货物列车尾部运转车长乘坐的工作车）或机车（火车头），上了守车还好，上了机车就不是很舒服了。当时的火车是蒸汽机车，机车上有三名工作人员，分别是司机、副司机和司炉。机车驾驶室里的大锅炉和三名工作人员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我们只能贴着边儿站在机车里，车门边上又冷又脏还很危险。机车里轰鸣声非常大，对面人说话的声音根本听不清。因为机车烧煤，打开炉门的时候炉火通红，烤得人脸生疼。列车在行驶过程中，就像爬行的蛇一样扭个不停，不掌握技巧站都站不稳。 

后来我被派到扎赉诺尔车站保健所工作，扎赉诺尔车站保健所离满洲里近多了，来看病的人也多。扎赉诺尔车站周围的居民多，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多。来保健所看病的人都没有大毛病，一旦有些病人比较严重保健所治不了，我们就将病人护送到满洲里的医院，满洲里的医院救治不了的，只能往哈尔滨或者齐齐哈尔的医院送。

满洲里铁路医院的保健所中条件最艰苦的是西油库保健所，在满洲里站的最西端，当时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家，只有几条油库的装卸作业线、一个小二层楼和一趟平房，数百名换油工人住在这里。西油库保健所在锅炉房旁边的一个小平房里，每天接触的都是换油工人。从宿舍走到西油库保健所大约得走两个小时的路程，而且进入现场前要经过公安人员和武警部队的检查，每个人进入现场都得带上工作证和通行证。

四、换装工人的辛苦劳作

那时换装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冬天时刺骨的寒风吹得人寸步难行，他们却在换油台上忙忙碌禄；夏天烈日炎炎，热得他们浑身是汗，但依然坚守在换油台上工作着。换粘油的时候，他们的身上粘的都是油，只有在沙子或锯末子堆上打滚后工人们互相帮忙搓才能把身上的油除掉一些。特别难的是冬天进口原油的换装，因为原油冻结了放不出来，要先把原油车推进大库解冻，换油工人等冻硬的原油稍微软化，能用锹挖动了，他们就钻到油罐车里一锹一锹地挖原油。因为当时条件不是太好，工人的工作服也不能及时更新，所以担心把工作服弄脏的工人就干脆光着身子钻到油罐车里，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为祖国作贡献。

五、幸福而艰难的家庭生活

我来满洲里工作第三年，也就是1963年，经同事介绍结识了火车司机苑喜礼。1964年我们结为夫妇，1965年有了我们的大儿子苑春光，1967年又生了我们的女儿苑丽霞。因为我身体不好，婆婆心疼我，说：“你带一个儿子就够难的了，把女儿就留在我身边吧。”就这样我把女儿留在了婆婆身边。1969年，我们又有了二儿子苑曙光，我们家一共有三个孩子。

那时，我家住的地方离单位比较远，在北区电报街靠北货场和汽车站间的一座木刻楞，夏天还好一点，冬天日子很难过，尤其是有了小儿子以后，我爱人休息时能帮我接送孩子，他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了，每天我背着小儿子，一手拎着饭盒，一手牵着大儿子来回过铁路，手忙脚乱的非常困难。过铁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来回倒站的列车或者进出站的火车，一等就要等好长时间，如果绕路花的时间更多。有人着急就钻火车过铁路，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从来不敢领孩子去钻火车，所以经常十几到二十分钟都过不去铁路。

当时我们医院有一个不大的托儿所，我上班的时候两个孩子就送托儿所，这两个孩子的童年就是在医院的托儿所度过的。每天中午我们娘仨都在这里吃饭，晚上我下班再一起回家。

后来，经单位同事帮忙联系，我们家搬到了道南三道街，就是铁路地区食堂对面的一个石头房子，这个房子面积比原来的大多了，有里外屋，美中不足就是冬天时非常阴冷。所幸的是这个房子离我们医院很近，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这样就免除了上下班的奔波之苦。

1973年，我们又搬家至气象街，条件要比三道街石头房还要好，虽然上班多少远了一些，但生活环境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