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彦卿
1960年，常彦卿（中方一侧左一）随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蒙古国。
常彦卿手稿之四
常彦卿手稿之五
1980年，常彦卿与美国总统卡特握手。
1980年，常彦卿与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在一起。
代表尼库林是三名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这个人表面冰冷，内心火热，是一个好心人。因为他的这个性格，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干部对他没有好印象，关系也不密切。例如，那位负责粮谷化验的主任科兹洛夫·斯卡雅同志是尼库林的属下，但在工作中很少看到他们在一起，这位负责粮谷化验的女主任倒是同不管粮谷进口的华西里同志常在一起。
关于科兹洛夫·斯卡雅同志，要说的就多了。这位女同志在粮谷化验工作方面确实有真才实学，她写的粮谷化验的专著可以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工作上同我们合作得很好，为我国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粮谷化验人员。
在开始粮运工作之后，为了加强口岸的粮谷化验工作和在内地各个粮谷收购站设立化验室，以减少次等粮食从口岸站的回运，我们急需培养自己的化验技术人员。在我的倡议下，征得科兹洛夫·斯卡雅同志的同意后，我们前后举办了三期粮谷化验训练班，由她在业余时间亲自授课。训练班学员除了我们选派的办事处的干部外，还有从绥芬河及内地各收购站派到满洲里来学习的人员。
科兹洛夫·斯卡雅同志对于粮谷化验的教学认真负责，教出来一批粮谷化验方面的人才，这批人工作后减轻了苏方在粮谷接收检验工作方面的压力。科兹洛夫·斯卡雅同志在满洲里工作两年多后，带着她在满洲里生的孩子和华西里一同回国了。
我国的粮谷化验队伍如果从满洲里开办的训练班时间开始算起，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也就是1947年初就已初具规模了。
出口粮食的第一列火车
我们到达满洲里后十天左右，从哈尔滨发来了第一列火车面粉。列车是夜里十点钟以后进的站，为了把空车尽快放回去，我们当天夜里必须把整列车的面粉卸下来，当时我们在满洲里市里雇了数百名装卸工人，还从铁路员工中又动员了一些人，人手充足，于是连夜开始卸车。因为当天夜里苏联的空车没有到，所以只能将面粉卸在仓库里。
当天夜里气温降到零下六十度，我又没有穿毡疙瘩，脚上只穿了一双马靴，在站台上工作了不到三个小时就把脚冻坏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我的脚痛得不能下地了，左脚的五个脚趾头肿得像五个胖娃娃挤在一起，只好请来医生上药，在家里静养。这样治疗了四五天我才能下地走路，恢复工作。从此以后，再不敢忘记穿毡疙瘩了。
第一车面粉苏方代表接收并运走后，双方签署了交接证件。交接证件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东西，我们把交接证件的内容反复研究之后，觉得确实科学，符合工作需要，比我们在解放区里打收条的办法更好。不过，交换证件上只有俄文没有中文，这是一个缺点。经过我们同苏方代表研究后，他们同意新的交接证件改用中俄文对照。由于修改印刷交接证件很简单，很快新的交接证件就投入使用了。
是展开批评还是加强联系
运粮列车的数量越来越多了，为了装卸车，大家往往要整天整夜地工作。我方增加了办事处工作人员、装卸工人和铁路员工的数量，通过两班制确保装卸工作的正常运转。但是苏方口岸代表机关没能及时调来干部，苏联铁路方面在满洲里车站协助工作的员工也没有及时增加名额，这使他们的人员虽然夜以继日辛苦工作，但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有时我们装车的工人已经到位了，但他们不是干部未到就是苏方的空车厢没有调送到换装线上。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之后，贾石同志提出建议，他认为中苏双方代表应该三天开一次会，检查工作，展开批评，必要时应作检讨，然后共同议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并严格遵守。
我和他的看法稍有分歧，我认为双方会面总结前三天的工作，得出对双方有益的经验，并共同制定下一步计划是可以的，但不该采取批评检讨的形式，就算实质上是在进行批评，但在表面上也没必要提批评这个名词。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按照党内开小组会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虽然都是党员，但终究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党员，不可能像在自己同志间那样展开批评活动，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同时，我认为开会固然重要，但因为我们的工作太具体了，所以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加强必要及时的联系。他坚持他的意见，并说他是处长，应该是他说了算，看来只好让事实来说明一切了。
批评检讨碰头会开了，但碰到的对象是富有经验的苏方首席代表克鲁格洛夫同志。我们觉得在开党的小组会，人家认为是在进行谈判。我们是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人家是在批评我们并讨论今后的工作方法。贾石同志认为对方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并不停地发言批评对方。最后把对方搞得不耐烦了，苏方代表说：“我们会面的目的应该是讨论如何改进工作并确定今后的计划，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空谈上。贵方对于具体工作有何宝贵意见请提出，如贵方意见已全部讲出来了，则我们的谈判可就此告一段落。请大家入座，用茶点。”
这以后碰头会也不坚持进行了，苏方常以没有时间为借口推掉碰头会。碰头会开不成，具体工作问题只好通过电话联系或同他们某一位代表会面洽谈。
常彦卿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国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交通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董事长常彦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6年12月9日下午4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常彦卿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中，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大半生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对外经济联络和国际金融工作。他的逝世是对外经济贸易和对外经济联络工作的一大损失，更是中国银行的一个重大损失。
常彦卿同志，蒙族，1914年12月生于吉林省永吉县。1933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反帝救亡运动，是反满抗日积极分子。后因被日寇列入黑名单，1937年4月由组织安排转移，几经周折8月到山西，经彭雪枫同志介绍参加八路军，先在五台山苏子坡十八集团军陆军随营学校学习，后任指导员，曾被派往离石地区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日斗争。1938年初，八路军随营学校迁往陕西洛川，常彦卿同志任该校科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常彦卿同志被调到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编译科、军委编译局工作，翻译了《合同战术》《战役学》《参谋勤务》《怎样把日本武装干涉者赶出远东去》等十几部军事著作，对部队教育训练以及军事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胜利后，常彦卿同志去东北先后任西满军区作战科长和对苏军的联络代表。在解放齐齐哈尔和昂昂溪的战斗中，曾三次潜入敌军据守的齐齐哈尔侦察，对战斗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此后，历任西满军区齐齐哈尔军法处处长、黑河公安处处长、满洲里铁路军事代表、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副处长、满洲里口岸管理局局长兼满洲里关税局局长等职。在此期间，他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工作，对满洲里的开发和建设以及我国早期对苏贸易作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
1949年秋，常彦卿同志调到沈阳，先后任沈阳外事处处长、外贸局副局长、东兴公司总经理等职。新中国成立不久，他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与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会谈工作，后又参加了中苏经济贸易第一批项目的谈判。
1950年冬，常彦卿同志调往北京，先后历任外贸部条法处处长、成套设备局局长、成套设备总局局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委员及党组成员等职。在此期间，常彦卿同志在与各国多次交往中，为开展我国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以及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建设，为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常彦卿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多次遭到批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狱达七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迫害和摧残。在逆境中，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精读《资本论》，对党和共产主义坚信不疑，随时准备为党继续工作。
党和人民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使常彦卿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他衷心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自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他担任外经部顾问组组长和1979年调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副董事长，以及交通银行董事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董事长、国际金融学会顾问、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北京昆仑饭店董事长等职期间，带病坚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金融交往，为加强我国的外汇管理和体制改革，促进中国银行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常彦卿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在严峻的斗争环境和繁重的工作任务面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无私无畏，从不退缩。他在工作中敢于开拓，善于打开局面，不居功，不诿过，从不推卸责任。他对人坦诚豪爽，刚直公正，关心下属，团结同志。他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严格教育子女。
常彦卿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完）
□本版图片由常崴克、常青、王铁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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