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

20世纪30年代，常彦卿与母亲合影。

 

2012年，常彦卿的女儿常崴克、女婿张希元（右一）、儿子常虹、侄女常青和原外运公司经理姜志超（左二）在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装卸科旧址前合影。

 

20世纪50年代，常彦卿、邱里虹夫妇与女儿常崴克、儿子常虹合影。

 

20世纪60年代，常彦卿、邱里虹夫妇与女儿常崴克、儿子常虹合影。

 

2012年，常彦卿的女儿常崴克、女婿张希元（右一）、儿子常虹、侄女常青在国门合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一开春，我循着革命前辈走过的道路，从嘉兴南湖开始了我的旅程。在这次红色之旅中，无数革命先烈和前辈的生平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展现在我的眼前，这些先烈和前辈中有一个人我非常熟悉，这个人就是我引以为豪的大伯父——常彦卿。

我的父亲常辰生有两个哥哥，大哥常彦卿，二哥常寅生，两个姐姐，大姐常郁文，二姐常俊文，一个妹妹，常彬。我与大伯父常彦卿接触仅有一次，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的大伯父来吉林省检查工作，我跟着家里人见到了他，那次见面，大伯父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2011年盛夏，我得知大伯父常彦卿生前留下了一份用毛笔手写的回忆录，非常兴奋，辗转寻来，顶着30度的高温坐在电脑前，将近4万字的行草体文章整理成电子版文档。回忆录里繁体字很多，这对于我这个50后来说，整理起来困难不小，但我依然执着地每天敲击着键盘。大伯父回忆录记述的历史就是这样精彩，让我废寝忘食。

这篇回忆录记述的是在1946年——1948年间，大伯父亲身经历的人民军队解放齐齐哈尔、中国与苏联在满洲里建立贸易关系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许多故事是鲜为人知的。

通过整理、阅读回忆录，我好像穿越了时空，与当年大伯父面对面。1946年，大伯父时年32岁。当年的大伯父高大帅气，一身戎装，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穿梭往返于解放区与敌占区之间，所作所为展现了他非凡的胆识与风采。以前我对英雄的认识是从影视作品上获得的，总有那么一些距离感，现在通过整理回忆录，大伯父帅气、机警、勇敢、睿智的形象跃然纸上，诠释了何为英雄，现在我和英雄的距离感没有了，英雄就在我身边。

2012年的十一长假，我与大伯父的女儿、儿子，即我的堂姐常崴克、姐夫张希元、堂哥常虹自驾出行一路向北，直至满洲里，循着伯父伯母的革命足迹作了一次红色探究之旅。一路上，我在大伯父战斗过的地方驻足、追思，我抓紧一切时间进行采访，了解更多大伯父革命生涯中的点点滴滴，大伯父的形象变得更加伟岸起来。

学生时期投身革命，几经坎坷初衷从未改变。

1914年，大伯父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没落的蒙八旗（镶黄旗）家庭。他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由于是旗人的长子，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读书的费用来自旗费。他聪明睿智，热情豪爽，刚直不阿，爱打抱不平，有着蒙古族汉子高大健硕的体魄，英俊潇洒的面庞，他学业优秀，记忆力超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期间，他曾经担任校学生会主席。1933年，他在哈工大学习期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因此他被日本侵略者的特高课列入黑名单而遭追捕，为躲避追捕他从学校的楼上跳下，因少年时学过武功，所以没有摔伤，得以成功脱身。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南下经由北平奔向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彭雪枫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山西参加游击队，并担任一个部队步兵学校的教官，后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任教。

得益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育，他的俄语基础非常好，加上他的聪明好学及以后的战时历练，使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俄语翻译家。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任教不久后，他被调入中央编译局工作，翻译出版了《合同战术》（刘伯承校对）、《怎样把日本武装干涉者赶出远东去》（肖劲光校对）、《战役学》、《参谋勤务》等十几部苏联军事著作。当年解放区报纸上登载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刘大将军太行山上校战书》，讲的就是刘伯承将军在指挥战斗的间歇为大伯父常彦卿翻译的《合同战术》一书原稿进行校对的动人故事。《合同战术》一书一直被家庭传承下来，至今还珍藏在堂姐常崴克的手里。

在编译局工作期间，大伯父与来自广西的革命青年邱里虹相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1941年元月，他们的女儿常崴克出生。1943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为伯父伯母都是来自敌占区的知识青年，没能躲过康生搞的整风扩大化中的政治审查，这是他们第一次被自己人审查和怀疑。此时，堂姐常崴克还在咿呀学语，有人把她抱到会场，教她说“爸爸、妈妈，你们坦白”，然而，这次经历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对党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1945年秋，大伯父被派往东北。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伯父调至北京，先后在外贸部、中国银行、外汇总局担任领导工作，他曾陪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参加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仪式，并将刊载这一重要报道的苏联《真理报》一直珍藏在身边。1960年，他又随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蒙古国，获得圆满成功。那些年，他一直在做与东欧及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对外经贸合作和援助工作，他的足迹遍布东欧诸国。直到文革运动开始，他这个有着多年外事工作经历的走资派被经贸部的造反派一脚踏翻在地，由当时的中央“三办”审查他的问题，并把他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那时堂姐常崴克在新疆某基地做核爆测试与研究工作，由于大伯父被审查，堂姐和姐夫被复原到沈阳某工厂当工人。堂姐每年从沈阳回京都带着儿子和从云南建设兵团回来的弟弟，去秦城监狱探望父亲。后来，大伯父又一次遭到诬陷，受到了更深的伤害。伯母邱里虹被经贸部造反派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放牛，伯母和堂姐始终坚信伯父对党的忠诚。

大伯父有严重的心脏病，在秦城监狱长期关押差点要了他的命。他在狱中靠背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籍坚强地活了下来，那段经历让他能将《资本论》的某些章节倒背如流。

1975年邓小平同志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党中央开始对文革中产生的各种错误拨乱反正，大伯父的冤案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外经贸部工作。开始党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只让他做顾问组长，这一切仍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大伯父把平反后补发的两万多元钱全部补交了党费。后来，他调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国与世界各国金融交往的事业中，直到1986年病逝，他革命的一生就此停步，享年72岁。大伯父去世时，中央有关领导致悼词。我在那年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大伯父去世的讣告，内心无比悲痛。

大伯父是我们常氏家族的骄傲。

□本版图片由常崴克、常青、王铁樵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