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彦卿

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驻满办事处模范工作者合影。

常彦卿手稿之三。

 

1949年，欢送苏联同志回国，前排左二为常彦卿。

 

1950年，中贸满洲里口岸管理局干校全体学员摄影纪念。

 

常彦卿在国外主持谈判。

 

1948年，商业部驻满洲里办事处全体功臣及各单位负责同志合影，第二排右9为常彦卿。

 

 

 

苏联红军从东北撤退时，在满洲里车站委派了一名站长。这位站长是一名苏联公民，日本投降后新加入苏联国籍的。为了了解他过去的工作经历，我们进行了走访调查。据站上的员工说，这位站长原是无业游民、酒鬼，对铁路业务毫不了解。

我身为铁路军事代表，对车站上的工作当然是要过问的，这样就免不了和站长打交道，但这位站长对我方的要求毫不买账，他的理由是未接到中长铁路总局的指示。最气人的是我们办事处里需要安装两部电话机还得经他批准，而他硬是从中阻挠，蛮不讲理。我要求站上清理站区内的线路，以便迎接即将开始的运输任务，他也以未接到总局的命令为借口挑拨员工们拒不执行。 

所有上述的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采取严厉手段，运输工作是无法开展的。当时全体的外籍员工都不拿我这位军事代表的命令当回事，而全部的中国员工则抱着观望态度。我要求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不说做也不说不做，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只要苏联籍站长答应了，他们就无条件执行。

我找到苏联籍站长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要求他无条件执行我的命令，努力完成即将开始的运输任务，并说明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是对中苏双方都有巨大利益的。可他仍然是公事公办，态度蛮横。我最后警告他如果继续顽抗，拒绝执行我的命令，不同我们合作，我只好革除他站长的职务。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我太缺乏常识了，他说他这个站长的职务是中长铁路总局任命的，除了总局长之外，任何人无权撤他的职。

我一气之下当时就召集站上中外全体员工开了一个会，宣布了撤职的决定。但他仍然耍无赖，他说我无权撤他的职，他将继续上班。我说：“你要敢来，我就按扰乱车站的业务罪名把你抓起来。”

开完了大会之后，我写了中俄文的布告贴在车站售票处的墙壁上。同时，向哈尔滨铁路总局的吕正操同志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作了详细的报告。吕正操同志同意了我处理的意见。

这个家伙第二天照样又来上班，正好我在，我要他赶紧走，他不服，和我吵架并骂我。这事处理起来很简单，我喊来两名战士将他逮捕、拘押起来。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苏联驻满洲里的领事馆了，领事馆的秘书要求见我，我同意接见。秘书与我见面后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抗议，认为我侵犯了苏联公民的人身自由，要求我马上释放站长并向他们表示歉意。

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这种性质的抗议我拒绝接受，这名站长是铁路工作人员，我是军事代表，他是我的属下，他抗拒了我的命令，我自然有权按照军事代表的权限加以处理，这是任何人都无权过问的。

他则强调说不管怎样这位站长是苏联公民，即使有什么问题应该先同领事馆谈清楚，由领事先生做主处理，不应该不经商量就逮捕拘押。因此，要求我马上将人放出来，交给他带回去由领事处理。

我非常生气，质问他们的领事馆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驻外机关，还是沙皇帝国的代表机构。他回答是苏联的领事馆。我问他既然是苏联的领事馆，为什么还咬住治外法权条例不松口，难道苏联政府指示他们按照不平等条约办事吗？

这位秘书无话可说了，于是我也就起身送客。他临走时还威胁我说要向我们的最高权力机关提出抗议。我则告诉他，必要时我还要把这位站长先生送交哈尔滨铁路运输军事法庭，定他一个扰乱军事运输的罪名。

这位秘书走了，站长继续拘押在我们办事处里。第二天，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又来电话，提出领事希望同我见面，我没有理由拒绝，只好同意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去了苏联领事馆，领事马上接见了我。原来是老朋友，在我们解放齐齐哈尔时，他是苏联驻齐齐哈尔的领事，为了处理在我军进城后还有三十几个敌伪潜伏人员窝藏在苏联领事馆里的问题，我曾与他有过接触。在我们逮捕那些残匪时，曾搜查了领事馆，并同这位领事本人进行过严肃的谈判。虽然开始时他气势汹汹、派头十足，又搬引国际法，又提出严重抗议。但在问题处理完毕并经说明利害之后，他则表现得颇为谦虚，也很感谢我们将他从巨大的危险中挽救出来。

事情过去了半年，想不到又在满洲里重逢了。会见之后，大家都很高兴，谈到那位被我拘押的站长的问题时，领事只提出希望我把那位“宝贝”释放了，以免引起车站上其他外籍员工的不安。我表示可以释放，但那位站长必须马上离职，今后再不许干预车站的任何工作。同时，希望领事先生教育车站上的全体苏联籍员工努力工作，特别是要同我这个军事代表合作，胜利完成运输任务。

为了使领事了解事实真相，我将我到达满洲里之后所开展的几项工作，以及同那位站长反复交涉的经过和站长的表现等概略地谈了一下。最后，我也谈到了我的决心和请示哈尔滨铁路总局并得到指示的经过。

当我告别时，双方已谈得很融洽了，领事也答应今后在工作中有需要时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所能及的支援。

回到办事处后，我马上将那位站长提了出来，问他还敢到车站上去捣乱不了，扣押了他两天，也老实一了些。于是，我又批评了他几句，告诫他以后必须安分守法，然后放他回家了。

苏联驻满洲里的贸易代表

我和贾石同志到达满洲里没有几天的工夫，苏联方面的贸易代表也到了。他们来了三个代表和一些工作人员，为首的是苏联对外贸易部的代表，姓克鲁格洛夫；第二名是华西里，苏联远东进口贸易公司的代表，处长级的干部；第三名是尼库林，苏联粮谷贸易公司的代表，记得好像是个处长级干部。

第一次会见是我和贾石同志出面的，我算是中方的副代表，但实际上是干翻译员的活儿，不过所谈的问题都是我们事先研究好了的。第一次会见双方共同研究一番工作，对运输工作如何准备、如何进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然后就散会了。

苏联的三名代表中，那位首席代表克鲁格洛夫同志在第一次会见中就没有给我留下良好印象。在双方研究问题时，他从开始就表现得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当时会见似乎不是在商量、研究，倒好像是在开会，而主持会议的就是他。他自始自终是以会议主持人的姿态、语气发表意见并作出决定，他滔滔不绝在发表意见，我连给贾石同志翻译都来不及，好不容易插空子将我们的意见讲出来了，他则一直地说“对对对、好好好”，等到他发表决定性的意见时，对我们的意见半点也未考虑。我们当时对外工作尚无经验，加之他所提出的办法也不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也就勉强同意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工作之后，我和他们逐渐熟悉了，了解到这位首席代表还是一个好人，缺点是爱吹嘘自己、爱戴高帽子，工作经验有一些，只是缺乏深入基层的工作经历而已。

据他们的另外两位代表讲，这位克鲁格洛夫同志曾经是个大人物，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来到满洲里当起了贸易代表。

华西里同志是掌管苏联出口物资的代表，他对人热情、诚恳，工作也积极努力。他在苏德战争期间一直在军队里工作，德国法西斯投降后马上被调来东北。他是苏共1924年——1925年的党员。我在满洲里的整个工作期间同他处得关系最好，在工作上他也能很好地同我们合作。

华西里在战争期间四五年没有回家，德国投降后又马上调来东北，单身汉的生活过得久了，免不了容易出现个人问题。和他出现问题的女性是苏方的粮谷化验主任柯兹洛夫·斯卡雅，她原来的丈夫在战争中牺牲了，无儿无女，单身一人。那时站上的货物换装工作非常紧张，为了组织、检查并及时解决换装工作中的困难，有时我们必须在换装线和仓库之间整夜的跑来跑去。当时气温降至零下四五十度，特别是在夜里气温有时到零下六十度，我们冻得全身麻木了，不得不到搬道工人的小房子里去取暖。房子小，人多，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们就这样产生了感情。最后拖到这位女同志的孩子生下来，苏联国内才批准了华西里同原来妻子离婚，跟这位女同志结婚。

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当然是不好的，既不会同情也更谈不到谅解。但是，他们的上级最后都批准了他们作为合法夫妻。我们虽然想不通，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有各的生活习惯，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应用实践有各自不同的认识。

 

□本版图片由常崴克、常青、王铁樵提供